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未来,我们的怕与爱

林永青 原创 | 2012-07-16 14:08 | 收藏 | 投票

 “面对未来,我们的怕与爱”,这是《腾云》杂志的办刊宗旨。这种富含美学或诗学、并且相当温和的思想,听起来就象是刘小枫的风格。以下我是的发言稿,欢迎讨论。(本文是未完稿,更准确地说:本文还未开始......)

 

最大的怕,是国家民族、是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面对困境、甚至危机!解决之道是要进行“基本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进行深度的思考和对话,而不只是“道德批判”,更不是来自民粹主义的暴力革命、或者来自于统治阶层的暴力专制。
 

(一)《国运1909》。“改革”一词在什么时候成了社会主流话语体系?又是何时,总与‘工具化’联系在一起?是权力的作祟, 还是各种利益在重新调整中失衡?清末,纵使改革是民心所向,亦是官心所向,中国革命还是没能站起来。1909年,改革失败,王朝解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00多年后的今天,改革的需求仍在,以史为镜,现代的中国还将跌到在哪里?

澳大利亚华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国运1909》作者、太平绅士雪珥,以跨学科的宽阔思维,从改革与革命,资本与权力的关系与制衡出发,引导我们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改革。雪珥有着多个领域工作经验的。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著有《国运1909: 清帝国的改革突围》,《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天子脚下:1860—1890晚清经改始末》等……


2012年2 月,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微博发布消息说:“去见老领导王岐山,被推荐读一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 托克维尔看到革命产生民粹,民粹孕育暴政,然后暴政又轮迥独裁,托克维尔警告,如此悲剧,因人性的阴暗和弱点,如果不约制,必定重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书中发现历史上的大革命即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

深刻反思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利弊和功过,托克维尔在半个多世纪后的1856年说:“中央集权是旧制度的产权,而非大革命的功绩......”

拒绝“革命思维”,无论是体制内精英、还是体制外精英。从体制内精英改革的“事倍功半”、甚至“事倍功亏”的结局,我们这个民族最应该汲取的教训,就是“如何不折腾”。从晚清开始,直到邓小平开始改革,近七十年的社会资源,除了应对外敌入侵外,被过多地耗费在了“打倒”与“推翻”的内耗上,翻烧饼似地折腾,(袁腾飞近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明确说就是“国共内战”。“兄弟”才内斗,比如:三大宗教之间长达千年的利益争头。),而没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等)以及民生建设上。

经过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和《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之后,1909年,改革已成了大清国的全民共识,成了主流话语体系。无论是官还是民,大家都承认:不改革是没出路的。可是精心设计的各项改革措施,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之后总会变成“烂尾”工程。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也会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改革本来就意味着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可就在调整的过程中,很多矛盾纠结在一处,无法化解,改革巨轮驶进了暗礁丛生的险滩。

中国人骨子里喜欢“革命”思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政治游戏的核心就是夺权,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而且在口号的“动听悦耳”方面,执政者永远比不上在野者。因为在野者不挑担子,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从来都不缺乏慷慨激昂的挑刺者,却一直缺少踏实勤勉、能够“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的人。历朝历代的反政府者,往往把自己当成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代表
有康有为,张之洞,翁同龢。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争论,至今还没有结束)。

晚清以来的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到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讲风凉话、等待着时机以便“彼可取而代之”的人,他们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只喊号子不出工,当然永远正确了。但当这些批判者终于得偿所愿,自己挑上了担子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当年的批判对象呢?

