只有苦难是不够的:《1942》缺点什么?

尹鸿 原创 | 2012-12-24 11:13 | 收藏 | 投票

  《1942》在2012年的中国影坛上,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无论其创作的严谨或是制作的精良,无论是题材选择之惊心动魄、美学态度之庄严肃穆,或是艺术风格之统一完整、视听语言之精雕细刻,都体现出作品远远高出国产电影平均水平之上的艺术品质和社会价值。但是,这样一部万众期待的作品,尽管从一开始就造成了奔走相告的影响力,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票房效果。虽然票房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一部影片的价值,但是却反映了这部影片在观众关注度与需求度之间的落差。当我们冷静地看待这种落差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看到落差反映出来的某些值得思考的美学问题。

  表现人类灾难的电影不少。抛开作为一种类型存在的灾难片不说,纳粹集中营也是电影中常常表现的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题材之一。受到全球观众广泛喜爱的同类题材影片《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伪钞制造者》《生死朗读》等,以及以监狱冤案为题材的《肖申克的救赎》等监狱片,虽然都深刻地表现了罪恶、残酷、人性挣扎和绝望,许多场景甚至触目惊心,让人不忍卒看。但是,这些影片在表现人类所遭遇的巨大灾难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搏斗者、救赎者、超越者或者忏悔者的视角,表现他们用勇气、智慧、牺牲、担当、良心去面对苦难,去帮助受难者,正视罪恶,最终完成对罪恶和苦难的超越,如同在一片黑暗的天空中发现了一颗星星的光亮,不掩饰黑暗但却突出了人性的伟大。这种叙事策略,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商业考量,希望电影不因为过度压抑而失去观众和市场;但另一方面,我更愿意认为是出于一种美学考虑,希望电影不让观众在巨大的银幕上重新陷入地狱的阴森,而是在绝望中能够看见人性的星光和救赎的希望。正是因为这些影片中,这种黑暗的越狱者形象的坚毅、独特,甚至有些受难者的崇高,不仅让观众了解和认识到人类历史上这些惨绝人寰的罪恶,而且也或多或少地植入了对未来正义和人类自我救赎的信心和希望。事实上,许多观众之所以对这些影片刻骨铭心,的确不仅在于苦难,更在于这些面对巨大灾难和牺牲时人性所显示出的不屈不挠的挺立。从这一点来说,《1942》或者过于沉浸在苦难中不能自拔,几乎没有一丝亮色和一点透气口,其影片透露的那种绝望的气息,多少会让观众有些审美上的畏难情绪。

  亮色当然不是粉饰历史,更不能伪饰历史,不能人为地为历史加上光环,但是选择从什么视角去表现历史、开掘题材,仍然体现了创作者的一种美学选择、美学态度。当年曹禺在《雷雨》的大悲剧中,曾经创作过一个周朴园心灵忏悔的尾声,试图为陷入命运悲剧深井中的观众留出一片希望的天空;鲁迅那样自认为“冷酷”的作家也会在小说《药》的结尾留出一点亮色的象征。其实,这都是一种对苦难的自觉的美学超越。正如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过一段话:“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从这个角度看,《1942》给我们一个启示,对于电影来说,仅有苦难是不够的,或者说仅仅讲述苦难是不够的,更重要地是需要表达一种面对苦难的态度。天空越黑暗星光更明耀,黑暗之中的星光反而会成为观众心中一盏长明之灯。

个人简介
尹鸿 教授 1961年生,重庆合川人。文学博士 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兼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个人简历 1982年、1984年先后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1989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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