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下层生存的社会生态

孙立平 原创 | 2012-12-26 13:45 | 收藏 | 投票

  在利益关系调整与社会结构优化过程中,“补低、扩中、调高”是基本的政策取向和思路。在这当中,补低既是防止社会过分两极分化的重要措施,也是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补低”的政策思路中,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对城乡特困群众的救济救助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三项最基本的措施。在过去一年多里,一些相关的政策已经在陆续出台,如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适当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适当提高城市低保对象的补助水平等。与此同时,中央财政较大幅度增加了低保补助,由2000年的8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12亿元。从2006年1月1日起,再次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标准。残疾军人的残疾抚恤金、烈属的定期抚恤金、“三红”的生活补助标准,平均分别比2005年提高了30%、18%和18%。这是1998年以来的第8次提标。企业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采取“一次出台,三年连调”的方案,即2005年、2006年、2007年三年连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固然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但要根本改变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仅仅有再分配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切实的措施,改善其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如果不这样,其脆弱的生存状态就无法改变。

  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最重要的是谋生的机会。而谋生机会是存在于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上海人原来有这样的说法:如果生活在浦西老城区,即使是夫妻两人都没有工作,每天煮100个茶叶蛋卖出去也能维持一家生存;但如果搬到浦东,居住条件可能确实改善了,但同时也可能煮20个茶叶蛋也卖不出去,一家人生计就成了问题。对于自然界,人们有这样的说法:水至清则无鱼,即鱼必须是生存在一种生态系统中的。就人类而言,人们谋生的机会则是存在于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之中。因此,要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就要保护这个社会生态系统。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今天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中,人们生存的社会生态,特别是贫困群体生存的社会生态,不仅受到普遍的忽视,甚至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对城市发展追求一种美轮美奂的效果,将达不到规定营业面积的小饭馆、食摊一律取缔。这不仅对市民的生活非常不便,而且也使很多人失去谋生机会。而在这种追求之下,一切有碍观瞻的事物,如棚户区、城乡结合部等,都在改造清除之列。而事实上,这些地方可能恰恰是下层民众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西方发达国家,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能力都远远高于我国的情况下,也不能将贫民窟全部改造掉。原因就在于,这是下层群体的安身立命之所。

  对于自然界而言,水至清则无鱼,即鱼必须生存在一种生态系统中。就人类而言,人们谋生的机会则存在于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之中。因此,要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就要保护这个社会生态系统。

  近些年来频繁发生的城管与摊贩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城市管理与下层谋生机会的冲突。不幸的是,这种冲突并没有在有效的城市管理下得到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样的冲突因为涉及到生计,冲突本身就会带有一种更为暴烈的特征。

  如去年夏天众所周知的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李志强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事实上,游商与摊贩,历来是下层谋生的手段之一。城市之所以叫城市,其中的市就是市场之意。在现代社会中,交通量的增加,城市发展对于环境和审美的需求,以及复杂的城市生活对于秩序的需求,使得城市管理与下层谋生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但这种矛盾原本是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来缓解的,而并不一定通过一味牺牲弱者的生存机会才能实现。如一些城市实行的分路段分时间对摊贩进行管理的措施,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很好的方式之一。

  当然,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的改善,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就业才能实现。从1992-2006年,我国总人口增加了1.4亿,新增劳动力大约1亿多人。在正规就业人员总数未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这1亿多新增劳动力主要进入失业和灵活就业的自由职业者队伍之中。在正规就业之外,涌现出大量的非正规就业者和失业者,这是近年来我国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就目前来看,我国非正规就业和失业、待业人口至少在1.5亿左右。如此庞大的数目已经撵上和正在超过正规就业的大约1.4亿人。大量的非正规就业人口,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生存状态处于极其脆弱和紧张的状态之中。

  目前,有很多因素制约着困难群体生存的社会生态的改善,如当前我国苛刻的工商税收门槛,不合理的管理政策,过高的金融服务业门槛,导致我国大批的劳动就业群体难以进入合法的企业部门,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如全球化过程和现有体制的某些制度安排等。

  入世以来,中国吸收的外资不断增加,工厂、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使得农村生产关系发生裂变,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涌入城市,成为新兴工厂的工人。在全球化影响下,这些农民以农民工的形态成为全球劳动力资源的一部分,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进行竞争。但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阶层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具备要价的权利。在中国劳工更多地被融合进世界经济的同时,中国的劳动标准却在降低。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农民及农民工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将更加弱势,更加被边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弱势的地位,往往使得他们即使是在面临有利市场条件时也很难为自己争取利益。在2006年底,我国粮食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的趋势,但农民从粮食价格上涨中获得的好处却非常有限,以至于有人说农民缺席粮价上涨利益链。

  据《新世纪周刊》的报道,粮价上涨后,粮食流通各个环节均有获利,而作为粮食的生产者,农民们并没有得到价格上涨后的回报。农民只能获得粮价上涨总利润中的15%~20%。其原因在于,粮价的上涨主要发生在11月之后,而一些产粮大省在10月下旬即已完成夏粮收购任务。许多媒体称,中国储备粮管理公司这样的政策性垄断企业 (包括中间流通环节的企业)是粮价上涨的祸首,并涉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据悉,作为守卫中国粮食安全的中国储备粮管理公司,2006年收购了40%的夏粮,而在后来的顺价抛售中,由于中储粮控制了粮源,从而刺激了粮食上涨。这个事件表明,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博弈能力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群体生存生态的保护和改善,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的事情,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需要他们自身的介入和参与。

个人简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90年代初,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著有描述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处境的《断裂》、《失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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