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十余年寻觅，逐见价值中国网乃思想交流最佳平台。本人自陈岩锋先生引至价值中国网交流六年来，思绪流淌由小溪、小河而渐趋江海。未来一段时间，拟写作与林永青、卫战胜、陈岩锋、葛孚学、崔长林、肖永健、张海勤……诸位先生共鸣与商榷的序列文字）
一
林永青先生在为潘世强教授《道德经》译本而作的《〈道德经〉新译：语言连接世界，思想创造世界》一文中说：“《道德经》首先是方法论，它早在人类文明的幼儿时期，就阐述了一种伟大的辩证法思维和悖论思想。”此外林先生认为《道德经》也是世界观，其中“蕴涵着中华民族幼年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林永青先生强调《道德经》是人类幼儿期、幼年时代诞生的伟大方法论和完整世界观。
或许是作者无意而读者有心，亦或作者有意而暗喻其中，林永青先生文中的“幼儿”、“幼年”两个关键词犹如天启，使我对老子道体的本体概念豁然开朗。数日咀嚼林先生文中“幼儿”、“幼年”两个词，使我想起二十八年前作家孙犁写的《眼睛》一诗，以及前年与林先生电话交谈中，林先生所提到和推荐的老子专家杨鹏先生，还想起两位提倡“道法自然”教育理念并付诸实践的微博网友付小平先生和李军女士。
孙犁写的《眼睛》一诗，形象地阐释了林永青先生所说人类幼儿时期、幼年时代天人合一、感应道交的伟大辩证法思想：
婴儿的眼睛是清澈的
青年人的眼睛是热烈的
中年人的眼睛是惶惑的
老年人的眼睛是呆滞的
世界反映到婴儿的眼里
是完全客观的
完全真实的
因为婴儿对它没有判断
等到有了判断
世界在人的眼里
就不是完全客观
也就不是完全真实的了
由于有了“感情的反射”，青年人、中年人热情地追求，经历失败、痛苦而至惶惑；老年人无可奈何，缺乏勇气、力量而至呆滞。诗人最后总结道：
这是人生的过程
但不是世界的过程
世界的过程
仍像在婴儿眼里一样
在客观地运动
孔夫子说了一遍
老子和庄周又说了一遍
苏格拉底说了一遍
黑格尔又说了一遍
世界仍然按照它的意志运行
人的眼睛
仍然按照年龄和经历
变化着它的神情
“老子和庄周又说了一遍”可不简单，因为老庄大师说的一遍是“人生的过程”与“世界的过程”统一的婴儿状态。作家孙犁诗中所写的婴儿情状，正是《老子》二十章所说“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的情状。老子提倡“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婴儿的眼睛，它不像成人的眼睛会“按照年龄和经历”“变化着它的神情”。婴儿对人间的等级面子、竞争斗争一无所知、毫无表现，不知道“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老子·二十章》）婴儿也没有享受太牢、登台喜乐的雅兴，肚子饿了、身体冷了，他就又哭又闹，自自然然，如打雷下雨，如日出天晴，有序无碍，完全地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道而成。老子极为推崇婴儿，描述婴儿的状态是“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老子·二十五章》）这都是以婴儿来比喻有道者的修养状态，这个状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专气致柔”，心平气和、内无杂念、纯真自然，因此“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物莫能伤焉”（《孟子》）。为修道能够进入婴儿状态，老子还提出“玄同”、“玄德”的概念。老子认为修身之终极是要达到“玄同”境界，从而具备“玄德”。这就是说，要摒弃世俗意义上的等差贵贱，将自身置于道中、与道合一，完全与自然化为一体。玄同就是自然的境界，具备玄德就是要归返自然，这样的人生姿态才真正符合自然之道。
人经过修为，进入婴孩的“玄同”境界，获得“玄德”，便会智慧大开。当代著名经济趋势研究专家时寒冰先生认为，某种趋势的展开，一定有其深层的力量在推动，而这种力量是可以推导的，但人由于自身知识的局限，却很难做到。时先生说，我们要能够推导趋势，必须“让思维像孩子般地舒展，像鲜花般绽开，让灵感像触摸阳光般地感受趋势中的难以言喻的奇妙和跌宕起伏，永远不要站在钱眼里去思考。”（《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P354）这个观点类似于笔者所说的“超越知识”，与老子的“婴儿”精神也应该是基本一致的。谈金钱要超出金钱、谈经济要超出经济，“让思维像孩子般地舒展……让灵感像触摸阳光般地感受趋势中的难以言喻的奇妙……”，这样的精神境界，比学之不尽、用之不绝的知识更为重要！以道家观点来看，时寒冰先生无论在知识境界或超越知识的境界，对“婴儿”状态的理解都很到位，时寒冰先生说：“当人类把心腾空的时候，心才能享受到婴儿般的快乐。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婴儿般的心态，让心像羽毛一样轻盈，我们就能享受快乐。一位智者告诉我，当心像婴儿一样的时候，是距离上苍最近的。”（同前P366）老子的道论，就是强调一个最重要的真理——靠近上苍，让天人合一，让天人感应。世俗社会的人生折腾，真是背“道”而驰了，其最大的过错，就正是在于离天越来越远。