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地区馆藏铜镜的初步研究
李菲
（十堰市博物馆，湖北十堰442000）
十堰地区所辖各市、县博物馆、文管所，历年来一直注重对铜镜的征集与收藏。随着本地区文物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历年征集及出土的铜镜不断增多，本文现根据各馆藏的百余件铜镜，综合十堰地区馆藏铜镜成果加以介绍并作浅要分析，阐明本地区几个历史时期铜镜的类型、年代及特点。
在整个十堰地区馆藏铜镜中，其中一级品5件，二级品7件，三级品30件。现精选出各时期有代表意义的铜镜31件，按时代分述如下：
一、汉镜十堰地区馆藏汉镜共有30多件，根据其形制与主题纹饰可分为六种类型：蟠虺纹铜镜、草叶纹镜、四乳禽兽纹镜、连弧纹镜、变形四叶纹镜、夔凤（双夔）纹镜。现精选出有代表意义的9件分述如下：
（一）蟠虺纹铜镜型方格四虺纹镜［1］，丹江博物馆藏。圆形，镜面平，三弦钮，弦纹方钮座。圆涡纹地，钮座外饰方格。格内的铭文为：“常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方格四边中心外饰四虺、乳钉纹各一。宽平素缘。直径9．9厘米，缘厚0．3厘米，重714克。1987年丹江肖川汤家洼墓地出土。
（二）草叶纹镜型草叶纹带铭镜［1］，丹江博物馆藏。圆形，三弦钮，方钮座，座外饰方格，格内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方格四边中心与四角均饰草叶纹。十六连弧纹缘。直径13厘米，缘厚0．2厘米，重181克。1987年丹江肖川汤家洼墓地出土。
（三）四乳禽兽纹镜型1、四乳四禽镜，郧县博物馆藏。圆形，圆镜钮稍尖，圆形钮座，钮座外为正方线弦纹框。框外为四乳钉与四禽鸟相间环绕，外饰放射状辐线纹一周。镜缘边饰三角齿纹一周。窄素缘。直径7．9厘米，缘厚0．28厘米，重81克。1968年郧县城关征集。
2、四乳四螭镜，郧西文管所藏。圆形，圆钮，圆钮座。钮座外饰有斜辐线纹，主题花纹由四乳钉平分镜背，乳钉间各有一变形简易螭纹，每螭上下各有一小鸟。其外为一周斜辐线纹。宽平素缘。直径8．7厘米，缘厚0．5厘米，重
3、四乳八禽镜，十堰博物馆藏。圆形，圆钮座。钮座外有四组斜线纹及一周凸弦纹，两组细短斜线圈带内为主纹，主纹是四乳钉与八禽鸟相间环绕，四乳间二禽鸟相对。宽素缘。直径9厘米，缘厚0．4厘米，重
（四）连弧纹镜型“君宜高官”连弧纹镜，竹山文管所藏。圆形，圆钮，蝠形叶钮座，蝠形叶间隔区分铸有“君宜高官”四字。外饰一周凸弦纹与八连弧纹。宽平素缘。直径12．1厘米，缘厚0．25厘米，重215克。1998年竹山县溢水乡东川出土。
（五）变形四叶纹镜型1、变形四叶纹兽首镜［2］，十堰博物馆藏。圆形，圆钮，圆钮座。座上饰连珠纹一周。座外均为蝙蝠形四叶纹，四叶间各饰一正视形兽首，粗眉双眼圆睁，细鼻梁，额、颊两侧向上飘起毛发。叶间配置兽首各一，形象与叶内兽大体相同，只是更显粗犷，且周边饰有弯形卷云纹，外区一周铭文：“光和四年四月十三日丙午，广汉西蜀造作尚方明镜，幽谏三商，周复无违，世得光明，天王日月，位至三公，长乐未英（央）富且昌，君宜候王，圭（生）金石，大吉。”铭外饰二十三内向连弧纹，弧间饰有弯形卷云纹。边饰规整的菱形纹，由变形卷云纹及连珠纹组成。窄平缘。直径17．8厘米，缘厚0．48厘米。
2、变形四叶八凤镜［3］，十堰博物馆藏。圆形，扁圆钮，钮外有一方框，框内角名一柿蒂纹，将内区分为四小区，各以区内饰有变形八凤图案，其外为十六连弧，素缘。直径11．2厘米。1986年房县松嘴墓地出土。
（六）夔凤（双夔）纹镜型直行铭文双凤纹镜，郧县博物馆藏。圆形，桥形钮，圆钮座。钮座外两只变形凤纹挟钮配置，钮上下为各二字直行铭文为：“位至三公”四字。外区为两周凸弦纹和一周放射状辐线纹。直径7．9厘米，缘厚0．28厘米，重52克。1968年郧县城关征集。
