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国地位之利器
许金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共制造了三枚原子弹，分别命名为“大男孩”、“小男孩”、“胖子”，第一颗原子弹“大男孩”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的特里尼蒂沙漠里试爆，第二颗“小男孩”扔在了广岛，第三颗“胖子”投放到长崎。研制原子弹是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用于实战的投放则到了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
美国把研制原子弹命名为“曼哈顿工程”，这项工程耗资巨大，数百名科学家参与，其中不乏像奥本海默和费米这样优秀的科学家。选择在日本投放原子弹是形势所逼，美国想早一天结束战争，在胜利的谈判桌上有更多的话语权。美国最初曾考虑把原子弹投放在东京，但是考虑东京曾经被美国空军飞机反复轰炸，难以估算与检验原子弹的实际杀伤力，如果不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天皇裕仁就在劫难逃了。后来也曾考虑过奈良和京都，当时一位中国学者梁思成建议不要轰炸这两座城市，因为这两座城市古建筑保存完整，具有很高的历史人文价值。最后备选了四个城市，分别是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投完广岛原子弹后由于天气等原因第二颗原子弹选择了长崎。两颗原子弹共造成日本三、四十万军民死伤，近两万幢房屋被摧毁。最终的结果是迫使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接受无条件投降。
原苏联紧随美国之后在四九年也成功制造出原子弹，下面是各国拥有原子弹的时间表：苏联——1949年8月29日；英国——1952年10月3日；法国1960年2月13日；中国——1964年10月16日；印度——1974年5月18日。之后的一些国家也在积极研制，试图挤进核俱乐部，如以色列、巴基斯坦、日本、朝鲜等半公开或秘密加紧研制步伐。
中国的原子弹研究起步于建国之初的1950年毛泽东访苏。从法国归来的钱三强夫妇受命组建原子能研究所，曾经担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在1946年和夫人何泽慧在法国居里夫人试验室，先后发现核铀裂变的“三裂变”、“四裂变”现象，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由此而引发一系列的核物理研究。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是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和在英国担任教授的第一个中国人；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发现者王淦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等；还有两弹元勋邓稼先和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以及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许多才华横溢的科技专家，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排除了种种阻扰，毅然回到国内，隐姓埋名，默默耕耘。他们带领核武器研究院广大科技人员奋力攻关，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起在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获得完全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此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这些核大国应该调整其核武器使用政策，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应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核武器国家一要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二要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条约。这些措施不仅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同时给世界新秩序维护增强了约束力。
积极推动核热点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化解中小国家拥核自保的冲动。核扩散是地区形势紧张的产物，克什米尔冲突催生了印巴核武器计划；巴以冲突带来了以色列、伊朗和叙利亚核问题；半岛对立状态导致了朝鲜核试验。物有不平则鸣，如果相关各方合理的安全不能得到保障，即使不发生核危机，迟早也会以常规战争、游击战或恐怖活动等形式爆发出来。所以，应当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超越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障碍，探索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从建立无核区入手，逐步将“无核武器世界”变为现实。
核武器除了威慑价值，还是某些国家谋求大国身份的砝码。为了断其念想，有必要将加入和严格遵守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作为参选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核扩散危及全球安全，游离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之外，或者在全球化时代仍积极讨论研发核武器显然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作为。如果允许这样的国家成为安理会理事国，将会“鼓励”更多拥有大国之梦的国家狂热效仿。个别国家的非理性追求将导致整个人类社会的灾难，就像在每个人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
现在亡羊补牢，尚未为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