伟大哲学家冯友兰说：“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精神境界可能还是象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P57）可见小孩子天真烂漫的境界，确是一种道高的境界；然而这个天人合一的道高境界，在老子之前那个天地初开、人类初生的时候，是自然而然的，如今人类离天越来越远，一个成人要很有学问，才能回归那种状态了。婴儿状态是一种“道”的状态，人的所谓“教育”和“成长”，因为政府的过度“有为”，渗透了太多人为和社会急功近利的因素，于是便背“道”而驰，慢慢从“道”上退了下来。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教育环境和经济发展中，这个“道”退的情状几乎是一泻千里，势不可挡。但依然有少数有识之士在力挽狂澜，希望给夕阳西下的中国教育和非健康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投进一丝希望的曙光。
二
近期在与新西兰常春藤教育集团@李军老师的微博交流中，她关于老子“道体”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李军老师身体力行，致力于“教育本性化、学习轻松化、成功自然化”，遵从“道法自然”。我非常赞同她极力推崇和实践的这种“大道应用”的“本性教育”。“天生万物而不养”，成长是客观规律，不是家长做得多么多么好，孩子就一定会如何如何，这两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有间接关系；“养育孩子需要大智慧，并非一厢情愿便可一蹴而就。”这个“大智慧”就是老子“无为”、“有为”的高级辩证法。@李军老师说，应以“无为”致“无不为”，以“道法自然”致“上善若水”。按照李老师的观点，最不幸的孩子是被家长给“双规”的孩子，家长要求孩子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做规定的事”，而“不管孩子是否正在专注于某件事情”。这种不幸的孩子，是真正被家长给伤害了。@李军老师认为“孩子是父母的镜子，父母要时常对着镜子，认识自己，完善自己。”这面镜子就是诗人孙犁所说孩子的“眼睛”。犹如平静的湖面才能清晰映出群山的倒影，孩子客观的眼睛可以反映父母最真实的面目；因此父母应学会从孩子的眼睛当中看清自己、改善自己，从而实现孩子成长、父母也成长——共同成长进步的良性循环。根据“道法自然”的“大道应用”，@李军老师十分推崇“快乐教育”、“好心情教育”。李老师认为快乐是孩子的天性，家长的出发点应该是“快乐着孩子的快乐”。@李军老师教育理念及其实践的层次很高，完全符合老子“道”的精神。她在道法的操作上也是极其成功的，20年应用在家庭教育上，培养女儿16岁被牛津大学PPE专业和美国常春藤名校录取并获全额奖学金。
我的博友、易成（上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付小平博士，他非常赞同依顺孩子天性和选择来开展教学的教育道法，并积极地以实际行动推广实践。@付小平先生现身说法：“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代替孩子的选择。我问女儿今后想做什么，她多次的答案都是当大厨师，我们全家都鼓励。”付先生的说法和做法，让我想起二十世纪初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文化领域开风气之先，“二十文章惊海内”的通才、奇才弘一大师，其母在去世前对他说：“儿子，娘知道你这些年并不快活，以后你尽管做你喜欢做的事便好。”（据濮存昕、徐若瑄主演电影《一轮明月》）可见依顺孩子天性、尊重孩子选择对其成才的极端重要性。如果没有“你尽管做你喜欢做的事便好”这个英明前辈的郑重嘱托，以及被嘱托者一生不放弃的秉持和修为，中国二十世纪便会少了一代伟哲、高人李叔同！付小平先生说：“孩子的世界很纯真，孩子的话也很真实，跟孩子交流时，一定要从成人的轨道转到孩子的轨道。”从成人的轨道转到孩子的轨道可不简单，这其实就是道家力行的修为即恢复“婴儿眼”，需要冯友兰先生所说那种“很有学问”的学问，这对父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此@付小平先生提出“为了孩子的成长，家长更需要学习、成长和改变；为了孩子，父母需要修行。”付先生说“孩子的问题都能在父母身上找到影子”，因此我理解这个“修行”，也是要把那个“问题”的“影子”修掉，或至少是淡化了它。此外@付小平先生也极力倡行“道法自然”的“快乐教育”。孩子“今天的快乐将决定明天的快乐，孩子的快乐一天也不能耽搁。”“孩子的快乐比成绩重要一百倍，但若把两者协调好，又会是相互促进的。”付先生所言还涉及教育的终结价值问题，如果孩子的学习和成长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么它所追求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