上述六型9件汉镜，有时代先后差别。蟠虺纹铜镜，通过与洛阳地区出土同类镜比对，此镜流行于西汉早、中期。草叶纹镜是西汉早、中期流行的主要镜类之一，各地出土草叶纹带铭镜以此件铭文相同者最多。蟠虺纹铜镜、草叶纹镜镜背纹饰一反战国式镜地纹映衬主纹的重叠构图法，这种不用地纹的构图法是西汉早期出现的新风格，成为区分西汉镜与战国镜的一个显著标志［4］。
四乳四禽镜，与《洛阳烧沟汉墓》［5］Ⅶ型Ⅲ式镜（M113:54），其年代为东汉早期。四乳四螭镜，与《洛阳烧沟汉墓》Ⅴ型镜（M82:1）、鄂州鄂铜544工地M46出土一件相同，其时代为东汉早期。四乳四凤镜其时代与四乳四禽镜均为东汉早期。四乳八禽镜，与《洛阳烧沟汉墓》Ⅶ型Ⅰ式镜（M80：2）、洛阳金谷园M8出土一件相同，其时代均在西汉末期前后。以上三件主题纹饰各异，但四乳是共同点，其特点是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均分为四区，其间布置主题纹饰。只在四乳间饰极为简化的图案，改变了战国时期严谨细密的风格。
“君宜高官”连弧纹镜，与《洛阳烧沟汉墓》Ⅷ型Ⅱ式（M147：14）形制纹饰相同，其时代为东汉晚期。在三种连弧纹镜中，以此件“君宜高官”连弧纹镜出土数量最多。
变形四叶纹兽首镜，此镜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的恒帝、灵帝时期，“广汉西蜀”则说明其来自于官工铸镜的四川地区。“尚方”是汉代皇室制作御用物品的官署。汉镜有非“尚方”制镜冒充真“尚方”铭的现象，而此镜纹饰精致铸工钧细当属于真“尚方”所制。
变形四叶八凤镜，从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为东汉末期流行的镜型之一。整个镜背纹饰采用平剔法，图案如剪纸风格布局对称，这一风格对六朝时期扁平四叶八凤镜影响深远。
直行铭文双夔（凤）纹镜，通过与《洛阳烧沟汉墓》比对，可知其年代为东汉晚期。此种镜在布局上突破了“对心称”式的纹样设计，出现了“轴对称”式的新风格，使纹饰图案与铭文内容更好的统一。
综观上述汉镜，有五面铜镜铸有铭文，蟠虺纹铜镜的“常相思，毋相忘……”草叶纹带铭镜“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连弧纹镜“君宜高官”，变形四叶纹镜“富且昌，君宜候王……”双凤纹镜“位至三公”。其内容均为常见的颂寿祈福之词，这些内容具有明显的广告性质，用这些美言来招徕用户，标志着汉镜商品化程度的加深与使用的日益广泛。铭文中抑止不住的祈寿高官厚禄、渴望子孙蕃昌、家常富贵的激情，集中再现了汉代封建地方阶级的世界观，反映了当时封建迷信、神仙思想的泛滥。
汉镜中出土数量多、流行范围广、流传时间长的日光镜与昭明镜，以及南方（长江流域）流行的神兽镜、画像镜均未在本地区发现。随着本地区考古发掘的深入，相信会填补这些镜类空白。
二、六朝镜整个十堰地区目前仅发现六朝时期铜镜2件，同出土于丹江口市蒿口塘墓地M2［6］，现分述如下：
独凤镜：圆形，圆钮，无钮座。中区饰一大飞凤，凤身被压在钮座下，呈向后展翅状。外区部分腐蚀较为严重，上有铭文。其外两圈分别为短矢线和栉齿纹，外缘饰三角纹一周。直径8．6厘米，缘厚0．2厘米。
“位至三公”连弧纹镜：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柿蒂纹间各有一隶书体铭文：“位至三公”。其外饰内向八连弧纹，宽素缘。直径8．6厘米，缘厚0．2厘米。
根据此墓形制及所出土的瓷器分析，其年代为东晋时期，与1970年鄂州市铜制氧站出土的一件纹饰完全相同。独凤镜是六朝时期出土较少的镜种之一，此镜部分腐蚀较为严重，上有铭文但仅识“宜子孙”，字形铸造随意散漫，这也是六朝镜的一个显著特征。正如
