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个诱人的字眼，因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又是一个永远沉重的话题，因为，但凡货真价实的改革，必将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受到重重阻挠，无论改革成败，改革者必将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王安石，这位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他所主导的改革变法，无论其富国强兵的目的，还是其“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一超越时代的经国理财理念都是神圣和伟大的；无论王安石本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勇气和终生洁白无瑕的政治品质，或者青苗、募役、方田均税等具体制度的设计都是完美无缺的，甚至在风险预警和控制上，都采取了局部试点成功后再向全国推行的审慎步骤，但是，如此无可挑剔的变法最终的结果却是不仅大地主、大官僚集团集体反对，而且底层百姓也是民怨沸腾，宋神宗死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上台，新法几乎全部被废除，新法废除后十多年，北宋灭亡。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仅令宋神宗、王安石百思不解，也让这段历史成为后世学者的噩梦，读者的干柴。
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一是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中央财政危机。北宋是文人的天堂，这个精英阶级集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于一身，他们红道(权)、黄道(钱)、黑道(文)通吃，不仅热衷于官位，而且肆无忌惮的兼并土地，据史料记载，被后人誉为“包青天”的包拯，即使抛开其政治地位，仅以其拥有的土地价值计算，放在今天他也是亿万富翁的级别。千年后的今天，官僚与资本再度携手，大肆兼并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土地，所不同的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原因，土地的价值和效用不再停留在农业的层面，而是升级到能短时间内积聚更多财富的房地产和自然资源领域，这也注定了土地兼并的激烈和血腥。二是民族矛盾和军事危机。北宋时期北有辽国猛虎，西有西夏饿狼，南方还不时发生像侬智高之类的暴乱，多线作战，胜少败多，军事威胁一直无法解除。
王安石之所以能被列宁誉为11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首先是因为他对国家内忧外困的形势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没有像韩琦、文彦博等士大夫阶层一样，只知道在政治上巩固自身地位，在财富上兼并土地资源，在文化上舞文弄墨，总之，士大夫们习惯于安于现状，对于帝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却置若罔闻。这些官僚士大夫的思维，和今天很多专家学者是一样的。比如，他们认为王安石推行的保甲法，不但耽误了农民的正常耕作，而且给辽国和西夏攻打大宋的口实，就像前不久有学者说，中国如果走军事强国的道路，必然违背了和平崛起的承诺一样。
其次，王安石抓住了矛盾的根源所在，北宋官僚士大夫阶层本身就是大地主，正是土地兼并导致国家积贫积弱。所以，改革的关键就是通过国家垄断经营和建立国家金融资本制度来抑制土地兼并，这样既可以在短时间内积聚大量国家财富，又可以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为改革争取更大的政治资源。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超越时代的经国理念和完美周详的制度设计。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大块，一是扶持农业生产、振兴农村经济，比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二是改革财政税收体系，比如方田均税法等。三是改革具体经济制度，比如均输法，市易法等，三是改革政治和军事制度，比如保甲法，置将法，保马法等。 “青苗法”为的是让自耕农能在青黄不接的关头获得低息贷款，避免落入兼并之徒的陷阱，这一制度使得农民和政府同时受益，又防止了兼并，从现代经济学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用金融贷款刺激经济发展，缓解社会矛盾的做法不仅深得经济学的精髓，也很符合现代经济学理念，做为一个差不多一千年前的古代人物，真是难以想象，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经济学家。“方田均税法”则要求每年由县政府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规定税额，以限制官僚地主隐瞒田产和人口。如果兼并之家在聚敛生产资料的同时，也承担相应的税赋，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问题的爆炸。“市易法”、“均输法”则希望从商业角度打破大商人的垄断，降低兼并的动能，因为这些大商人是重要的兼并势力。“募役法”则是为了提高冗员充斥的官僚体制的行政效率， “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它意味着努力将财政收入建立在工商企业的盈利基础上，也意味着国家需要一个统一的金融体系。如果这条道路走通了，国家的基本社会经济结构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困扰王朝的矛盾将不再存在。“保甲法”则是为了对付兼并带来的社会危机。如将农村住户组织起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将兵法”为了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可见，王安石不但理论过硬，而且非常务实，不但能从实际出发，而且敢于创新。
但是，如此完美的变法，其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其失败原因大致如下：
一是王安石改革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集团的根本利益。这些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就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他们形成合力，对新法坚决抵触。