关于中国教育的出路，@付小平先生提到一个重要观点，他说：“中国教育的希望在民间，当民间的力量聚合到足够时，一定能够改变教育的现状。”我很赞同这个思路，其实经验事实已经如此，虽然民办教育在整体上还很微弱，甚至一定程度上被公办教育的思想体制给扭曲，但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素质教育、健康教育的成长基本成正比。在中国大陆，如今大家讨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根本办法是什么？就是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要创建与民营经济相配套的民间金融和资本市场。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个很伟大的地方，就是“在国有之外”打主意，在“民间”和“自然”方面打主意，可以叫作“国有之外主义”、“民间主义”或“自然主义”。中国经济体制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公有经济之外让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由此推导，未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国有金融之外让民间金融发展起来。那么对于教育，同样可以推导出与@付小平先生所言类似的结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公办教育之外让民办教育发展起来。其结果，自然是“当民间的力量聚合到足够时，一定能够改变教育的现状。”中国最近三十年，或许还要加上未来的三年甚至三十年，都是体制转轨时期，转得好不好，可以用老子的“道”来衡量。以老子的观点，“国有”、“国立”、“国营”、“计划”都是“非自然”，都是“有为”扰民，“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不治。”（《老子·七十五章》）可以说今天中国各种问题的总根源，就是政府、国家的过度有为，然后出了问题，还以为根源在民间，于是造成“政府有病百姓吃药——有病者不吃药，吃药者被毒死”的恶性循环。以老子观点推理，“民有”、“民营”、“民立”、“民治”、“市场”才是自然、无为、健康、有序而符合天道的。因此我们在这个转型期看中国问题，甚至包括思想体系、政治民主之类问题，都不要寄太大希望去改革那个“国有”的堡垒，而要打“包围战”，搞“民间包围城市”，让民间自自然然地消弭上层的“有为”。当然这个“包围战”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斗争，而是开放前提下的公平竞争。通过全面竞争，以及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的斗争，感化和迫使“过度作为者”给“民间”不断地“松绑”。其实那个“民间”力量、那个“道理”千古不变，永恒潜在，只要给它“松绑”，啪一下它就出来了，而且自自然然，强大无比。政府、国家不用“费力不讨好”地去强化它和催生催长它，只是给它“松绑”，给它“合法”或“非法”的定义即可。
笔者曾经撰文，论说《“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提法不妥》，以老子《道德经》观之，这是一个背“道”而驰的提法。试问：“非国有经济”需要国家、政府去“发展”它吗？“非国有经济”的本性是什么？它的本性就是“非国有”和“发展”。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发展势头是非国有经济的本性，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除非你要堵塞它，否则它总要本能地向前“发展”，非国有经济不需要国家、政府这个“自作多情”的“有为”主体来促使它“发展”。这就是“道”理，这就是自然，这就是民间。非国有经济本身具有强劲的自我发展机制，无需任何外力推动，外力对它的作用只是规范、制约或者解除制约。为什么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不就是因为它天生具有自我造血和自我发展的功能吗？一个社会中只要有“非国有经济”存在，加上政府的合法规范行为，这个社会就具有了良性健康的自我发展机制，而不需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累死累活地时时打强心针、时时高呼口号、时时发布命令来促使其发展。总之政府不用越厨代庖，像操心“国有经济”那样，去积极“有为”地操心“非国有经济”这个市场主体的发展，而只是去规范它的发展。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上层建筑的宏观力量完全堵塞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国有经济”获得了自由地自我发展的外在条件；在体制转轨时期，只是在不断地给潜在的“非国有经济”松绑，而“松绑”怎么能叫“发展”和“大力发展”呢？我把你的四肢捆绑起来，然后又给你解开绳索，这能叫“大力发展”吗？“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这句“特色官话”，带有浓厚的“有为”和“计划”意识。似乎只有政府推动，“非国有经济”才能得到发展；似乎政府是万能的上帝，所有的市场主体都生死系之，市场主体能够得到发展，是全靠政府的大恩大德。中国政府把“非国有经济”这头“老虎”置于牢笼里关了近半个世纪，现在只是“放虎归山”罢了，这怎么会与“大力发展”的大恩大德沾了边啊！在今年5月9日召开的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省委书记汪洋在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汪洋先生这个讲话，就把政府的位置摆正确了，符合“道体”了。
