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万历王朝》看体制与人的不匹配

“历史小说是小说的一种形式，它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长篇作品则可以展示某一时期的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这类作品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历史根据，但容许适当的虚构。因此，它虽然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历史知识，但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给读者以启示和教育”（百度百科）。依此而论，高光的《万历王朝》，算得上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
　　
　　《万历王朝》以万历、张居正、李太后、冯保、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等历史人物以及张居正改革、万历十五年、立储之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全景式展示了万历新政十年的波澜壮阔和新政废除后的风雨飘摇。从小说的角度看，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刻画与评判，没有脸谱化，也没有囿于传统，而是始终围绕人性与人格，力求人物形象真实可信。从历史角度看，该书将皇权与内阁，清流与循吏，体制与人力之间的矛盾揭示的非常到位，可以说，虽然该书只是一部历史小说，但书中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自身的曲曲折折，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发绝不少于《万历十五年》、《明朝那些事儿》等历史经典。
　　
　　万历皇帝既非开国之君，也非亡国之主，但他的知名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都非常高。他绝不是历史上最昏庸无能的皇帝，也绝不是励精图治的明君，但绝对是最有个性，最操蛋的皇帝。他年幼的时候，在张居正、冯保、李后这一权力“铁三角”的严厉教导下，也曾希望自己能成就尧舜之业，做一代明君。但在他长大以后，却逐渐发现自己敬畏的先生张居正，还有那个从小背着自己买糖葫芦，并走街串巷的“大伴”冯保，实际上并不是尊圣人之道的正人君子，而是贪财好色，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至于那场让明朝显现出起死回生迹象的“万历新政”大戏，真正的一号主角是张居正，二号主角是冯保、李后，贵为皇帝的自己其实只是个配角。如果说这种被欺骗的感觉和被忽略的滋味，是万历下定决心清算张居正和冯保的心理原因，那么，通过清算，君临天下无疑是清算的真实目的，至于心理原因和真实目的哪个更多一点，无论是已奉为经典的《万历十五年》和《张居正大传》，还是近年来的《明朝那些事儿》，都比较倾向于前者，高光的《万历王朝》也不例外。
　　
　　书中对万历皇帝这种被欺骗、被忽略的心理的描写有好多处，比如万历得知张居正回家葬父途中的豪华铺张，得知张居正大病之际仍有一帮乐女伺候在侧，得知冯保被抄家后惊人的贪墨，在张居正死后他内心深处多次冒出“我就不信，大明王朝没有你张居正不行”的念头等，每一次描述虽用墨不多，但却将情节和心理结合的非常好，血气方刚的万历用给帝国大换血的激烈方式释放多年来的心理压力，这种自毁长城的蠢举用政治经济学是解释不通的，但用心理学却很好解释。当一个人被欺骗，被忽略，被压抑的时间太久，往往会导致心灵扭曲，而一旦有释放的机会，其破坏力和报复性不仅仅是利令智昏，而且能摧毁一切。
　　
　　如果说，对张居正和冯保的清算是万历在年轻无知时的一种心理宣泄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清算结束后，万历的表现操蛋的让人大跌眼镜。开始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张四维、申时行这些肱骨之臣，邹元标、赵锦这些清流之士都清醒的认识到清算对大明王朝实属伤筋动骨，万历或许也很清楚，但是为了赌“我就不信，大明王朝没有你张居正不行”这口气，即使天下是他朱翊钧的，但还是要赌这口气，这时候的万历有点混，或者有点二。清算完毕后的万历十五年，天灾人祸不断，所有人都感受到大明王朝的风雨飘摇，可这时候的万历不但不思励精图治，反而做起了甩手掌柜，无论言官，还是阁臣，无论民生，还是边防，万历统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有内宫的女人和手里的银子。