体制内的改革者,其所承受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远大于体制外的人士,其最终发挥的作用,也远超过体制外的人士。150多年来,所谓体制外的批判者,几乎已经发展为一个职业,比如“爱国贼”,在他们那些华丽的辞藻背后,其苟且、阴暗、腐化、猥琐,与体制内的被批判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未必真正相信自己高喊的口号、高举的旗帜,那些无非是令他们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的桥梁和工具而已。

一百多年来,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以至于“真小人”都显得十分可贵。

晚清当然腐败,当然昏庸,但这种腐败、昏庸,不是那个执政群体的独有共性。中国的改革,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其间有过折腾,总想通过急风暴雨、乃至腥风血雨的革命,来抄小路、走捷径,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一步一个脚印的改革上来。而晚清的改革,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历史财富就是:一个血腥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权,居然主动地大力推行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积极地、冒险地扩大执政基础,并且在面对政敌时,表现出了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宽容。(26岁的摄政王载沣甚至宽待了26岁的刺客汪精卫,而后者本要取他的性命,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言,这是相当难得的自我控制)。古今中外的皇族,能如同爱新觉罗家族这样最后平安地实现“软着陆”,在下台后没有被赶尽杀绝的,绝对是异数(除了英国之外,1215年就开始了《大宪章》)。这当然得益于清末改革造成的政治宽容气氛,所谓种瓜得瓜。

(价值中国专访:以史为鉴,《国运1909》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Article/2012-6-12/199557.html )


(二)、《再论政治儒学》。一种可能的解决之道。我个人欣赏、但并不全面接受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构建”,先描述不评论。


从心性儒学到政治儒学,从“内圣”哲学到“外王”哲学 。任何历史上出现过的伟大文化, 都必须包含两部分:一是透显出深植于人生命深处的天道性理;一是将此天道性理落实到人间社会, 形成体现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犹太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 甚至以出世为特征的印度文化, 都不能例外。如果一种文化只在人的生命深处透显出天道性理,而不能将此天道性理外化为具体的文物典章制度, 这种文化就是残缺不全的文化, 这种残缺不全的文化最后会因为得不到具体的文物典章制度的滋养而衰萎死亡。历史上我们喜欢宋儒,不喜欢汉儒(为什么?)。从内省思想到制度建议,恢复“以制解经”的传统。


三重合法性。政治最根本问题是“合法性”,人性政治必须首先解决合法性,才谈得上建构政治制度。王道政治即儒教政治。“天地人”三重王道合法性:天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宗教的味道;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不仅要为政治权力确立“三重合法性”,还要使“三重合法性”在政治上相何一重合法性不受制约,都会出现问题。每一重合法性都不能独大而侵害排斥其他的合法性,要达到“中和”的状态。(何为《中庸之道》?孔子:过犹不及;亚里士多德:任何的过激,都是罪恶。今天美国的“实用主义”?)也是哈贝马斯的“协商得来的民主”,不是“革命得来的民主”。


但不是平面、平等的三重关系,而是“上下等级”的关系。也是对西方“民主政治”合法性的扬弃与超越,反对“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举例: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秩序”的弊端——


1、             政治生活平面化。一人一票,拉平了人类的多样性。

2、             政治生活私欲化。民意深受个人自私愿望和利益支配。缺乏神圣之宗教精神、崇高之道德追求、浓厚之历史智慧,远大之文化理想,使政治沦为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政治。政府变为董事会,国家变为大市场。

3、             民意合法性至上,导致政治非生态化和不可持续。一重的民意合法性,导致极端民族主义。

4、             三重合法性,就是“以善致善”,而不是“以恶致善”。(《蒋庆与盛洪的对话》)


儒家宪政。虚君共和制:衍圣公;太学监国制;儒教三院制。个人认为,蒋庆的政治儒学,是一种儒学“共产主义”,而我们人类是生活在“有缺限”的世界里,实现和操作的难度非常大。20世纪整个世纪的人类实践,就宣告了这种“乌托邦”理想的破产。但是,我本人对于蒋庆严谨的学术思考,和构建体系的努力,是钦佩的!

——如果说到我的观点,我更愿意肯定的是:“保守和温和”的“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这是更具平等和自由,同时也并不激进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悖论是:温和的社会改变,需要更长的、甚至是几代人的时间...)