如果“非国有经济”是需要通过外力来推动才能使其得到发展的话，那么政府去“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会造成什么后果？“大力发展”的政府行为，必然造成对某些市场主体的偏爱和扶持，同时在客观上歧视和压制了别的市场主体，从而带来不公平竞争，也会带来政府腐败。试想一下，一个足球裁判能去有意识地“大力发展”它所“仲裁”的某一支球队吗？那不成了“黑哨”才怪呢！我们政府习惯扮演那种全智全能、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有为”角色。这种当“大保姆”的有为作法，看似仁慈友爱、魔力无边，但事实上却无法做到公正、廉洁，而且由于管事太多，其行为也不可能做到高效、规范。“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所反映的正是一种“全能政府”、“计划政府”、“有为政府”的角色观念，这样的“有为”政府总会有意无意地超越规范去做所谓“好事”和“英明”之举。以老子《道德经》观之，在一个符合“天道”的“有德”社会里，政府应该是婴儿、是孩子，民间大众才是成人、父母，天道人伦是父母养孩子，父母教孩子做什么，孩子就应该做什么。一个人间社会只有存在“婴儿态”政府，这个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天灾人祸，众生才能安居乐业、和谐幸福。
佛家对“婴儿状态”亦有很好的解说和修为，值得借鉴。在佛法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里边，今生由“触”开始，“触”就是一到三岁的婴孩阶段，在其对外界产生的感受中没有苦乐和“感情的反射”，这个状态最好。但这个阶段很短暂，随即就被“受”（苦乐以及不苦、不乐的感受）、“爱”、“取”、“有”依次取代而占据终生，最后结下来世的“生”和“老死”之苦。十二因缘显示的是有情生命流转缘起的因果关系。佛家在世俗人生流转不已的苦境当中，不仅发现了珍贵的“触”境状态，而且提出了留住“触”境的绝妙道法。这个道法就是：首先泯灭生死根本的“无明”，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这个流程称为“还灭缘起”。泯灭缘起，包括泯灭“触”境本身，于是真正的“触”境就实现了，就能脱离三世轮回，得究竟解脱——这是人类最高明的辩证道法！
三
笔者认为，《道德经》是《易》的正传，是《易》的正经。《易》不是文字之书，而是一幅卦画，解释《易》的文字如卦辞爻辞，以及《彖》、《象》、《文言》、《系辞》、《说卦》、《杂卦》、《序卦》等才是文字经书。儒家经典基于主动“有为”、积极“入世”的“感情反射”，在《易》的传文中附会了人伦道德的社会内容。而在老子看来，那不是真正的道德，真正的道德是符合天之“道”的人之“德”。用作家孙犁诗中的术语来讲，“道”是“世界的过程”，“道德”就是“人生的过程”与“世界的过程”相统一。难怪《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这是关键所在。
林永青先生在文中说：“相比较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道德经》有着更为强烈和深刻的哲学思辨的意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道德经》所讲，是“人生过程”与“世界过程”相统一的学问，这是哲学与人生最高的境界。林永青先生说：“《道德经》的思想方法，如能在后世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将更多地包括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林先生这个推理的必然性是毫无疑义的，那为什么《道德经》的思想方法却没有“在后世得到进一步发展”呢？因为这个“思想方法”被传入中国的佛家“修行”大法代替了。实现“人生过程”与“世界过程”的统一，佛法认为不是靠学习、思考、理论（即老子所说的“可道”、“可名”），而是要靠践行“五戒”、“十善”、“八正道”等，用作家孙犁的话讲就是要去掉“感情反射”和恢复“婴儿眼”。
佛法能够从东汉起在中土盛行，就正如林永青先生说“思想是由思想方法决定的”，佛法实质上延续和深化了老子伟大的道法。佛家与道家所倡扬的实体（道体）没有变，都是要实现“人生过程”与“世界过程”的统一，但是方法变了。或者说道家的方法不够明确和直接，出世入世两可，出世部分又太过奥秘，一般人不易把握，让普通人越学习、越思考、越理论越迷惑。而佛家的方法十分明确和直接，人必须通过修行进入涅槃静定的境界，才能实现“人生过程”与“世界过程”的统一；做到这点可以像禅宗那样一悟即可、见性成佛，亦可如净土宗那样一转开悟、一念成佛。可以说，在追求终结真理与极乐世界的路上，中土佛法接替老子的道法而明确了路线。
