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类移民现象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当代中国有两种移民或者类移民的情况，非常耐人寻味。一种是有条件的人移民到国外。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靠能力，除了大学生靠申请奖学金自费留学之外，还包括前些年大家说得多的技术移民，走的人一般是学历较高，有一定专业能力的中产阶层，希望用移民这种方式换换生存环境，到外面世界去闯荡闯荡。第二类靠钱，也就是这些年大家说得多的投资移民。一番折腾后，身份换好了，“富二代”、“官二代”和“星二代”留在外面读书，自己则回到国内继续发展。第三类则靠胆子，通过偷渡和各种打擦边球的方式黑下来的非法移民。

　　第二类移民或者说类移民是中国人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这里也同样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靠能力，通过参军和上学等体制内手段获得城市户口；第二类是靠钱，通过买房、买户口等方式以市场或准市场手段实现实质上迁移；靠胆子的第三类包括教育程度较高的如“北漂”、“蚁族”等，教育程度较低的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农民工，他们只是到城市务工，除了少数幸运者，房子、户口甚至是与家人的团聚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移民对一个经济体的好处，大家熟悉的例如缓和老龄化的趋势、提高劳工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等等。然而，往往为人忽视的另外一个好处是，移民往往带来一种强烈的成功欲望、出人头地的欲望，证明自己的欲望，为了这个目的，很多移民都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几乎不眠不休地奋斗，不达目的死不罢休。一代没有完成任务，下一代继续接力。这种高强度的劳动能给这个经济体带来多少发展和繁荣，可想而知。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情况大家都非常熟悉。更久远的历史不说，二战期间的犹太移民潮奠定了美国在科学、学术和文艺领域的王者地位。冷战结束后的中东欧移民、印度和中国移民让美国成为全世界难以企及的人才高地。总统奥巴马是肯尼亚移民的儿子，乔布斯是叙利亚移民的儿子，Google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是俄罗斯移民的儿子。华裔则有王安、杨致远、马友友、贝聿铭等人。

　　很多人喜欢说中国人出去之后个个都是一条龙之类，其实考虑到移民的这种特殊的压力，华人在国外取得的成绩并不算非常显眼。用大家最近都比较关注的骆家辉的例子：骆家辉的祖父骆世泽移居美国后，在距华盛顿州州长官邸不远的地方给一户白人家庭做佣人。骆家辉在当选州长后感慨：我在离我祖父当年工作不到1英里的州长官邸工作，我们家花了100年才走完这1英里的距离。

　　中国经济这几十年的发展最直接的动力也同样是这种压力。首先是广大农民工阶层起早摸黑、含辛茹苦、胼手胝足的劳动。我常说，中国的科学家、企业家、文艺工作者和官员也许都是世界二流、三流的，但中国的农民工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其次是很多管理者都注意到“苦孩子现象”，像华为和海底捞这些企业用人，都是有意识地用家庭生活条件艰苦的农村孩子，努力创造出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让企业成为这些人改变自身命运的平台。再其次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凤凰男”（所谓“山沟沟里飞出金凤凰”）或者“小镇青年”的情况，乡下人的孩子，来到“北上广”这种大城市，受尽白眼和欺凌，发奋图强，最后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又一个领域的头面人物。

　　美国、澳洲和加拿大这些移民国家因为历史、地理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条件，依靠移民获得了各种经济上的好处，大家都看得见，一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除了非法劳工，这些移民只要有合法的身份，一般都被作为一个相对平等的一员，被纳入一个统一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大家各取所需，走向共赢。中国一个国家内，居然也依靠类似的机制来获取发展的动力，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获得一个相对平等的身份，无法在工作地取得平等的居住权、工作权、社保权、儿女教育权等等，这件事情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如果说签证和护照制度是人类不得已而创造的一种约束人口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制度，在一个国家内约束人口自由流动的户口制度的正当性在哪里？如果说这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的话，为什么要一方面口口声声发展市场经济，要人家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却在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要素——劳动力——上维护这么一种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所以，中国经济发展虽然不错，但如果这种经济发展是建立在难以找到正当性的、掠夺性的不平等制度基础之上的，这种繁荣是不稳定的，蕴藏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如果说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依靠外来移民的外源性增长，西欧国家更大程度上依靠内源性增长，用类比的话来说，也许我们中国更需要的是一种西欧式的内源性增长模式，通过尊重每个个体，承认每个个体的权利，挖掘每个个体的潜力来实现一种缓慢、平衡但持久的增长，虽然定量指标上看起来没有那么眩目，这种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上的增长才能是真正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的这两种移民现象之间是一种诡异的对应关系。首先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正因为感受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这种不可持续性，富人们才争先恐后地投资移民，最少是把老婆和孩子都往国外送；其次，他们之间的相似性：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们为了改变现状，最高层的富人们为了维持现状，都不得不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农民工们的留守儿童和老人无人照料，爆出奶奶猝死，两岁女孩守尸一周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富人们的孩子小小年纪，独自或者只能与单亲在外生活，无法得到充分的关心，爆出“我爸是李刚，字双江”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所以，中国最底层和最上层的人，居然就以这样一种最有想象力的头脑也无法预料的方式殊途同归了。事间万事，有因就有果，有果就有因，谁想要独占所有的好处，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