当他看到宫内的珠宝被大小太监从粪车中偷运出宫，在内市贱卖后赎回“命根子”的那一刻起，万历心里其实很清楚，这时候即使张居正再生，大明也无法再起死回生了，自己所能做的只是整治内宫，防止自己的珠宝和银子外流，可结果却是扶植了一个比冯保、张诚更可怕的魏忠贤，当我看到狗食儿真名叫做魏忠贤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很清楚，万历王朝马上要结束了，大明王朝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魏忠贤不仅是宫中十多万“没那玩意儿”的大裆小裆们的活老祖宗了，而且成了九千岁了，距离万岁就差那么一点点了。果不其然，魏忠贤这个名字出现后，高光的《万历王朝》也匆匆收尾了。
　　
　　万历皇帝的另一个名字叫“罢工皇帝”，其实，皇帝罢工不要紧，因为有时候“无为而治是为大治”，更何况文官制度为明朝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首辅大臣，万历一朝的几位辅臣，无论哪一个都是拿的出手的。之所以说万历皇帝最操蛋，是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既不像儿子朱常洛那样愚钝，也不像孙子朱由校那样痴迷自然科学（木匠皇帝），很多事情，很多道理他自己都很明白，但他对待任何事情，无论轻重缓急总是由着自己的性子，不但不为臣民着想，甚至不为自己着想，很多事情，万历都是“事虽关己，但仍高高挂起”。除此而外，万历有时候喜欢搞点恶作剧，有时候喜欢耍无赖，这不但不是帝王之风，而且连厚黑学都算不上。
　　
　　《万历王朝》中，有几件事将万历的操蛋暴露无遗。万历在内宫将一帮大小太监、宫女当军队训练，从训练中体验自己冲锋陷阵的快感，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学颜以此举危及皇室安全为由进行直谏，可万历的答复大有“皇上不急，急死太监”的风范；申时行上疏直言立储一事，惹怒了万历，万历连夜传旨让申时行面谈，可申时行来了后，万历却和一帮嫔妃太监云雨至天亮，让首辅大臣在门外站了一个晚上，对自己的无赖行径，万历却说“我就是让他难受”。此外，每当灾难发生，户部没钱赈灾时，万历总是说，赈灾是首辅的事，应该从户部拿钱，而且经常把“我自己的钱怎么能用来救灾呢？”这句操蛋的话挂在嘴上。从万历处理内宫丢失珠宝一事来看，他绝对不是一个无能的皇帝，但问题是他只对自己的银子和女人感兴趣，其他关乎江山社稷的大事，他要么不管，要么瞎管。读完《万历王朝》，万历的形象，是既清晰又模糊，有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孝敬母后，爱惜女人的君子，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不务正业，心理和精神有问题，行事不合常理，操蛋至极的皇帝。
　　
　　人们常用上梁不正下梁歪来形容上行下随，但这有一个过程。万历虽然很操蛋，但万历一朝的臣工们却大都很靠谱，正因为此，万历王朝才能在风雨中飘摇40年，这一点必须归功于文官制度。封建专制时代，皇帝是世袭的，臣工却是科考的，傻子可以当皇帝，但傻子绝对做不了首辅。《万历王朝》中的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四人（申时行与王锡爵之间，尚有王家屏、赵志皋两位首辅，但小说中做了文学处理，在申时行、许国致仕后，由王锡爵直接任首辅），虽然每个人的能力、思想、性格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知行合一的宰辅之臣，这一点超越了许多传统的观点。
　　
　　张居正性格霸道，做事雷厉风行，在治国理念上却比较传统，他信奉以农为本，反对张四维以商富国的主张。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他不沽名钓誉，而是结交内宫，压制言官，关闭书院，重用循吏，这既保证了新政的推行，但也备受诟病。张居正的名头实在太响，但关于他的是非功过，无论当时，还是历史，都是功大于过，这一点争议并不大。万历在清算张居正时虽然说“治国略有小功，但功不抵过”，但大家都清楚这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已。对张居正的功过，高光在《万历王朝》基本沿袭传统，唯一有一点作者似乎有所取舍，那就是很多人包括史学家都认为张居正和李太后之间关系暧昧不清，甚至有逾越雷池之举，这也是万历清算张居正的重要原因。在《万历王朝》中作者还算笔下留情，虽多次描述了李太后对张居正少女怀春般的微妙心理，但也仅限于此。
　　
