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一、二、三

潘世东 原创 | 2012-03-14 17:49 | 收藏 | 投票

论老子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张新平

 

 

“道”是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老子对“道”进行了三级区分:有、无的区分是初级区分,这种区分探讨的是事物成其为事物的依据和本源;一、二的区分是次级区分,它要求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一个问题,从而得出肯定与否定的结论;二、三的区分是三级区分,它探讨的是二者之间的边缘与边界。三级的区分是一种循环,这种循环既包括直线也包括曲线,是一种迂回与进入的方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我国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演进,做出了重大而独特的贡献。本文试图在新的处境下探讨道与一、二、三的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

一、道在有、无之间人类早期的思想是从探讨万物的本源开始的。什么是本源?万物从它那里产生出来最后又回到它那里去的那个东西,就叫作事物的本源。在中国古典思想中,“道”即是对本源的探索。“道”在中国古文字中的意思是:“行之所趋,面之所向。”“行之所趋”说明“道”就在脚下,在行进的过程之中。“面之所向”说明“道”是一种指示,它在具体的处境中,开启着人行进的方向。“道”意味着人行进的道路与方向。“道”在老子那里意味着事物成其为事物的依据与本源。一方面,“道”是有,“道”与人、地、天一样,是一种存在;另一方面,“道”源于无,它是事物生成与开始的地方。“道”不是说出来的(“道可道,非常道”),而是自身显现出来的。“道”如何显现?“道”显现在无道的时候。当事情出了问题,走不通,人们就会问“道”,“道”才会显现出来。“道”的存在由无入于有,又由有入于无,它通过有形敞开自己,又因形而遮蔽自己。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皆流,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事物是不断变动的,只是我们感觉的对象,而不是知识的对象;知识的对象是另一类东西,那是永恒不变的理念,它们不是感觉的对象,而是知识的对象。具体事物与理念的区别:具体事物是特殊的、变动的,是不能下定义的;理念是没有变化的、永恒不灭的,是知识的对象,是可以下定义的。所以,柏拉图哲学的核心就是认为有两个对立的世界。亚理斯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他认为对于一个具体的事物,我们要认识它,首先是直接的感觉,即认识的感性阶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必须经过抽象分析,得出一些简单的、一般的规定性来。这样经过抽象分析得到的简单的规定性,就是事物的一般性、普遍性、共性。普遍性从具体的对象中抽象出来,这种“分离”只有在思想中才是允许的,在现实的客观世界中,却是不存在。这种“分离”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老子对“道”的初级区分是有、无,“道”从具体中来,如果“道”与具体无关,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把“道”视为具体,又常常使人把偏见当成了正义,使“道”丧失了它的创造性。这便是“道”的二相性。“道”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浑一性,它在有无的化一中显现为模糊性。用康德的观点来说,“道”是一个综合判断,而不是一个分析判断。这是赫拉克利特想走而没有走完的道路。

老子所说的“道”被自然所规定,但这个自然可理解为自然界的自然,人伦的自然,心灵的自然,这些自然在老子那里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区分,而是混杂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显现的本性就是“道”。在老子那里,“道”是复杂的,它被指向了一般,但这种一般又在具体的事物中。

西方现代社会,此在世界已被此在所规定,人们把显现的后果当成了显现本身,且把显现者看成是对存在唯一的和权威的解释,人类的始源经验被失落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是要探讨本源。何谓海德格尔所谓的本源?海德格尔说:“本源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一件东西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1](P1

本源的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总结,也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始。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感性、现实,只从感性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在人对客观世界的关系上,就是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又对未来社会充满设想,这二者统一于实践,实践能改变世界。本源只能在实践过程中才能揭示其奥秘。

二、一生二老子所说的“一”,是未曾分化的完全,它是不可定义的。这“一”不能“名”,并且先于任何个体化的实在,而一切存在都源于它。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老子的“道”是“有”的预先性,“有”不断地生成,生成的过程会不断地产生阻塞,“道”会不断地克服这些阻塞。“道”是开始,也是个体化的具体实现。“有”与“无”是生成的上游与下游,它像圆上的点,点既是开始,也是终结。老子所说的“一”,指一个整体,“一”就是在其中,“在其中”就是不分离。“分离”就是不在其中。