而“位至三公”连弧纹镜是东汉晚期流行的纹饰，其布局完全相同，反映出六朝时期仍沿袭汉镜的样式。其钮矮扁顶部近平，镜正面明显外凸，呈弧形，背面内凹，胎质较汉镜要轻薄，形制上明显具有六朝镜的特点与特征。
这2件六朝铜镜的发现，对十堰地方铜镜研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填补了本地区无六朝镜的空白，为研究鄂西北六朝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丧葬风俗提供了实物资料。
三、唐镜十堰地区馆藏唐镜达数十件之多，根据镜的形制与主题纹饰的不同，可分为七种类型：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葡萄镜、瑞兽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万字纹镜。现精选出有代表性意义的11件分述如下：
（一）四神十二生肖镜型四神十二生肖镜，房县博物馆。圆形，圆钮，圆钮座。弦纹带将镜背分为两区，内区为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环钮排列。外区由弦纹带分为十二个均等小格，内分置十二生肖图案各一，形态逼真。其外饰锯齿纹一周，素缘外突。直径16．9厘米，缘厚0．67厘米。1975年房县城关白路村征集。
（二）瑞兽葡萄镜型2件，主题纹饰相同，大小及装饰图案略有差异，分述如下：
郧西文管所藏。圆形，镜面平，镜背内凹，扉棱将花纹分为内外二区。伏兽钮，内区国瑞兽攀援葡萄枝蔓，姿态各异，有的昂首翘尾，有的伫立啄食。十串葡萄排列在扉棱内侧。外区饰伫立在枝蔓上的禽鸟八只，间饰缠枝葡萄十四枝。斜突缘，缘上饰藤蔓纹一周。直径9．5厘米，缘厚1．1厘米，重338克。1982年郧西城关征集。
郧县博物馆所藏。圆形，镜背内凹，伏兽钮，中以扉棱为界为作内外二区，钮外内区饰六只形态各异的瑞兽，其间饰有葡萄缠枝纹。外区饰禽鸟、蝴蝶、葡萄、蜜蜂、蜻蜓相间环绕。斜突缘，缘上饰藤蔓纹一周。直径14．9厘米，缘厚1．4厘米，重
（三）瑞兽镜型瑞兽鸾鸟镜，郧县博物馆藏。八出菱花形，平顶圆钮，无钮座。钮外饰瑞兽与禽鸟各两只相间环绕，间饰有折花枝叶纹。瑞兽似狮形，昂首张口作奔跑状，禽鸟栖于花枝之上展翅翘尾，花枝为双叶四枝四花蕾组成。外凸弦纹一周，菱花形镜缘分别饰蝴蝶、雀鸟、花枝、朵云图案。直径13．1厘米，缘厚0．5厘米，重
（四）瑞花镜型共2件：
1、宝相花镜，丹江博物馆藏。六出葵花，窄素缘。圆形，圆钮座，座外饰莲花和宝珠纹一周。外区主体纹饰为两种不同花瓣形宝相花八朵相间环绕，端庄素雅。直径171厘米，缘厚11厘米，重
2、八花枝镜，房县博物馆藏。八出葵花形，圆钮，钮外饰花叶纹环绕一周，其外为两种形态各异的折枝花八株，两两对称相间环绕。窄素缘。直径25．2厘米，缘厚0．6厘米，重
（五）花鸟镜型共2件：
1、雀绕花枝镜，郧西文管所。八出菱花形，镜面平，圆钮，无钮座。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饰四飞鹊绕四折枝花，四鹊鸟同向展翅飞翔。外区为四折枝花及四只蜂相间环绕。素缘。直径11．7厘米，缘厚0．7厘米，重
2、对鸟镜，房县博物馆藏。八出葵花形，圆钮，无钮座。钮的两侧各饰一雀鸟，左右相对挟钮而立，雀鸟昂首曲颈向后展开双翅，长尾后翘。雀鸟口中各衔有一花枝瑞草。钮下方饰一只飞燕，展翅翘尾俯身向下口衔飘绶。其外饰凸弦纹一周，葵花瓣饰有两两相对称的四种纹饰，分别为蝴蝶、蜜蜂、花朵、花枝。直径18．8厘米，缘厚0．6厘米，重
（六）神仙人物故事镜型共2件飞仙镜，但形制与纹饰均不同，分述如下：
1、飞仙镜，郧县博物馆藏。八出菱花形，伏兽钮，钮外饰四仙人各骑马、骑狻猊、跨鹤、凤，腾空飞翔同向绕钮，鹤与凤展翅作疾飞状，马、狻猊四肢奔腾作迅跑状，间饰朵云。仙人神情怡然，背后长带飞飘，顶上有一圈形，似为佛之背光，实为飘起的衣饰。外为凸弦纹一周，边缘八瓣中四只蝴蝶与四折花枝相间环列。直径10厘米。1978年郧县城关征集。