　　张四维出身富商之家，但却是一个为人处事非常厚道的人，在治国理念上，他推崇以商富国。在很多脸谱化的文学作品中，张四维被塑造成一个只会投机钻营，一心往上爬却没有什么能耐的人，张居正的形象有多光辉，张四维的形象就有多污秽，《万历王朝》让我看到一个近乎完美的张四维。他不喜欢张居正的做事方法，而且与张居正的治国理念相悖，但他和许国、申时行等人一样，反对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是他，动过冒死上疏以保护张居正家人的念头，这种品行委实可敬。而他“以商富国”的理念，在今天看来，如果真正得到贯彻，其效果决不亚于张居正的改革。
　　
　　申时行性格柔弱，做事瞻前顾后，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写的一手好文章。虽然，张居正生前看好申时行，万历也喜欢用这样的人，可惜的事，张居正无法预料身后事，万历更不是汉文汉景帝，申时行晚生了几百年，所以，只能做两头受气的风箱之鼠。申时行总是希望通过委曲求全来顾全大局，但言官弹劾他的尸位素餐，万历总觉得申时行不能像张居正那样让自己省心。如果说张四维的亮点在于以商富国的超前理念，那么，申时行的亮点就是在立储一事上，敢于打破传统，支持万历的废长立幼，因为长子朱常洛是个智商有问题的孩子。遗憾的是，不但申时行，就连万历本人也无法真正做到废长立幼。
　　
　　王锡爵不但性格耿直，而且其品格和操守让虽同为内阁辅臣，但却属于政敌的申时行、许国钦佩。《万历王朝》中，多次描述王锡爵阻止甚至痛斥自己的门生，同时也是言官领袖的陈三谟弹劾申时行。虽然，他对申时行的很多言行虽很反感，但他没有下黑手，而是当面直陈，正是王锡爵的刚正不阿，多次给了申时行直谏的勇气。
　　
　　除了这些优秀的辅臣外，万历王朝各个领域也是人才济济。让恩格斯钦佩的水利专家潘季驯，冒死坚持在京郊种植水稻，以节省南稻北运成本的徐贞明，文武双全的谭伦，抗倭名将戚继光，东北和朝鲜战场上的李成梁，是非分明的言官赵锦、邹元标，识大体支持新政改革的司礼监掌印冯保等，《万历王朝》中，在他们身上虽只有寥寥数语，或只有一两件事，但却能够让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比如，在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时候，邹元标公然弹劾张居正的“夺情”，在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差不多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同样是邹元标反对清算张居正。
　　
　　除了以上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名臣外，《万历王朝》中还塑造了一个名叫琴依的女人，她的智慧连高拱、张居正都不敢小觑，连万历这样操蛋的皇帝对她都心存敬畏，不过虚构的痕迹还是太重。虽然，历史小说仍是小说，是小说就肯定有虚构成分，但就整本书来看，琴依还是太扎眼。世界上虽然有聪明的女子但没有完美的女人，《万历王朝》中，无论张居正，还是万历，每当遇有难决之事时，琴依总是能一语中的，无论对大明朝局势的分析判断，还是对具体的事情，无不如此。除了智慧超人外，作者基本上是按照女神的形象塑造的。张居正要犯错误的时候，他直陈利弊，张居正死后，她神秘的消失了，张居正被清算时，她神秘的出现了，并长期留在宫中。在宫中那么长时间，万历竟然把她作为“张居正的影子”来敬重，甚至直到她死的时候，她仍然是张居正一个人的女人，这在内宫，在恨不能玩遍天下美女的万历面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塑造琴依这么一个女神级别的人，对整部小说是一道硬伤还是锦上添花，大可见仁见智。总体而言，除了张诚、张鲸、陈三谟之流外，大明朝的臣工大都是非常靠谱的，但当靠谱的臣工遭遇操蛋的皇帝时，大明这艘破船该驶向何方？500年多后的今人当然知道，万历朝的首辅和阁臣们也知道，其实万历皇帝也知道。因为，明朝已经病入膏肓，从根上烂掉了。在《万历王朝》中，作者将许多不可调和并最终导致大明这艘破船沉没的矛盾，将自己的历史观，通过具体的人物和情节表现得淋漓尽致。
　　