佛教最早作为外来宗教，为什么会在中国受到欢迎，扎下根来发扬光大了两千年至今，就是因为佛教的成佛与老子的道体高度一致，而且佛教的法门更加微妙方便。打一个比方，到达一个目的地，道家是艰难地赤脚步行而去，佛家则是乘坐飞机。坐飞机很快捷，很轻松，但是飞机凝聚了复杂的科技，但这些科技很吸引人。正是因为佛法的精微神奇，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世界上的宗教，我最赞成的是佛教。”孙中山说：“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康有为说：“佛学之博大精微……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含，尤为深远。”章太炎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梁启超说：“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转自张恩富居士著《阿弥陀佛》，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绪论P8）老子发现了“人生过程”与“世界过程”统一的极乐世界，但是他没有公开清楚地指明道路，而佛法作为宇宙中最巅峰、最无尽、最珍贵的人间大法，它完全而彻底地解释了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指明了通向彼岸的有效路径。李居明先生说：“上天赋予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佛法，没有一样东西比它珍贵，没有一个理论或智慧比佛法更高超。能够解决人来到世界所有的痛苦，解决所有难题。”（李居明《密解般若心经》，华龄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P147）
有个关于“杜撰”的故事，可以从侧面说明道家与佛家的联系。明代冯梦龙小说《古今谭概》及清代褚人获小说《坚瓠集》，均说到一个唐五代时期的人叫杜光庭，曾中进士，做过五代时的宰相。杜光庭精通儒、道典籍，在四川做道士时，出于维护道教的目的，他依据佛经的义理，写了很多道经，其实就是编撰神话故事来阐扬道教。据说杜光庭编撰的《道藏》有五千多卷，其中有一部叫《老子化胡经》，说老子骑着五色神牛从函谷关西渡流沙，在唐玄奘之前近千年到了印度，托生成释迦牟尼。后世对于没有事实根据的著作，便称其为“杜撰”。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但是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佛教能够流传到中国来扎根、开花、结果，的确与老子《道德经》是有一定接承关系的，虽然释迦牟尼佛未必真是老子投胎变来。
佛教、道家在“无为”大法上的紧密联系和承接关系，是得到不少国学大师们认同的。南怀瑾先生就说，“古人有言：‘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就是说真理只有一个，东西方表达的方式不同。佛学未进人中国，‘无学’的观念尚未在中国宏扬，老子就有‘绝学’这个观念了。后来佛家的‘无学’，来诠释老子的‘绝学’，颇有相得益彰之效。”（《南怀瑾选集》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P181）“当年玄装法师，固然把梵文的佛经翻成中文，同时也把中国的《老子》翻成了梵文传译到印度去。因此唐朝以后的许多佛学与密宗的道理，掺杂有中国道家的成分。”（同前P222）儒释道的合流，在东晋时期已见端倪，佛教的传入，玄学有接引之功，于是玄、佛合一是为当时潮流。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道教人士吸收佛教义理注《老子》，以为道教理论添砖加瓦；而在佛教徒中，也有学贯儒释道的大师为《老子》作注。东晋玄学的中心课题，就是解决佛家关注的个人生死解脱问题，以张湛、韩康伯、支遁等人为代表，特点是将佛教大乘般若学和玄学的老庄思想相融合，在玄学义理中引入佛理。唐宋元明清，主流的趋势是三教互补、三教合流，儒、释、道三家在研究上逐渐达到同步。合流的具体形式有：儒家人士将道家的教义纳入儒学体系当中，佛学之士以佛教融合儒、道思想，道家兼采儒、释两家学说，其目的都在于扩展、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在中国修道文化的传承发展上，援老入佛、以佛释老是客观存在的，很有历史渊源，并且对各自文化体系的发展、传播都相得益彰。
四
作家孙犁的《眼睛》是一首悟道诗，境界很高，达到了“经”的层次。作家张松如（公木）在读了孙犁《眼睛》之后，“心血来潮，率然命笔”，“反其意而用之”，也写了一首题为《眼睛》的诗（载张松如著《老子说解》，齐鲁书社1987年4月第1版P14-16），其中写道：
世界反映到婴儿的眼睛里
大不过妈妈的奶头
日影恍恍 月色溶溶 风丝细细
吹不皱一池清水
……
人的过程尽管只是一瞬间
但它必然和世界的过程同步
……