2、飞仙镜，房县博物馆藏。八出葵花形，圆钮，钮的两侧各有一飞仙，头戴宝冠披帛下垂，天衣绫带飘举。两侧各手捧仙桃、缨珞斜举于钮两侧。飞仙中间铸有一朵祥云，上方铸有太阳。镜钮下方有三组草叶纹，中间为海水纹。直径224厘米，缘厚0．6厘米，重
（七）万字纹镜型亚字形万字纹镜，房县博物馆藏。圆钮，以圆钮为中心，饰一双线“卍”纹。素缘。最大径15厘米，缘厚0．45厘米，重538克。1973年房县征集。
上述各类型11件唐镜，四神十二生肖镜流行于唐早期，为唐早期的典型镜种。从此镜仍可以看到受汉、六朝时期铜镜的影响，仍为布局拘束、谨严规矩的配置。以往对此镜断为汉代，在此作一更正。
瑞兽葡萄镜，
瑞兽鸾鸟镜，西安地区神龙三年墓出土一件［7］，与此镜相似。可知此种镜类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流行的镜式。
瑞花镜为中期唐高宗—唐德宗时期流行的镜式，以玄宗开元、天宝为界分为前后二段。宝相花镜与八花枝镜应流行于后段唐玄宗—唐德宗时期。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是唐代中期流行的镜型之一，薛逢《追昔行》“嫁时宝镜依然在，鹊影菱花满光彩”的诗句就指的是这类镜子［8］。西安开元二年墓中出土一件与此件完全相同，可知流行于唐中期盛唐的前段，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对鸟镜，唐代诗人对此镜多有描述，如李贺《美人梳头歌》“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8］，可见对鸟镜在唐代十分流行。此镜的年代流行于唐期盛唐后段，为唐玄宗—唐德宗时期。
飞仙镜，均为唐代中期飞仙镜的二种常见类型图案，此时流行的飞仙镜均以此二件图案为依准，大致一样。表现了人们借助四神的力量企望升天成仙的理想。其流行于唐代中期后段唐玄宗—唐德宗时期。
万字纹镜是流行于唐代晚期的主要镜类之一［9］。万字纹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之所集”，佛教认为它是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唐晚期佛教的发展在铜镜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唐代铜镜一洗汉式拘谨规整板滞之态而作流畅华丽之姿，在题材内容、造型装饰、工艺技法上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达到了空前的顶峰。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化，奔放活泼，呈面出浓郁的盛唐气象。在造型上突破了单一圆形的束缚，创造出各种花镜，如葵花镜、菱花镜占有多数，而这一点在十堰地区唐镜形制上有明显的体现。唐代铜镜主题纹饰的演变过程，是由瑞兽到禽鸟到以植物纹饰为主的演变，这种演变过程也可在本地区铜镜中得到体现，其风格特征与西安地区出土铜镜有很大的相似性与一致性。在主题装饰上，十堰地区藏镜装饰题材更加接近生活自由写实，有丰腴柔健的瑞兽、自由活泼的禽鸟、雍容华贵的瑞花，展现出了唐代那种欣欣向荣的意境，从一个侧面反衬出唐代本地区社会经济生产发展与繁荣。纵观本地区馆藏唐镜，其年代多集中于唐中期，唐晚时期镜类仅一件，这一特点与晚唐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的没落景象是一致的。其镜面多呈黑漆古与水银沁，这也与唐代镜中铅锝含量增加，及本地区埋藏环境有关。
