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就个体而言，中国精英阶层中不乏依靠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人，许多精英也具有很强的社会操守和责任意识。但伴随整个精英阶层中精英品质的退化，精英阶层开始陷入困境。
一是精英傲慢激发的社会对立。精英的傲慢源自占有权力、财富、话语权的精英油然而生的优越感，从行为上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忽略甚至欺凌。当然这种从优越感上滋长出的傲慢很少表现在精英之间，主要针对的是普通大众。正因拥有权力的傲慢，才会有官员在面对记者追问时，脱口责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正因拥有财富的傲慢，才有“富二代”此起彼伏激起民众公愤的举动。同样，因为有专家们掌握了话语权之后的傲慢，才有一些知识精英敢于无视公众智商，公然为不义辩护，为荒唐背书。
当然，傲慢并非精英阶层共有的特质，而只是出现在部分精英身上，但正是少数跋扈精英的傲慢，成为激发精英与大众矛盾的导火索。
二是精英封闭造成的自我停滞。精英的封闭首先表现在精英个体与社会的自我隔绝上。许多精英在进入社会上层后，便迅速将注意力转到个人的小爱好、小乐趣和小生活上，轻易忽略掉底层社会生存的艰辛。一部分精英在通过信仰佛教、基督教等来寻求个人解脱、自我救赎时，却忘了宗教应有的怜悯和慈悲之心，没有兴趣也没有勇气去关注社会，特别是关注底层社会。
精英的封闭还表现在精英阶层内部的合流上。政治、经济、知识精英们有太多的渠道进行公开的聚会。但在这样的聚会中，许多精英不是超越自身利益发出正义的声音，推动社会的进步，而是忙于各类关系网的搭建以谋取自己的个人利益。此外，还有大量若隐若现的各类会所，成为各界精英私下聚会、相互沟通、维护现有精英共治格局的平台。精英阶层的封闭一方面使自身更加狭隘，另一方面也阻止了中下层优秀分子的进入。一个缺少自我更新的阶层必然会腐化堕落;同样也很难得到大众认同。
三是精英逃避引发的社会溃败。精英阶层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样也从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最大收益，因此精英阶层有义务比一般公众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在许多精英身上，看不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看不到古代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很多精英只安于在现行体制下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能把自身价值融入到社会共同价值之中，不能勇敢地担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重担，有的甚至本身成了社会堕落的源头。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精英们有了更多辗转腾挪的空间，同时也为自己的逃避找到了更多借口和退路。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精英或者其家人往外移民。
精英责任感的缺失虽然没对大众造成直接伤害，但由于掌握资源精英的逃避，社会的完善和进步变得更为困难，也因此加剧了社会溃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