假如世界只在婴儿的眼睛中
做着纯客观自在的运动
可能人类还与古猿晰蜴同居
攀援跳跃在原始森林里
作家张松如（公木）在诗中，所张扬的只是“人生过程”，在认知上达不到“人生过程”与“世界过程”统一的悟道层次。这可能是公木先生缺乏修道体会的缘故，只是理论理论，用自己《眼睛》中的“有为”俗谛，来应对作家孙犁《眼睛》中的“无为”真谛。
“人生的过程”与“世界的过程”相统一，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二者分离的现实境况。只讲“人生的过程”，那就是强调“我”。我的好友、民间高人李应专先生曾经解释过“我”字的写法，他说：“我”字的写法，左“手”右“戈”，即“手”执“戈”为“我”，说明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唯我独尊，个人崇拜，必执戈矛，起来争斗。老子《道德经》中也说过“我”的问题，第13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个“身”就是“我”，是“我”的现相。净空法师说：“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古代出现在了一位大智慧的人——老子。……老子可能生到无色界天，因为他讨厌这个身体，讨厌这些色相。无色界天，色相没有了。我们一般人常讲灵界，大概就是称无色界天，这个里面是最自在，连色相都没有。”（净空法师著《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P28）这个最自在的无色界天，就完全实现了“人生过程”与“世界过程”相统一。南怀瑾先生说，有个真善美的天堂，便会有丑陋、罪恶、虚伪的地狱与之对立；天堂固然好，但却有人偏要死也不厌地狱；极乐世界固然使人羡慕，但却有人愿意永远沐浴在无边苦海中，以苦为乐。既然美与丑、善与恶，都是形而下的世俗社会人为的相对假立，根本没有绝对的标准，那么建立一个善的典型，那个善便会为人利用，成为作恶多端的挡箭牌了；建立一个美的标准，那个美便会闹出“东施效颦”的陋习。这便是老子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二章》）南怀瑾先生最后归纳出道家的根本观点，“与其舍一而取一，早已背道而驰。不如两两相忘，不执著于真假、善恶、美丑，便可得其道妙而逍遥自在。”（《南怀瑾选集》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P43）南怀瑾先生的话说得非常到位，去掉分别、执着，自自然然，无为自在，“得其道妙而逍遥自在”——这就是“人生的过程”与“世界的过程”相统一的人生最高境界。
佛教的《般若心经》要求不做恶事，同时也要求不做善事，由此可见这个“人生过程”与“世界过程”统一的境界，即是佛家所说的“一真法界”。净空法师说：“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用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第一念是见性见。我们睁开眼睛看外面的境界，还没有起心动念、还没有分别执著的时候这第一念，这一念佛知佛见，这一念是见性。可是凡夫没有办法保持，到第二念就起分别、执著，第二念就落到意识里头去，你能够永远保持第一念，你不就成佛了吗？没有分别、没有执著，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眼睛睁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时候是见性见色性，你的见是真实的，外面色也是真实的，诸位晓得这就是一真法界。可是第二念起来他就有分别、有执著，妄想、分别、执著立刻就现前，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佛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净空法师著《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P444）佛菩萨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佛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婴儿未孩”之时“人生过程”与“世界过程”的统一，二者圆融协调，无著无碍。婴儿的伟大就在这里，它没有分别、执著，没有起心、动念，自在无为，所见乃佛知佛见。但是人长大了，以至老来之时，有为万般，妄想、分别、执著就时刻现前铸成大碍，人就变得狭隘、小气和痛苦，从而失却见性了。
妄想、分别、执著，失却见性，说话作文，谬见便立刻呈现，这就是作家张松如（公木）“心血来潮，率然命笔”，唱和诗人孙犁《眼睛》而作《眼睛》的情状。用“有为”俗谛来对“无为”真谛，自己就矮了一大截！
五
