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论言与行

王学秀 原创 | 2012-02-03 15:47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文化建设 信条 傅斯年 

  迄今为止,看到三本以《中国人的德行》为书名的书,一本是之前提到过的切斯特·何尔康比的著作;一本是又一个老外亚瑟·亨·史密斯(中国名为明恩溥)的著作。明恩溥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较切斯特·何尔康比稍晚,也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华,最终成为一个中国通的。值得一提的是,明恩溥先生为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在1908年,和其他人一起,推动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第三本《中国人的德行》的书,就不是老外写的,是我国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的著作。英年早逝的傅斯年先生是胡适的学生,也是中国近代难得的有洞察力的学者。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和代校长,去世前任台湾大学校长。更值得提及的是,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之后,傅斯年先生任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他的老师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先生的《中国人的德行》,应是其治史之外关注社会问题文章的集萃,涉及文化、思想、政治、社会、教育、文学等诸多方面。本文中要说的,是傅先生关于言与行问题的一些观点,目的是为文化建设尤其是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方法问题提供一些佐证。

  在“多言的政府”一文中傅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西汉初年,鲁人申公以《诗》学负一时盛名。汉武帝即位时,“好侈务大”,请了申公来,希望他“为朝廷做几个宣言,献几个计划,制几套标语”。可是,申公与一般愿意说好话的儒生不同,他对汉武帝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武帝挺了很扫兴,赶紧送他回家了。

  现在看来,申公的话实可谓金玉良言,管理国家不在你提出多少漂亮的口号,要看你的“力行”方面做得怎么样。国家如此,企业自然也如此。

  傅先生说这个故事,不是说一个社会不应该有信条,他只是反对那些华而不实、泥古不化和违背人性的信条。在“社会的信条”一文中,傅先生说,“为保持社会秩序起见,当然须赖公共的信条。但是信条与信条不同,总要分个是非,辨别它的性质,考察它的效果——不是可以一味盲从的。”之后,他提出了考察信条的三个原则:其一,“社会上的信条,总出于人情之自然”,即信条要合乎人情和人性,“我们若是服从不合人情的信条,必定变成戏法的‘奇人’了”;其二,“这种信条,总要有意识,总要对于社会或个人有利益”。傅先生认为,信条“全是为了增进社会的幸福起见”,如果没有利益或者有害,就不能遵从它;其三,“信条总应合于现日的社会情形”,如果历史经过了多少年,社会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还是要遵循历史上的一些信条,就如同信仰死灵魂和泥菩萨一样了。可惜的是,傅先生说,“中国现在社会上的信条,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件是死灵魂、泥菩萨”。

  说到这里,就想起了如前面文章中说到的荆柯刺秦、“要命的工作”之类的事情。再扩展开去,包括所谓国学之类的东东,也大有“死灵魂、泥菩萨”之嫌疑。不察世事,害人不浅!

个人简介
历史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企业文化管理师”核心主讲教授,劳动部“企业文化师国家职业标准”制订组成员、核心主讲教授,主持与参与多家企业企业文化咨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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