爱。最大的爱,从文化中来,从信仰中来。在“第二次轴心时代”,进行跨文化对话,跨宗教对话。以下推荐两本书,先谈“智慧”,再谈“爱”。什么是哲学?词源传统上说“爱智慧”,应当是“实践智慧之爱”。


(三)、《寻找世界的心灵地图》。台湾著名媒体人、旅行家,被吴祖德称誉为“台湾第一才子”之称的眭澔平来访价值中国。眭先生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美国康乃尔大学东亚文学研究博士。以治学的严谨精神,藉自助旅行最艰苦的方式,自费遍历上百个国家,参访无数的少数民族,一直保持服务社会的精神和个人身心修持的深刻经验。他提到了五个人生的心灵成长阶段,见地非凡:一、放下-道家;二、修持-儒家/佛家;三、辩证-西方哲学/易经/印度教;四、归零-伊斯兰教/道家;五、分享-基督教。来自于眭澔平对东西方几大宗教的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文字表述主要用佛家的《心经》来说故事。( http://www.chinavalue.net/BookInfo/BookInfo.aspx?BookID=705051  )

【放下】: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金刚经》);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阿含经》);制心一处,无事不办。(《遗教经》)

【修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掘地一尺,即有一尺虚空。(《楞严经》);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净名经》)

【辩证】:三界无安,众苦充满。(《法华经》);无得无证,即是证佛法身。(《大般若经》)(注:不要简单地“非黑即白”思维)

【归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金刚经》);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金刚经》)(有成就的“事业家”,都是如此,一直持有“归零心态”。)

【分享】: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羞耻)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


(四)、《一个地球,多种宗教》。当代杰出宗教思想家保罗·尼特(Paul Knitter)教授7月初来华讲学。尼特是美国沙勿略大学荣休教授,目前则是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教授。1972年他从德国马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多年里一直从事宗教之间的对话研究,为推进人类不同信仰之间的彼此理解和尊重,促进相互的合作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主编的Faith Meets Faith丛书在世界学术界具有着广泛的影响,类似地:英国前首相布莱尔:FAITH AND GLOBALIZATION。


他有三部书被翻译成中文(《一个地球,多种宗教》、《宗教对话模式》、《耶稣与其他的名》)。他是宗教多元论代表之一,倡导宗教对话,尤其基督教和佛教之间的对话,发展全球灵性,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与合作。尼特对中国文化和信仰高度关心和赞美,盛赞中国传统宗教关系之处理艺术。他的《没有佛,我做不了基督徒》一书的中文版即将出版。价值中国已对保罗-尼特作了专访,采访稿正在整理中。采访一开始,他就认为我们今天要回应的问题是:“世俗学者”、哈佛大学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相关阅读:赵晓,《有十字架的市场经济》  ;林永青,《人间之法与上帝之法:21世纪的中国需要宗教吗?》)


《一个地球,多种宗教》一书的中文片前言。(本节的“我”指作者保罗-尼特),“我”对本书中文版的感激根植于该书的主题和目的。建议:

1、这个巨大星球上的所有宗教共同体,都有道德义务伸出手来解决那些威胁我们整个地球生物之福祉的、扼杀生命的难题。

2、这一道德义务是共同的,它不仅存在于所有人之中,而且所有人必须一道来承担。如果对贫穷、暴力、生态破坏这些可怕问题的宗教回应能够有希望提上议程,并让政治和知识分子的领导者们严肃地对待的话,它必须成为一个宗教间的回应。

3、如果世界各个宗教确实聚在一起,并且一起合作和行动以解决这些地球的、生态的难题,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新的或许是无法想像的机会,彼此可以学习和相互理解。宗教间伦理行动导致宗教间对话。一起行动会变成一道对话。

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或许可以称之为假设。“我”不能想到一个比中国更好的检验这个假设的地方了:

多元宗教的中国文化。“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这样典型的西方问题可能会让本土中国人无法回答。中国文化更多的是在“跨宗教”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多宗教的印度,其中的一种宗教经明显地支配着其他的宗教。)百家争鸣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文化和宗教思想形成的战国时期,儒家(教)和道家(教)一开始就在同一时期形成,几个世纪之后,也就是西汉末年,佛教也加入。在这些宗教共同体中,虽然有很多不一致,并且经常有正面冲突和未遂镇压,但每个传统不同的价值观、图景和道德精神都已经融进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主流中去了,并且这么多世纪以来,这个趋势还一直继续着。