杨鹏先生的《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一书，从文史知识和执政学角度对《老子》进行了详细注解。杨鹏先生在该书的“说明”中说：“《老子》如同深埋地下的无尽宝藏，每个人只能挖出自己有幸挖到的东西。”为什么呢？杨鹏先生认为，“我们的身体和精神构造，我们的个人经历和教育的有限性，使我们只能理解‘人的世界’的部分真理，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宇宙的终结真理。”杨鹏先生这里用了一个重要的词“人的世界”，这和作家孙犁所说“人生的过程”其实是等同的含义。人总是会有局限，这个毛病出在哪里呢？病因很清楚，就是人不能突破“身体和精神构造”的局限和障碍，不能实现“人生过程”与“世界过程”的统一；用杨鹏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不能实现“人的世界”和“道的世界”的统一；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不能实现“知识折腾”与“超越知识”的统一，不能在这两个境界中来去自如。
人的所有局限，都是局限在世俗“知识折腾”里边。而佛法突破了这个局限，解决了老子比较困惑的问题——无法“道可道，名可名”地向世人通俗布道。杨鹏先生在《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一书的“说明”中说：“本书尽可能坚持以老子注释老子、以中国历史注释老子、与周朝-儒家思想进行对比来注释老子，尽可能回避用西方哲学概念和佛学概念注释老子，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乱。”杨鹏先生主张“以老子注释老子”，客观上可能是探求老子思想的本来面目，但是在老子的圈里却不能解决老子的问题。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部斗争折腾的物质化、简单化的世俗历史，因此“以中国历史注释老子”，就还是世俗的“知识折腾”，体会不到“婴儿之未孩”的“超越知识”的高层境界。儒家思想“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更是彻头彻尾的世俗知识和文化思想了，因此“与周朝-儒家思想进行对比来注释老子”，还是在讲“人的世界”，还是局限于“人的世界”，这就把老子当作和孔子一样的有为“矮子”了（孔子是世俗伟人）。同样如果以“人的世界”观去研究《坛经》，也会把慧能大师当作和孔子圣人一样的有为“矮子”。
明代高僧释德清在《道德经解》一书中说：“以佛证道，俱得元解。”释德清是修道不辍的得道高人，他从研读领会和修道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以佛家的思路和道理去证解老子《道德经》的说教，就会遽然获得《道德经》的真解。否则《道德经》虽然传世不衰，但可能是一代误读，代代误读。其实佛教在东汉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汉地许多上层官吏和贵族文人都把它看作是和黄老之学同类的精神信仰，如高级官员淮南王刘安就是典型代表，他们在祭祀时多把佛菩萨与黄老先祖放在一起。如此做，并非是他们在佛入华夏的初期认识模糊，而恰是他们于原始佛教在中土兴起之际，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佛法与黄老之学互相融解与契合的密切关系。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他对国学、佛教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以佛教哲学为方法论和精神武器，对儒家、墨家、老庄学说作出新的解释，给这些学说注入新的活力。可见援老入佛或以佛证老，都会更加清晰地看到老子学说的真实面目，而不是引起“混乱”。
历史上也有强烈反对把佛道两家“混为一谈”并讲出确凿道理的人，伟大思想家王夫之便是最典型的一个。王夫之在《老子衍》一书的《自序》中说：“昔之注《老子》者，代有殊宗，家传异说，逮王辅嗣、何平叔合之于乾坤易简，鸠摩罗什、梁武帝滥之于事理因果，则支补牵会，其诬久矣；迄陆希声、苏子由、董思靖及近代焦竑、李贽之流，益引禅宗，互为缀合，取彼所谓教外别传者以相糅杂，是犹闽人见霜而疑雪，洛人闻食蟹而剥蟛蜞也。”王夫之认为把《老子》思想纳入易经体系，用佛教、禅宗的事理因果来诠释《老子》，都是牵强附会、混淆黑白的，以儒释道三家观点参互说明，对三家观点都会产生误解，“强儒以合道则诬儒，强道以合释则诬道”。在王夫之看来，不仅道家思想不能用佛家观点去解释，其他思想体系如宋代理学等也不能以佛家观点去解释。王夫之认为，周敦颐开始兴起宋代理学的正统，到二程而得以发扬光大，但其门人游酢、谢良佐等人又陷入佛教、禅宗，将儒、佛混为一谈，因此偏离了先师正统；朱熹起而正之，以格物穷理为教，而后学“逐迹蹑影”，终至沉溺于训诂之学，这都是宋儒正统的极大不幸。