二是新法执行不力，导致结果事与愿违。如青苗法推行的结果是基层官员在发放贷款时将优质贷款发放给关系户，并将贷款强行摊派给中农、富农等本来不需要贷款的人，在征收利息时，贫农因无力偿还经常会受到暴力催缴。
三是王安石用人不当。王安石在地方时，变法只所以能够成功，除了变法内容外，很大原因在于王安石本人的品质和操守，而他重用的吕惠卿、蔡京等人。
四是宋神宗本人对变法不够坚定。虽然，他想有所作为，而且一直相信王安石的品行和能力，但面对一次次的反对，和活生生的现实，他犹豫了，退却了，王安石不得已请求辞官。
以上原因确实都有道理，但仅仅是原因而已，如果我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仅停留于此，那么，我写这么多只能是在重复别人，而重复的意义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首先，只要是改革必然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这既不能成为为失败脱罪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怯与改革的借口。王安石变法虽然触犯了当时几乎所有权贵阶层的利益，正因为此，在变法的步骤上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办法，并不是一下子剥夺了他们的利益。
其次，执行不力有各方面的原因，比如，反对派的阻挠，用人不当，宣传力度不够等等。但我们一定要记住，站着说话腰虽然不疼的，但一直站着说话是不礼貌的。王安石主政前前后后不过十几年，而北宋内忧外患的形势是容不得像现在这样先投票或听证，再宣传教育、选拔官员的，专制体制下需要的不是程序的完美而是效果。这就注定了执行过程中的打折。
再次，关于用人，别说科举时代，就是今天经过推荐考核考察而任命的官员，不是照样出事吗？何况在北宋，士大夫萎靡之风占主导地位，在保守派经常兴风作浪的大环境下，我们要求王安石慧眼识人，岂不是过于苛刻。其实，王安石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变法开始不久，就开始尝试通过改革科考内容，为变法选拔优秀人才。
最后，宋神宗对改革的支持力度不够更不是问题关键，宋神宗是一国之主，而不是王安石一人之主，他相信王安石，却也不能不相信事实和结果，虽然，结果与王安石无关。就像现在，总理把制度定的再好，把说得再漂亮，但如果还是民怨沸腾的话，你还能要求主席无所顾忌的支持你？
因此，这些原因是所有改革都会遇见的具有共性的问题。而且，有的问题是根本无法回避的，有些问题也是短时间不能解决的。个人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变法运作模式的问题，如果深层次分析的话，这又涉及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
“青苗法”从理论上来说是非常正确、精妙的，在局部地方的实行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切说明“青苗法”并非只是不合实际的空想，而是扎扎实实能给老百姓带来实际利益的政策，可为什么在试点范围扩大后，改为在宋帝国全境推行的时候，便从利民惠民走向了害民惨民的反面呢?根本原因在于局部推行的话，情况比较单一，推行者能够随时掌握实情，并且不会用公权力去强行推行新法，而如果通过中央集权的途径推行新法，抛开以上因素不谈，假设不存在反对派，那么帝国的运作模式大致是这样的：朝廷要推行变法，自然要给下面的官员制定出考核的标准，或者即使没有标准，但新法执行的力度和成效（虽然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数字上，这和今天地方官员追求GDP初衷完全一致）无疑会影响官员的升迁，而且为了促使各级地方官员积极推行变法，必须激励考核和奖惩机制，对新法推行相当积极、重视，完成情况较好的官员，给予褒奖和提拔；对于那些对新法推行阳奉阴违，相当消极，甚至暗中抵制，完成情况非常不理想的官员给予惩处、调职和降职。这是任何一个集权政府推行某项政策的必然手段。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各地具体情况不一致，官员的道德水平参差不齐，中央对地方管控能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政治压力，强大的权力机器，微软的监督反馈，必将导致最基层官员在执行新法过程中走样，因为对他们而言，最主要的不是站在国家大义上去实事求是的执行新法，而是首先完成摊派任务。这样一套的集权政治结构体制，就像一种传导力度不断加大的精密仪器，上面的决心越大，力度越大，到了最底层的话，力度肯定会被放大数倍。所以，以政府权力的模式推行具有市场行为的改革措施，其结果必然完全走样。这不是政策内容本身的问题，而是运作模式的问题。
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如果当时能成立一家即使由官方完全控股但在经营管理上相对独立的商业银行，“青苗法”中农民是否贷款，贷多少，怎么还，让农民自己决定，官方缺钱同样可以向银行贷款，官方所要做的就是货币政策的调控，那么，变法就不至于落个民不聊生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要求王安石在提出“青苗法”这样具有前瞻性的经济理念的同时也在11世纪的中国建立商业银行。因为，中国历来重农抑商，社会结构一直是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商业资本历来被严加约束，因此在当时不可能转变为自由的金融资本。即使21世纪，中国商业银行虽然遍地都是，但国家的货币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控仍然有心无力，相反，资本运作更加剧了社会分化。
官僚运作的天性是升官，资本运作的天性是发财，经济政策改革如果单纯依靠某一方面，都难获成功，只有两者在能够相互制衡的前提下明确分工，才能使原本美好的制度设计变成现实。如此良好的初衷，如此完美的内容，却无情的失败了，而且王安石变法后不久北宋就亡国了，这足以让后世政治家在改革二字面前望而却步，但是，对于改革如果用结果的成败一概而论的话，是非常肤浅的。因为改革的成败，最根本原因不在于改革的内容本身，而在于改革的天时地利人和，即使同样的内容，不同的环境下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成功的改革解决了问题，失败的改革加剧了矛盾，必将矛盾引向另一种解决途径。因此，读懂王安石变法，等于参透半部中国历史。
朱镕基总理上台之初曾以王安石自勉，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也曾以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诗句自勉。两任总理能以王安石自勉，确实令人欣慰，王安石的博大胸怀和他改革的勇气及智慧，永远值得后人效仿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