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将大饥荒这悲惨的一页永远翻过去

韩和元 原创 | 2012-12-03 10:04 | 收藏 | 投票 焦点关注

  摘要:人民所拥有的民主权利与其能够获得的经济保障是呈正相关性的。民主权利的拥有既意味着经济保障的获得,反之民主权利的缺乏必然导致的是经济保障的缺失。

  冯小刚的“一九四二”上演了,随着这部电影而来的是,关于大饥荒及其带来的种种话题也被无情的抛到了每个人面前。《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也于2012年的12月1日在其微博发表了他的一些感慨,他说“父母都是河南人,80几了。今回家探望,问:记得1942年吗,饿死人了没?父说记得,咱村没死人。母说,好可怜啊,你叔他家如何如何,父不高兴了,道:你说的那是1960年,42年你还没嫁过来呢....往事不堪回首,惟有感慨和祝愿:对中国来说,大饥荒悲惨的一页永远翻过去了。”其实胡总的这条微博包括的信息很大,一是于河南不仅1942出现了大饥荒,其后又再次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而情况甚至更严重;二是大饥荒是怎么造成的呢?三我们是不是已经彻底的将这一页给翻过去了呢?如果还没有,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翻呢?

  胡总的微博中隐含的第一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观察范围,本文的视角不局限于某国某地。正如本文将要在后面提及的,这种灾难不是某国某地的专利和特有现象,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曾发生过,甚至至今还在发生着。因此本文考察的不是某国某地的某一具体事件,而是世界范围内所普遍存在的这种现象。故,对于胡总微博中隐含的第一个问题,在本文中我将不再提及。

  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大饥荒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对于这个责任归属的问题,人们习惯于将其推诿给“天”,说造成饥荒的元凶是天灾。对于冯小刚电影里提及的1942年的大饥荒,人们是这样解释的;胡总微博提及的60年代的大饥荒,人们也是这样解释的。当然,大饥荒不是中国的特有物,这种解释也不独中国特有,事实上英国人也是如此解释当年的印度大饥荒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印度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对于这种灾难的出现,当时的英国人给出的解释是——天灾。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无可否认,那就是当时印度的确连续两年大旱。但值得玩味和于上述情形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从英国殖民统治里挣脱出来完全独立后的印度,再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虽然自然灾害继续存在,甚至比当时(1945-1946年)更为严重。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人会将其归功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必然是粮食的增产。但事实呢?

  2010年2月25日中国农业信息网的一则新闻提到,据印度政府当时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季风降雨创下了三十七年来的最低水平,导致夏粮减产。该份报告显示,2009/10年度(7月到次年6月)印度粮食产量有望降到2.1685亿吨,低于其上一财政年度的2.3447亿吨。

  那么这个2.1685亿吨是个什么概念呢?据联合国2009年的数据显示,该年印度总人口数达到12.0328亿。我们以粮食总产量除以总人口数可得,于2009/10年度印度人均粮食量应为180公斤/人。这又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我国建国后最困难的年份是1961年,而该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为207公斤/人。也就是说我们最困难的年份的人均粮食产量,亦高于2009/10年度印度的人均粮食产量27公斤。从这一数据可见,科技进步足以抵消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影响的论据并不成立。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同期的朝鲜。据韩国农业振兴厅“估计”的数据,2008年朝鲜的粮食总产量为431万吨,高于此前WFP和FAO方面所给出的预估数421万吨。而朝鲜方面向WFP和FAO提交的数据则为501万吨。根据联合国2008年的数据显示,朝鲜总人口为2400万。以韩国和朝鲜两方面给出的数据,我们可得2008年朝鲜人均粮食产量介于179公斤/人-208公斤/人之间。可以看出2009/10年度的印度,与同期的朝鲜的人均粮食差不多。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期的朝鲜人民正处于饥荒中,而人均粮食相近的印度却并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况呢?

  从这可见,饥荒的发生显然不仅与自然灾害相关。那么还与什么相关呢?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印度着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给出的解释是,饥荒更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相关。事实上实证数据和大量的历史事实,也向我们证实了这点。那就是,于世界历史来看,大规模的饥荒从没有于有效运行着的民主体制国家中发生过,不管这个国家是富裕的美英,还是贫穷的印度。饥荒反倒是习惯于经常性的光顾如下三种统治形态的国家和地区。

  首先是那些深受殖民统治的殖民地,在这种统治形态下,所爆发的最为典型的大饥荒有,于1845年至1852年间爆发的爱尔兰大饥荒。在这7年的时间内,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其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另一场典型的大饥荒则爆发在英国殖民者控制的印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1946年,因为连续两年的大旱,严重的饥荒又一次出现了饥荒。

  其次则是专制威权国家,在这种统治模式下所爆发的最为典型的饥荒有,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的大饥荒。俄罗斯当局承认,当时苏联的大饥荒至少饿死五千万至六千万人(这一数据可能包括发生于1921、1932、1946年的三次大饥荒,但有学者认为单1932-33年这次大饥荒,死亡人数的保守数据为3000万)。其中单该次饥荒的发源地、亦是该次饥荒的重灾区的“苏联粮仓”乌克兰一地,就有多达750万人死于饥饿。此外,于柬埔寨在前红色高棉政权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该国共饿死了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

  此外,这种情况也普遍的发生于那些军事独裁制的国家,如上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的埃塞俄比亚就是突出的例子。该国爆发于1972-1973年的大饥荒,造成了近20万人死亡。但这远不是终结,到1984年饥荒再次来袭,而这次的饥荒则造成了至少100万人死亡。

  那么造成这种截然不同局面出现的根源是什么,关键在于政治体制。于阿玛蒂亚.森看来,在包括殖民者、军事独裁者在内的威权主义国家里,其统治者自己是绝不会受到饥荒的影响的。也正是因此,他们也就丧失了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反倒是民主政治体制国家,政客们需要赢得选举就必须讨好选民,因为那些选民握有决定他能否获取权力的选票。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可以置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长期饥饿的政府,还能够获得足够它上台的选票。也正是因此,政客们将有着更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并以此来防止诸如饥荒这样的人道灾难的发生。虽然我们也相信,这并不足以说明民主政体的政客,就比威权主义下的统治者更富同情心。事实上他们跟威权主义政体的统治者一样,他们所关心的,显然不会是人民的死活,而只是权力。但与威权主义政体的统治者不同的是,他们要想获得权力就必须得做好这一切,并以此来赢得选民手中的选票。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民所拥有的民主权利与其能够获得的经济保障是呈正相关性的。民主权利的拥有既意味着经济保障的获得,反之民主权利的缺乏必然导致的是经济保障的缺失。也正是因此,于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而言,要想将大饥荒这一页彻底翻过去了,就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那就是人民必须获得更多的民主权利。只有人民在获得了足够的民主权利之后,他们才能获得与之对应的经济保障,才不会再次发生诸如印度大饥荒这类的人道灾难,大饥荒这一页才能得以彻底的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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