但是王夫之的高论存在两大问题。其一，他对《老子》怀有很深偏见甚至仇视。王夫之身处明末清初的动荡时局，对于明亡很不心甘，并积极入世作为，与好友组织“行社”、“匡社”、“须盟”等，怀有匡时救国之志。清军攻陷衡阳时，王夫之的二兄、叔父、父亲等均在逃亡中蒙难，因此他对动乱局势深感切肤之痛。他曾与好友积极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后到南明桂王政权中任职，南明亡后，曾更名扮作瑶人，寄居在湘西的荒山破庙中，后移居常宁西庄源，以教书为生，潜心著述，写出了《周易外传》、《老子衍》等著作。王夫之对李自成领导农民推翻明朝深恶痛绝，认定其原因不是崇祯皇帝统治下的明朝腐败，而是社会学术风气不正，导致整个社会伦理道德凋敝、人心崩溃。他认为影响社会风气的学术思想根源，是老子学说、佛学以及申不害、韩非学说三家；而在三家当中，老子思想又是一切有害思想和社会动乱的总根源。如《老子·三十八章》中有“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论述，完全违背了儒家以礼治国的重要思想和主张。王夫之认为礼教才是天经地义的，老子竟敢公然反对，称其为“乱之首”，这是大逆不道，老子言论才是真正的致乱之首！王夫之在《自序》中愤然指出《老子》的瑕疵：“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他认为《老子》是在煽动下层民众对统治者的不满，按照正统的儒家之礼，即使君主、君子有严重过失，老百姓也没有权利和资格议论。只有捣毁这些祸害社会风气的老巢，儒家的正道才能复兴，明朝才能恢复其统治。王夫之坚信这是挽救当时分崩离析社会的头等大事，于是他把全面清算老子学说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所作义愤填膺的学问，具有强烈的“入世作为”和“感情反射”作用，其观点是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的。
其二，王夫子对《老子》思想的批判纯粹是一种理论论战，对这部修道经典从未有过修道实践的印证检验。王夫之用自觉十分高明的推衍归谬法来讨伐《老子》，如其在《自序》中说：“夫之察其悖者久之，乃废诸家，以衍其意。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见其瑕而后道可使复也。”他考察历代学者对《老子》的注解已经很久，但是悖谬百出，于是废除诸家的注解，干脆顺着老子的思路，使其理论向前发展，贯彻到一定程度后，便会自动而彻底地暴露老子思想的荒谬不堪，这样正统的儒学就可以复兴了。这种用对手自己的思想去驳斥他自己原本的思想，使之没有反驳余地，王夫之认为这种方法才是批判《老子》最锐利有效的武器。可是王夫子在很多篇章的写作中，“废诸家”注解之“悖”来对《老子》进行衍绎，常常在实际上很难做到，于是在不少根本无法衍绎的地方，便强词夺理地硬争。又在很多地方，王夫之自认为是对《老子》致命的一击，而实际则是完全混淆了《老子》内容与注释家注解的内容，把“诸家”注解之“悖”、之“诬”也当成为老子思想来批判，如此反而为《老子》洗刷了不少的误注和误解。由此可见，王夫子的知识折腾，颠来倒去只谈“人的世界”，缺乏修行实践去印证这部修道经典所揭示的“道的世界”。
《老子》问世两千多年来，历史上包括王夫子在内的不少学者始终跳不出知识折腾的谬误怪圈，始终形成不了贴近老子原意的流派，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真修实证，破除不了“入世作为”的“感情反射”，恢复不了“婴儿眼”，无法做到把《老子》当作真正的“经书”来看。为什么在道教内部把《老子》列为修道第一经典，那么多修道高人对《老子》不存疑问，没有误读、误注与误解，就是因为他们的修行实践完全印证了《老子》所阐发的真谛，其理解体会自然顺畅，圆融通达，毫无窒碍。
杨鹏先生回避用佛学概念注释老子，这其实是把老子当作“有为”的俗人和“矮子”，忽视了《道德经》作为经书应有的价值。当然执政学是一个世俗话题，为给当朝统治者提供执政参考，把老子变成有为“矮子”来与世俗衔接，这个用意良善可嘉、无可厚非。笔者也曾经作文，提倡《借鉴佛教“戒定慧”三学，构建反腐倡廉防范体系》，也是把佛菩萨和高僧大德降为“可道”、“可名”的有为“矮人”来与众官相接。再如我称南怀瑾、净空法师、星云大师为世纪之交“世界华人三大学者”，也是把他们降为有为“矮子”来与俗谈相接，而实际上这三位都是佛菩萨级别的，把佛菩萨称为“学者”、“思想家”是一种大不敬，不过这是方便法门，是为俗谈“有为”能够接受的需要。我们研究老子也可以使用杨鹏先生这样的方便法门，但是如果要探讨老子《道德经》超越世俗、超越有为的本有和真有的文化价值，这个做法就是自设障碍，自然迷惑了，反倒避免不了杨鹏先生所惧怕的“混乱”。凡事有为必乱，这是老子的告诫。
别解林永青先生的“幼儿期”概念，还可引用张海勤先生最近说得最多的两个词“唯物”与“唯心”，但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既没有“唯物主义”、也没有“唯心主义”，而是“心”与“物”的统一，即“人生的过程”与“世界的过程”的统一。这便是老子所说的无为道体，是《道德经》“摸着天”所发的妙音，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至高无尚、绝妙绝佳的境界。
（陈嘉珉，2012年4月初稿，5月26日修改稿）
【相关链接】
《道德经》是中国第一部哲学巨著——与林永青先生共鸣：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2-4-22/897781.aspx
关于“唯物”“唯心”与张海勤先生商榷：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2-5-12/903590.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