　　历史小说优于史学专著的地方在于，史学专著虽然专业，但喜欢看，并且都能看的懂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历史小说中作者虽很少直接表述观点，但却能将自己的历史观隐含在鲜活的人物与离奇的情节之中。差不多所有人都喜欢品人生，喜欢听故事，好的历史小说能够启发人们透过人物与情节，去思考深层次的东西，而这些思考，不但有助于认识历史背后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看透今天的时局，而且很多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仍有警示和借鉴意义。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一对矛盾。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从李善长案，胡惟庸案中感受到相权削弱君权的压力，于是直接废除了丞相，改设内阁，内阁成为替皇帝拟票的文秘机构。后来，明朝又设置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用来监察百姓和百官。东厂西厂锦衣卫相互制衡，但都归皇帝统领，因此，厂卫成为实际上凌驾在司法之上，凌驾于官僚集团之上的另一套班子。封建社会的基本法理是，天下的所有权是皇帝的，文武百官是受皇帝委托执行管理官权的。因此，皇帝设立厂卫机构，不仅是对官僚集团的约束，更体现了一种不信任，更严重的是，东厂、西厂由太监组成，而太监大都是生理和心理严重畸形的人，让他们监督百官，经营内宫财政开支，其结果只能是“率币驱逐良币”，不但皇室人员膨胀，而且内阁没办法开展工作。
　　
　　《万历王朝》中多次提到，宫内大小太监竟达十万之众，真不知道当时全国的官僚集团有多少人？东西厂的太监打着皇帝的旗号不但在各地巧取豪夺，而且连皇室内的珠宝都敢偷走十之七八，而他们以身犯险的原因竟是为了层层孝敬和赎回自己的“命根子”。书中说，进宫当太监的都是穷人家孩子，他们为了能当上太监，只能借高利贷贿赂办事人员，进宫后既要还高利贷，又要巴结大太监们，还要弄钱赎回自己寄存在净身房里的“命根子”。当时太监强大到连皇帝派去调查的人都敢塞进粪车，连皇帝的舅舅都不敢得罪他们，因此，张居正为了推行新政，交好冯保，甚至自称晚生，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宦官专权每一个朝代末期都会有，但明朝以前，其主要原因是皇帝太无能，加上外戚与宦官勾结所致，而明朝阉党之所以横行无忌，根本原因则是君权为了限制相权所设置的体制性障碍。张居正死后的三十多年，内阁首辅就像走马灯一样你来我往的换了11位，每任平均不到4年，竟然比民主法治时代的政府任期还要短。在明朝，内阁大臣要想做点事情，既要交好言官，又要讨好内宫太监，越往后期越是如此，如果碰见嘉靖、万历那样有个性的主，更没法干。因此，除非像张居正那样强势和善于变通，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除宦官外，言官与清流们不顾大局的清谈，更让万历王朝雪上加霜。《万历王朝》对言官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他们在拿下张居正和冯保后，认为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书中多处写他们在聚会期间，大有指点江山，粪土万户侯的气势。张四维、申时行、许国分别在酒楼找过他们，希望他们顾全大局，不要一味的上疏弹劾，但言官们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且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岂不知他们所弹劾的贪腐，所追求的清明，如果不先医好大明朝的千疮百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时候一味的清流，只能是清谈误国。书中有一段许国和言官的对话，大意如下：许国说，明朝已经问题很严重了，现在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做事，希望言官能顾全大局，不要再起争端。言官说，我们就是要追求政治清明，我们宁愿要落后的大明也不要污浊的大明。许国很无语，心里说，清明的大明必定是强大的，污浊的大明不可能是清明的。这段对话虽寥寥数语，却把循吏和清流的区别体现的很到位。
　　
　　循吏与清流,是贯穿中国历史政治始终的又一对矛盾.所谓循吏，是知道大道理，但更注重结果,知行合一的实战派,但行事有时或偏于严苛,刻薄寡恩，或不择手段，一致自身品行多有污点；所谓清流,是指思想高尚,品格清高,洁身自好的思想者,但是经常流于形式,只会唱高调。循吏与清流，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关键在于让不同的人干不同的事，不同的年代重用不同的人，如果君上英明神武，能够驾驭循吏与清流，让二者相互制衡，无疑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句“谏臣，应该直谏皇帝，直到被接受为止”开始打破了这种平衡。于是乎，言官弹劾大臣的奏折像雪花一样飞，如果弹劾成功，可以一举成名，弹劾失败，如果没有被打死，喘口气后继续弹劾，如果被打死了，其待遇比今天的革命烈士要好得多。为了清明廉洁，弹劾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弹劾的背后往往是官僚系统与内宫之争，或者官僚系统内派系之争，其结果是，说也没法干正事。