“一”与“二”的区分是次级区分。“二”是对有的区分,不是对有从何而来的区分。在这一点上,《易经》与《道德经》存在明显的不同。《易经》以乾元与坤元作为宇宙万物之本,乾元即阳,坤元即阴。阴、阳二元以太极统之,于是成为一元。世界由阴、阳二极构成,客观事物非阴阳莫属。《易经》认为“乾刚坤柔”,“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方有万物的运动变化,生生不息。所以《易经》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阴一阳常常使人将阴、阳当作不同的个体。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这里的阴阳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正如手心与手背。中国的阴阳学说综合了《道德经》与《易经》的思想,在“一”与“二”的循环中看问题,阴也罢,阳也罢,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常常表现为同一词语的反复,而这种反复并非是一种逻辑的弊病,它是一种迂回的调节方式。“二”是不离“一”的。

现在,人们常常将阴阳学说叫作辩证法,而西方的辩证法与中国的阴阳学说是有所不同的。西方的辩证法源于西方有知识的人之间对看不见的事物的不同看法,一般地说是一种对话的艺术,严格地说是一种论辩推理,它用推理的方法审查正、反两个方面的理由,从而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辩证法要求从正、反两个方面考查一个问题,审查一个意见。这种方法后来被自觉地运用到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中。西方的民主选举,即源于这种辩证法,或者说是这种辩证法的转换形式,一票代表一种意见,根据票数的多少来决定肯定与否定的结论。西方的那种面对面的矩阵式战争,也是辩证法的转换形式。面对面的战争实际上适应于一种经济原则:决一胜负有利于减少持久战的破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长痛不如短痛”。事实上,希腊雄辩术鼓励人们设定战争术语以构成话语的对峙。然而,正如面对面的战争会导致彼此之间的大规模性摧毁一样,这种面对面的辩论同样存在致命的弱点。人们在战争中往往把局部当成了整体。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辩证法也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原则,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等价交换,优胜劣汰。

中国的阴阳学说与西方的辩证法从源头上的区分是“看”与“说”的区分。“看”是在场的,“说”是不在场。“看”有看不见的那一维,而“说”能到达那一维。“看”与“说”的关系,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种双重阐释的关系。双重关系存在一个权力的问题。

“一生二”的区分是哲学的区分,哲学的区分本是为了把事情看清楚,这种区分是讲理,讲理就是不胡搅蛮缠,它需要划定边界,建立游戏规则。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及现代思想中的结构主义所进行的工作,就是这种区分。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需要规则与制度,只有这样,做事情才能从混沌走向澄明。

辩证法本来是想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中找到一种比较可信的结论,但是一旦它从逻辑推理转换成现实的斗争,就从区分推理变成了一场战争。战争也是讲道理。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在“不得已”的时候还是要用战争。然而,在已经实现了政权根本改变的社会,问题的中心不是战争而是建设,建设需要规则与制度。“二”对“一”的区分本是要把握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但人们往往过分地注重了区分而忽略了事情本身,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

规则与制度也会走向它的反面,成为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障碍,对于这种不合道理的制度,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解构,解构不是将所有的结构撕成碎片,而是为了找到新的澄明,这种转型是为了找到一种恰当的新结构。这是老子在“三”中要解决的问题。

三、二生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是个有意味的数字,构成了许多词语。如:三才、三纲、三秋等。“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既是社会生活现象和人生经验的概括,又包含着一种哲学的方法。很多人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三”解释为“多”,这种解释非常含混,且不符合老子思想的原义。“三”在老子的思想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易经》主二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两点论。扬雄的《太玄》认为老子的思想主三分,他认为一玄分三方,三方分九州,无非是一以三起。《易经》的二分,曰阴、阳;太玄的三分曰奇、偶、和。二元的游戏简单明了,但常常表现为刀与斧的游戏。“三”大于“二”,因为多出了一元,这就使得面对面的二元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这种重新定位表现为一种迂回的方式,使刀与斧的游戏转化为石头——剪刀——布的游戏。