四、宋镜十堰地区馆藏宋镜共有十多件，根据其形制与主题纹饰可分为四种类型：缠枝花草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纪名号铭镜、吉祥铭文镜，现精选出有代表性意义的7件分述如下：
（一）缠枝花草纹镜型折枝花叶纹镜，十堰市博物馆藏。圆形，桥形钮，钮外饰五组折枝花叶纹，花叶纹外饰凸弦纹一周，厚宽缘。直径5．5厘米，缘厚0．2厘米。1990年郧西县征集。
神仙人物故事镜型，共2件，主题纹饰不同，分述如下：
1、仙人龟鹤齐寿镜，丹江口市博物馆藏。圆形，“
2、吴牛喘月镜，竹溪县文管所藏。圆形，褐紫色泽，圆钮，无钮座。镜背采用的是吴牛喘月的故事题材，铸有云气、月亮、果树、卧牛回首望月浮雕图案。镜右侧有直铭：“陕西西路监造使”。宽素缘。直径12．8厘米，缘厚0．4厘米，重
（二）纪名号铭镜型共3件，均为湖州镜，形制与铭文不同，分述如下：
1、湖州许心吾镜，十堰博物馆藏。圆形，圆饼状钮，钮上中心均匀分布五个铭文，按上下左右顺序排列，为真书体“湖州许心吾”五字。镜身为素面。直径7．8厘米，缘厚0．35厘米，重
2、湖州石十五郎镜，十堰博物馆藏。八出葵花形，小圆钮。钮右侧一凸起的弦纹长方形框，框内有竖排真书铭文二行十一字，铭文为：“湖州石十五郎真炼油铜照子”。其它部位均素面，镜缘宽平。直径11．3厘米，缘厚0．2厘米，重
3、湖州石念二叔镜，竹溪文管理所藏。六出葵花形，圆钮，钮左侧有长方形竖框，内有单行真书体铭文十字，铭文为：“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钮右侧有长方形竖框，框内铭文为：“炼铜照子每两一百两足”。宽平素缘。直径15．6厘米，缘厚0．6厘米，重
（三）吉祥铭文镜型安明双剑纹镜，竹溪文管理所藏。盾形，中部饰带鞘双剑并列，剑身、剑柄均宽，剑格短。剑旁两侧各铸有四字篆体铭文：“安明富贵、弗剑而镜”。双剑之间铸有三足炼丹炉，炉中涌出一缕轻烟，烟雾中托起一粒仙丹。素缘。高15．5厘米，宽11．1厘米，缘厚0．6厘米，重345克。1981年竹溪县蒋家堰镇出土。
上述各类型11件铜镜，缠枝花草纹镜，根据各地考古发掘出土资料来看，可知花卉镜多流行于北宋晚期到南宋初年［10］。此镜采用浅平雕技法，宋代由于原料缺乏，铜镜变薄，工匠不用唐镜那种高浮雕，只用浅雕，线条纤细而不草率，花卉微微凸起，与唐镜产生鲜明对比。
仙人龟鹤齐寿镜，是南宋时期典型镜种，借观世音紫竹林说法之故事，呈现一种超尘脱俗的神仙意境，取龟鹤延年之意，表达了人们对长寿的期盼。
吴牛喘月镜，是南宋金时期典型的镜种，取材于吴牛喘月的典故，其典出《太平御览》卷四引《风俗通》：“吴牛望见月则喘，彼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吴牛，指产于江淮间的水牛。吴地水牛见月疑是日，因惧怕酷热而不断喘气。而镜中铭文：“陕西西路监造使”，说明此镜为陕西官府监造，证实了史书关于金代铜禁极严、凡铸铜均需官方验记的记载。
湖州镜是北宋晚期至南宋流行的镜种，其制品大多注重实用而不尚花纹，传世及出土量极大，全国各省均有出土。以上3件镜铭反映出宋代民营手工业小商品生产发达，竞争激烈。镜铭上还揭示了宋代铜镜按量计值，每重一两，售价一百文，这是了解宋代铜价的绝好资料。
安明双剑纹镜，其纹饰及铭文均具有浓厚道教风格特征。宋时吉祥文字及规箴语句很盛行，意义较明［10］。唐李绰《尚书故实》中记载:“梁陶贞所著《太清经》,凡学道术者,皆须由好剑镜随身”［11］。可见此镜被道士用于法术和修炼，道士布坛作法时,镜子是不可缺少的。铜镜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极普及的生活日用品，自然也就对道家学说有所反应。整体情况而言，宋代的铜镜处于缓慢发展阶段。自宋初以来，由于北方与契丹政权对峙，西北又与西夏连年用兵，铜原料缺乏，因此严重影响了铸镜业的发展。宋代铜镜的铜质，明显要比汉唐铜镜差，胎体薄较易变形，含锡量明显减少，而含铅量大增，镜面多泛黄色，这样的合金成分一直影响后世铜镜，这一特点在本地区宋镜中表现的尤为突出，铜质较粗大部分多泛黄色，不见唐镜中常见的黑漆古与水银沁质感。铜镜样式多样化是宋镜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宋代出现的特有镜型鼎炉形、鸡心形及有柄镜，在本地区未见。
