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大一统对文化个性摧残严重

杨念群 原创 | 2012-12-06 11:56 | 收藏 | 投票

  刻着皇权烙印的康乾盛世与清朝士人精神世界

  康乾盛世”在政令、文化等各方面真正实现了“大一统”,但这一局面是以传统士人精神世界的崩塌为代价形成的,因而无处不深刻着皇权的烙印。

  历史上唯一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盛世

  “大一统”是历朝政治家潜心追求的目标,而以往政权都没有真正实现“统一”。至于原因,一是权力分配不够集中:朋党、外戚、宦官、权臣、地方割据政权不时威胁着皇权的统治地位。但清朝通过高度的中央集权,做到了政令出于王者,完成了对疆域的广泛拓展和完整控制。

  二是文化政策的不统一:尽管汉代就提倡“独尊儒术”,但儒家长期以来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统治的政策,而是不断与其他思潮争夺文化统治权。更何况,很长时间内儒家作为一种主导的管理方式并未能够深入到民间。南宋年间,由于大儒朱熹的倡导,立庙、祭拜祖先的特权由皇家下移到民间,私人立庙、撰写族谱,设族长、族规的风气大盛,宗族势力在民间发展起来了。借助这一势力,儒家在宋明以后才逐渐深入到底层社会。清朝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思想,特别是扶持宗族势力的拓展,通过对宗族的控制完成了文化政策的统一。

  历朝各种政治弊端基本得以避免的盛世

  乾隆帝在70岁时曾写《古稀说》,宣称本朝避免了各朝难以避免的政治弊端,包括“强藩”、“外患”、“权臣”、“朋党”、“外戚”、“女宠”、“宦官”、“奸臣”。除了晚年“和珅案”,乾隆的这个论断大致是可以成立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秦汉以来的朝代,多是皇帝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共同治理国家,也就是“皇帝-宰相(丞相)制”。这一制度运行1500年后,被明太祖朱元璋给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内阁制”,由一帮大臣共享相权。等到康熙时,他感到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知道真实的民情政风呢?于是,康熙开始让地方臣子打秘密小报告,内容除了当事臣子和皇帝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君臣之间你来我往,把事情都商量好了才交给内阁奏议、照办。这样,内阁的权力不断边缘化,最后只能管一些边边角角的小事,皇帝得以完全把控权力。这就是密折奏报制度。

  随着“宰相-内阁制”向“密折-军机处”体制的转变,康乾盛世的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猜疑心重的雍正为维护统治,还创造了一个机制:秘密立储制。生前写好接班人的圣旨,秘密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又复写一件副本随身携带,群臣都不知道这事。雍正猝死后,亲信重臣找出皇帝随身携带的密旨,和匾额后的圣旨核对。这样,弘历毫无争议的成为了乾隆帝。

  此外,清朝采取了“因俗而治”,即“一国多制”的边疆政策,还打破了“夷夏之辩”对少数民族歧视的传统价值观。既有效解决了边防问题,也最终取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传统士人精神世界近乎崩塌的盛世

  满清以“夷族”入主中原,面临着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事实上,明朝遗民以各种方式反抗清王朝统治。杨念群教授举例说:在诗歌、书法、绘画上,经常以“残山剩水”的意境入画入诗,书法上故意少写一笔——以示家破人亡。这意味着,清政府的合法性遭遇到掌握着“道统”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林的反抗。

  为解决这一问题,康、雍、乾三朝采取了软硬两手。

  硬的一手就是大兴文字狱。在历史写作、个人言论上有很多的禁忌,稍有不慎就因言获罪,《四库全书》总编撰纪晓岚都不能幸免。因此,很多士人不敢有个性化的表达,明代还有很多自述,心情,对道、义理的了解,到了清朝则变成了年谱,就是流水账。

  软的一手:在皇帝亲自安排干预下,启动大型文化工程,将私人书写转换为国家工程,从而把对历史的判断标准集中到皇家手中。各种编纂工程启动后,官修书籍达170多种,最为着名的是《古籍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各种农书、医书、植物学等冷门学科的书籍也得以整理,史学和典章制度的编纂达到高峰。

  在国家编书过程中,征书成了禁书的幌子,很多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历史文献被销毁;同时,鼓励窜改历史,以示政治正确;不停敦促地方上报禁书,从而培养了地方官僚控制舆论的嗅觉,地方官僚为迎合上意,甚至不惜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所有的文化工程,在清朝的框架下,都是政治的表达,而非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软硬两手这样一来,皇权意志渗透到士人的精神世界里,少有士人守护着“道统、良知、批判”的传统精神世界。

个人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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