事物的生存发展总是由一极向另一极转化的,在二者之间有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是居于二者之间的事物,是二者越界与共生的地带,它可以称之为边缘。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这里的“有”即“有缘”。对于对立的双方来说,“缘”并非自己的中心,但对于辩证的统一体来说,“缘”意味着中心与和谐。二者之间有交集也有空集。交集意味着有缘,空集意味着无缘。无缘并非是敌对势力,它意味着擦肩而过但并不相识。人生有许多的擦肩而过,没有爱,也无所谓恨。无缘不是对他者的盲视,而是对陌生的尊重。和谐是有缘与无缘的对立统一。黑格尔曾说:“和谐是从质上见出差异面的一种关系,而且是这些差异面的一种整体,它是在事物的本质中找到它的根据的。”[2](P180)这段话在阐释和谐时有它的合理性,但黑格尔与其他许多西方古典哲学家一样,认为本质先于存在,他们常常错误地将一种外在的抽象本质压倒了人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颠倒了这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告诉人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不能到人的实践活动以外去寻找,而应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本身。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的过程,就是使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老子所说的“三”指的是人的具体的创造性活动。当然,这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其进行剥离后得出的结论。

“三生万物”意味着人们从有缘中找到物物相生的依据,它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化与生,意味着人的自觉自识。人们常常说一个词叫作“化缘”,“化”意味着一种运动,一种旋转,一种创造。“化”是一种诗性的智慧,它让物回归物,人回归人。当代人常常错误地将二元关系理解为一方主动、一方被动,而二元关系的真正意义在于人应主动懂得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被动地去接受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应立足于自己本身去爱,而不是寄希望于别人来爱。只有这样,做事情才不会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而是一种主动的行动。

当我们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外国人饭后分帐时,心里多少会有一些排斥,但仔细一想,这又有什么不合理呢?吃饭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当然应该自己解决。现在大家一起吃饭,见到或者提出AA制,心里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人只有懂得区分,才能真正走向亲密,这是一种自觉自识。恩格斯说:“除了‘非此即彼’,也应在适当的方面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3](P535)在彼此之间的空白处寻找与建立一种关系,让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陌生与偏执,这是一种探险,更是一种创造。中国人常说“山不转路转”,这种“转”意味着寻找一种迂回与进入的途径,意味着对有缘与无缘的自觉自识。

“二生三”的区分是一种美学的区分,它是一种诗性的智慧。哲学的区分是抽象的,是一种理性智慧;美学的区分是感性具体与理性具体的统一。

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二”、“三”是环环相扣的,人们往往只注重了“一”与“二”而忽略了“三”。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有其合理性,但这种方法只是一种次级的区分,而不是一种深层次的区分。“三”是一种深层次的区分,它是行进中的迂回,是一种回归,因为它回到了有、无。“三”也意味着一种进入,它在划清彼此之间的边界与边缘的同时,使“二”成其为“二”,因此也成全了“二”。“三”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化与无化,意味着人的自觉自识,意味着爱的能力与智慧。老子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这是中国传统思想不同于西方传统思想的地方。当代西方思想开始由“二”向“三”转型,卡西尔是这样总结西方现代理性的转型的:“理性不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现在,人们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后天获得的产物而不是遗产。它不是一座精神宝库,把真理像银币一样窖藏起来,而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4](P334)西方思想已经完成了它的现代理性,它需要诗性的拯救,诗性的拯救的根本意义在于理性智慧与诗性智慧的融合,这便是“道”与“理”的融合。也有人称之为“以爱成全法”。融合是一个化生的过程、觉识的过程,在化与无化中建立一种和谐。有人将“二”与“三”的游戏比作刺猬与狐狸。做刺猬还是做狐狸?这取决于“一”中道的有无。对刺猬与狐狸的褒贬应视“一”而论,该做刺猬时做刺猬,该做狐狸时做狐狸,这样才能做到心平气和。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4]卡西尔.启蒙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张新平(1963-),男,湖北云梦人,江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学、西方美学研究。

个人简介
潘世东,二级教授、十堰市政协副主席、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十堰市委主委、汉江师范学院校领导、《汉江师范学院学报》主编、汉江师范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湖北省跨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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