五、明镜十堰地区馆藏明代铜镜共有十多件，质地均改由黄铜铸造，主要以吉祥铭文镜为主，少量钱币纹镜与素镜。现着重介绍一下吉祥铭文镜型：福寿双全镜［12］，丹江博物馆藏。圆形、圆钮，圆钮座上饰有三游龙首尾相接，呈三龙戏珠状。钮外有对称四方框，内有真书“福寿双全”四字。在铭间素地上铸有66个图案纹饰，分内外二层。内层有凤凰、团花、楼阁、八宝图案。外层有日月、天宫、地宫、人官、仙童、仙鹤图案。窄缘。直径46厘米，缘厚028厘米，重7698克。五子登科镜，十堰博物馆藏。圆形，圆钮，钮外有对称的四个凸起的方框，内有真书“五子登科”四字。素缘。直径9．7厘米，缘厚0．4厘米，重122克。1984年郧西县上津征集。
以上2件铜镜，福寿双全镜原旧藏于武当山净乐宫，据《武当山志》载为明成化年宫廷供品，显示出明代皇室对武当山的重视与推崇。此镜体型巨大直径达46厘米，由精炼黄铜铸制，设计巧妙工艺精美，应为皇家工匠所制。纹饰中对称中有变化，物类众多而不乱，具有祈求吉祥的象征寓意与浓厚的宗教色彩。
而五子登科镜做工粗糙，似民间作坊所造。形制相同而铭文不同者在本区地还藏有多件，如“连中三元”、“喜生贵子”等。五子登科典出《宋史·窦仪传》，窦禹钧的五个儿子仪、俨、侃、偁、僖相继及第，故称“五子登科”。明代是科举空前繁盛时期，五子登科与连中三元的出现，无疑反映出当时本地区的政治思想与社会心理，既可使人们从中得到一点启示，又可作为仕宦道路上的鞭策。而喜生贵子则表达出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心愿。如此明确希求福禄寿的铭辞比汉镜更接近现实，不像汉镜充满强烈的升仙和避邪思想。
六、结语十堰地区位于鄂豫陕渝四省结合部，地处汉江中上游，汉水自西向东横贯全境。从古代地理、交通方面来看，鄂西北并非北之中心，也非南之中心，是介乎于二者之间，南来北往进出之要地，也恰好是探讨文化交往、消长的关键区域。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没有发现两汉时期及以后的古代铜矿，客观上讲本地区不具备冶铸铜镜的条件。也没有发现历史上各时期的任何铸镜作坊，从此意义上推断本地区不生产铜镜，应是从外地输入而来。
纵观本地区各时期铜镜，都同时具有洛阳、西安地区北方铜镜和江淅一带南方铜镜的特征。这里作为四省交界且水路便利的地区，铜镜伴随着历代战乱、人口迁徒、经济繁荣与文化交往输入十堰地区，而在输入的数量、质量及种类上有所不同，导致十堰地区各时期铜镜在种类上与其它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便形成了既有南方文化特征、又有北方风格特点的地方铜镜发展史。可以看出鄂西北铜镜的发展，受到当时地理、宗教、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其兴衰演变显示出一种不平衡性与曲折性的发展和递变脉络。虽然失去了它的鉴容作用，成为历史历史遗物，但其方寸间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内容与信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汉水流域历史文化面貌，这也是其它文物所不能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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