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温州人有投资的冲动，经常被批评说什么炒房团、炒煤团等，报纸经常冠以“炒”字，好像你们就是扰乱。但实际上这是企业家精神，钱要投到回报率高的地方 ，这才是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所有的钱都投到回报率高的地方，中国经济不发展才怪呢。

　　我们中国存在很多亚文化，比如温州、苏南、珠江三角洲有着不同的较为开放型的亚文化。还有较为封闭的孤岛文化、山地文化、盆地文化。山西的山地文化，很封闭、守旧、保守、保护性强、排他性强。盆地文化也是一样，自娱自乐，像成都就是这样。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亚文化形成均受其要素禀赋、自然区位环境、历史环境、技术条件、市场条件和政策制度环境的影响。温州、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不同亚文化反过来对他们的经济发展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影响到经济、经济影响到文化，但不是决定性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各地出现了多种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便是其中最著名的。温州模式主要是通过发展个体私人经济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苏南模式主要是通过发展乡镇集体经济来发展地方经济，珠江模式则是指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温州文化

　　温州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叶适(1150-1223年)，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他也是事功学派，也就是功利学派。永嘉学派认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也就是亚当·斯密看不见手的原理。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正好跟义合拍那就最好，就是不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剥夺个人利益，这就是市场主义的精神。但它一定程度上秉承了儒学的精神，比如认为“学与道合、人与德合”，也就是说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并不排除你追求道德，道德本身是个人性的。永嘉学派也主张“通商惠工”，要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温州是海洋文化，这跟当地的资源禀赋是有关系的，重商文化形成之后对持续的经济发展是有大好处。温州很多山，人多地少，加上自然资源稀缺，又没有大的国有企业。建国前30年，国家基本上对浙江省没有投资，东部沿海离台湾离“前线”比较近。实际上这种布局在改革开放之后反而变成了好处，因为中国的区域结构非常分散，有利于地区之间的竞争和发展，中国这种分散的空间和经济布局相当于德国，德国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中心是控制性的，能够对周边地区起决定性的作用。

　　浙江人、温州人为了生存、为了维持生活，只能到外地去寻找生存空间，形成流动的“网络”，温州人带动温州人经营，温州人帮温州人，温州人在波士顿、纽约还有标会。富起来之后，温州人有投资的冲动，经常被批评说什么炒房团、炒煤团等，报纸经常以“炒”字，好像你们就是扰乱，但实际上这是企业家精神，钱要投到回报率高的地方，这才是市场经济，是我们要鼓励的。如果我们所有的钱都投到回报率高的地方，中国经济不发展才怪呢。

　　苏南文化

　　苏南文化则是内河文化，水文化的一种。古代吴人勤劳、精巧、阴柔、讲秩序。这些特点背后的意思就是比较顺从，苏南这个地方，尤其是苏州、张家港等地，是长江大三角洲里的小金三角，是粮仓也是鱼仓，这个地方中央政府的集权度比较高、控制比较大，地方征税也比较重，历史上便对皇权比较认同。因此政府的政策，正式制度的安排影响了当地文化的形成，当地人和政府很好合作，现在苏南人也还是有这个特点。苏南人很勤劳，很精巧，也有自己的小算计，这也影响到上海的文化，上海有一部分人也是从苏南过去的。

　　这种情况下，对苏南的经济组织模式也是有影响的，而且当地的自然条件也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苏南在改革之前有一定的社团，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离上海比较近，改革一来，出现所谓的“周末老师傅”，就是周末从上海请来老师傅，帮助发展当地的企业。当时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称之为缝隙经济，计划经济都是搞大众生产，很简单、标准化的产品。但是民众需要的是差别性的产品，符合自己需求的、自己偏好的产品，这些我们都称为缝隙经济。

　　当时我们是价格双轨制，我们把它叫做计划轨、市场轨，计划轨最初改革时没有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改，但是我们允许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乡镇集体企业当然不排除很多戴红帽的企业，实际上是私人办，但是在民政局或者是工商局挂一个号，就变成一个乡镇集体企业，里面的产权也是模糊的。这样的情况下乡镇集体企业得到了大力发展，资源禀赋对文化、对经济有影响，但如果当时中央政府不允许搞改革，你也发展不了。

　　珠江文化

　　珠江文化又称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有一些特点，多元、兼容、开放、重商。广东的这种文化也是一种冒险文化，跟海外做生意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定义就是你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去投入自己的资源、去获得回报，有可能也会亏损。

　　中国有3000万华侨，广东占了2000万，散布在世界各地。自主性强、有平等观，是一个反特权的天然地方，浙江也是如此。越往南对于皇权专制文化的认可度越低，为什么邓小平要跑到深圳南巡讲话，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个地方，邓小平的观念可以跟当地人的自主观念发生一种共鸣，就像一块大石头扔到水里激起重浪。

　　宋代之前，秦汉时期，广东的经济中心，人口、手工业行政区的密度基本上是在粤北和西江流域，当时在顺德、三水、开平、台山等地设有镇，镇的设置就不简单了，必须要有税收、地区的开发、经济的支撑，是综合性的繁荣。潮汕地区土地就更少，所以那里的人比较多经商，明代之前，广东离政治文化中心都比较远，发展比较缓慢，在明代与国外通商，这一块地方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为什么广东珠江三角洲大量选择外向型经济为主的道路，这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跟社会网络有关系，它离香港近，香港是引进外资的桥头堡，它离台湾也不远。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与之是一水之隔，甚至是一街之隔，在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有开放、独立、重商的传统。

　　问题与展望

　　现在中国的地方发展模式似乎朝着温州模式或浙江模式趋同，也就是市场化模式。但问题是，有人说浙江的政府不也是强政府嘛，我们国家哪儿有小政府？的确，浙江的政府不是有限政府或者是小政府，只不过比其他的地方更有限、更小一些，其实浙江的政府只不过面对着相对更为强大的个私经济、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相比于其他地方，浙江政府更显得像是有限政府、小政府。与浙江的政府相比，全国各地其他的地方政府可能自由裁量权更大一些。

　　各地模式有意或者无意地朝着升级版温州模式或者浙江模式演化，但温州模式也在不断调整，比如外资参与度等。以前的温州模式跟外资几乎没有关系，现在的浙江模式不排除外资的参与，如果各地有意无意朝着升级版温州模式或者浙江模式演化，虽然有助于改进经济绩效和市场竞争，但是离小政府或者有限政府还有一定距离。

　　地方模式的趋同不是要超越地方文化，有些地方文化与全球化市场文化一致，不存在超越的问题，有些不一致，也不一定要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文化，需要他们自我觉醒，因为如果要发展必须跟其他地方交流，必须开放，必须减少保护，必须要吸引外地资源，在交往当中他们自然而然会对文化做出选择。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文化竞争、制度竞争、改制与市场冲击，对于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文化变迁作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总是缓慢的吗？对一般人来说正式制度变迁可能更快一些，非正式制度比较慢一些，但是也不一定。看东北的高失业率城市，存在着依附文化的残余和生存文化的扩展力量，包括女的比男的更勤劳，到各地去打工，不管是打什么工。这种观念的改变，就是文化的改变，很快，你没有办法时，生存文化就上升到主流文化。

　　最后，文化决定论靠得住吗？靠不住，文化落后的地方，其他制度、法律、政策、技术、权力、权利等因素改变，经济照样发展，文化落后了你也挡不住，扶贫就是很明显，扶贫就要打破你的落后文化，这样你才能发展。文化先进的地方，由于政府的控制，照样发展不起来，改革之前的中国就是这样，所以各地仍然需要大量的努力，走向有限公司、法治、公民社会和市场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