　　
　　客观的说，言官们洁身自好的品行和舍身求义的精神当然是可贵的，那些一味批判言官清谈误国和沽名钓誉的人，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勇气，冒着生命危险去揭露贪腐，伸张正义？如果没有，就请闭嘴。回到万历年间，当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整个国家已经身患百病，清明与正义当然需要，但只能一边治疾患，一边求清明，这是皮和毛的关系。因此，顾全大局是对的，而用抽象的价值去压倒一切的做法看似淋淋畅快，实则颠倒主次，最终只能无补于事。遗憾的是，唯一能够平衡这种关系的万历，却是一个非常操蛋的皇帝。他不但分不清主次矛盾，反而和稀泥，瞎搅合。再靠谱的臣子，遇见这样操蛋的皇帝，也只能独悲伤。
　　
　　历史不能假设，但人们都喜欢假设。读完《万历王朝》，我常想，假如张居正再坚持十年，假如张四维的“以商富国”得以施行，假如万历立聪明的朱常洵为太子，假如万历没有重用魏忠贤，假如万历和崇祯换个位置…历史会不会改写？如果用唯物主义史观，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假设即使发生也是偶然，而规律和趋势则是必然。但事实上，以上假设只要任何一个成为现实，历史必然会改变，但假设都没有成为现实也是事实。因此，有意义的是去思考假设没有发生的原因。
　　
　　今天，无论谈论历史，还是分析现实，很多专家学者喜欢把问题归责到体制上去，认为人都是一样的，善政劝恶为善，而恶政驱良作恶。孤立的看，这种说法很正确，但却有点历史虚无主义。全世界的人果真都一样吗？西方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自由平等和东方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权力等级一样吗？西方海洋文明形成的开放进取和东方内陆文明形成的内敛保守能一样吗？每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都是有差异的，任何体制都不是空中楼阁。体制很重要，人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与体制之间的匹配性。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体制固然有很多缺点，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和平与统一的，更何况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盛世。之所以之乱兴衰更替不断，从人的角度看，要么是官僚集团膨胀腐化，要么是皇权衰弱。万历王朝属于皇权高度集中，官僚集团被削弱，但是集中的皇权却遇见一见罢工的皇帝。虽然千疮百孔，但如果万历不是那么操蛋，在坚持新政，推行“以商富国”，平衡清流与循吏，管好内宫，向内阁放权等这些事中，他只要能做好一件事，明朝的历史何止两百多年？
　　
　　我之所以批判万历多于批判当时的体制，是因为体制是一个源于历史的客观形成，彻底的去否定它没有任何意义，而改造体制需要一个漫长的试错纠错过程。比如，辛亥革命虽然彻底否定了专制体制，但革命后短短几年间，紫禁城就上演了两次复辟闹剧。相反，让驾驭体制的人与体制相匹配更为现实。专制制度的逻辑结点就在于皇帝和官僚集团，只有二者能够处理好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国家就会长治久安。从体制上看，明朝的权力越来越向皇帝集中，但从人的因素看，自嘉靖开始皇帝一个比一个操蛋（崇祯是个例外，但已经无力回天），原本可以集中权力办正事的权力，由于操蛋的皇帝不务正业，最终旁落到厂卫手中被用来办坏事。而作为皇帝代理人的官僚集团，由于权力不断被言官和宦官限制，由于和皇帝的信任关系不断出现龌龊，即使想做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专制体制下，靠谱的臣工遇上操蛋的皇帝的结果。
　　
　　
　　最近两年，我对明朝历史非常感兴趣，凑巧，我所居住的地方距离明十三陵仅十里之遥，因此，此前经常去哪里游玩。关于定陵，此前，我除了惊叹于古人的建筑智慧，只知道那里面曾经躺过一位加速明朝灭亡的罢工皇帝，但读完高光的《万历王朝》后，再也不想去定陵了，因为他的主人是那么的操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