中国这个宗教多元的国家,过去两千年就已经成了一个宗教共存的国家。中国的宗教传统似乎并没有呆在他们自己的后院里。他们已经开始了彼此的会谈,尽管这种会谈经常是含蓄的、没有意识的、无心的。对话和相互作用形成并影响着中国人看待世界和在世界中活动的方式。今天,那些称自己有宗教信仰的(甚至那些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都是宗教混血儿。不像欧洲人美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惟一宗教模式中成长。同一个体在不同的生活背景下可以同时接受儒道佛。这种宗教多元性和共存性不仅标志着、而且也丰富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以生动的实例体现了荷兰天主教神学家施雷贝克所说:世界诸宗教联系在一起,比它们当中任何一个都能表现出更多的真理。

中国的宗教实用(实效)主义。中国对那些变得过分宗教化的宗教总是十分警惕。主要原因是受到了孔子的影响,孔子所关心的是怎样让社会运作得更为顺利和有效,中国对出世宗教从来就不满意。对于中国人来说,那种不能对此世言说和对日常生活没有意义的宗教,是不能够要求他们对它忠诚的。他们严肃地对待孔子的警告,即我们不应该让自己被那些关于天堂的虚幻的问题所困扰,以致我们忘了处理世间的紧迫问题,“未知生,焉知死”;从比较近的问题着手有助于我们阐明或者回答那些关于天堂的问题。对老庄来说,真道无名;道无处不在,都可以找到。中国的灵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个此世的进程和产物。超越者可以在物质的内在性和精神性领域发现。

生态也是本书的主题。尤其在世界当前处境中,人类已经把自己赶进了一个生态自杀和人类自杀的死角,而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如果世界宗教不能够提供一个帮助、治疗和引导的办法来帮助人类走出这个死角的话,人类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所以人们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求助于宗教。中国看来是赞同耶稣的这句话的:“通过它们所结的果子,你可以知道它们。”通过伦理的、此世的果子,我们能够知道并评价宗教究竟是什么。

中国和国家间的和平。911发生的事情和在美国所引起的反响已经动摇了在各个国家中所取得的和平的成就和希望。随着新的战争被宣布事件使得各个国家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全都宣称是为了战胜邪恶的战争,人民看来更难以在和平中生活。我们居住在这样一个暴力导致暴力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一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团体正在宣称它们从事的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因为它“来自上帝”,并且是上帝要求他们为了善而战胜邪恶的敌人。历史上常有,宗教很容易被用来为暴力辩护并强化暴力。尤其在911事件之后,著名汉学家孔汉思的格言道出了强有力的真理和紧迫性:“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

来自世界各国的不同宗教传统都认为:“所有宗教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字不是仇恨而是爱,不是暴力而是同情,不是报复而是理解”。当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它们的防卫和攻击武器系统时,当它们继续试图通过权力去提高和取得安全保障时,看来只有世界诸宗教拥有智慧。这种智慧告诉我们,持久的和平和可靠的安全不是建立在更多的枪支和更高的墙上,而是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之上,同情呼吁着正义。古代罗马经常说,“如果你要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而宗教则相反:“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促进人们爱吧,爱呼吁着正义。”除非所有人都远离了饥饿,没有人能摆脱炸弹的恐怖而感到安全。

如果中国利用它的文化,和宗教的差异性(多元化),和宗教实用主义而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以及关于这一思想的活生生的例子,那么世界将会发生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啊。毫无疑问,假使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不断增强,在未来的十年里,它将在世界舞台上起到更大的作用:在“地理——政治”的讨论和国际共同体中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如果中国对世界大家庭的贡献不仅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智慧,还有宗教间和谐与合作, 那么我们的世界一定会有更大的和平,或者更大和平的潜力。  

个人简介
价值中国网发起人、未来主义哲学家。兼职:北京师范大学MBA客座教授、英中商会(BCCC)企业家论坛执行委员、美国金融学会(AFA)会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纽约大学商学院、巴黎商学院全球联合EMBA,中国最早的全球EMBA获得者;另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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