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整体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泽期

　　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整体困境

　　从公元前3000余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开始，人类各民族相继进入了国家时代。

　　以国家为单元的人类文明的竞争演进，迄今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灾难与收获的交互激荡中拓展伸延，已经由缓慢发展的古典文明社会，进境为发展速度骤然提升的工业文明时代了。但是，文明的进境与发展的速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并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古典社会曾经反复论争的种种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创新而消弭。甚或相反，科学的发展，交通的开拓，信息的密集，使人类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生存资源更显贫乏，各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全面。

　　我们蓦然发现，当下的人类世界，面临着一个整体性的困境。

　　这个整体困境就是，人类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与人类文明停滞不前的巨大矛盾。

　　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科学发现，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对宇宙空间的普遍探索，已经拉开了绚烂的序幕；我们对人类生命的微观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对复制生命的使用就会成为现实；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较为普遍的空前的改善；世界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与享受方式，已经进展到令任何古典贵族都会瞠目结舌的地步；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方面，我们已经拥有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跨越国家政权的世界组织——联合国，我们几乎已经迈入了建立世界性文明秩序的门槛。这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发展却停滞不前，我们的道德水准正在急剧下滑。

　　腐败与堕落的生活方式，充斥着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另一极；巨大的浪费与极度的匮乏同时并存，形成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两极差别；对遍布世界的贫困、饥饿与天灾人祸，发达国家有着普遍性的淡漠；所谓的共同救援组织的作为，始终停留在杯水车薪与虚应故事的层面上；人类的文明教育，对不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缺失现象无能为力，致使主要以这些地区为社会土壤所滋生的邪教组织、恐怖主义势力不断蔓延，并与各个国家的分裂势力相融合，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的沙尘暴；作为世界组织的联合国，则日益沦为少数强势国家操纵下的某种机器，主持正义与伸张公理的能力，已经微乎其微；掌握最先进战争手段的强国，依然醉心于价值观的输出，醉心于意识形态的对峙，忙碌于对世界资源的巧取豪夺，忙碌于富裕集团对全球利益无休止的分割；结构与目的同样混乱的各种军事同盟，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都在堂吉诃德一样的盲目寻求与风车作战；曾经百余年领先世界，并曾以炮舰强权主导世界文明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已经在一场首先爆发于其心脏地带的经济大危机中，褪尽了“活力无限”的光环，显示出空前的国家疲惫与制度弊端；对“世界警察”强国的普遍不满正在不断地弥漫增长，在某些地区已经淤积为深刻的仇恨，并且以丧失理性的恐怖主义方式不断爆发出来。

　　面对种种灾难与整体性困境，我们的世界陷入了一种万事无解的尴尬局面。

　　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个时代，解决普遍问题的能力正在急剧衰减。极端化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实际争端无法解决，即或对很小面积的有争议的领土与海域资源，大多数相关国家宁可兵戎相见，也不愿意接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开阔思路。另一个是文化争端，强权国家在炮舰时代通过侵略战争方式抢劫的大量世界级文物，无论被抢劫国家如何呼吁，强权者都只是颇有“绅士风度”地耸耸肩了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当下的时代，已经丧失了文明发展的主题与方向，丧失了一个时代应该具有的主流精神；曾经主导世界文明秩序的列强力量，已经无法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更无法以高远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平衡人类的利益冲突与价值观念的冲突。这种曾经的主导力量，正在各种实际细节争夺与意识形态对峙中持续化地沉沦下去；世界秩序失去了曾经的主导精神，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正在迅速地模糊化，逆反化。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整体性困境，如此重大的人类文明危机，世界政治家阶层却是空前的麻木，既没有自觉感知的理性揭示，也没有奔走呼吁的世界精神与天下意识，更没有高瞻远瞩、联手协力的主动磋商应对战略。频频举行的形形色色的高峰会议，强国集团峰会，除了发明出种种时尚而庸俗的外交秀，在圆桌会议上争吵议论的，几乎都是中世纪地主一样的利益细节的纠葛。整个人类所期待的着眼于解决基本问题的诉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的视野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巨大的整体性困境，使世界文明的发展陷进了极其罕见沼泽时期——

　　无论是前进或是后退，只要我们盲目作出反应，我们就有可能全面沉陷下去。

　　结束困境的途径只有一个，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审视中，寻求我们的思维突破。

　　人类文明如何走出第一次沼泽期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时期的突破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讨论的路径。

　　这个突破时期，就是人类结束第一次文明沼泽期——中古社会的历程。

　　中古文明沼泽期，在西方，是指罗马帝国后期及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在东方的中国，这个时期开始得要更早一些，是指秦始皇创建的中国统一政权灭亡后的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在这样的文明停滞期，人类都在技术层面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虽然速度很缓慢；但在文明形态的发展上，却始终是徘徊不前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沼泽期，亦即文明史的停滞期。

　　这里，一个逻辑的环节必须清楚，什么是文明意义上的发展？

　　文明，是人类在“自觉的精神，自觉的秩序”意义上的整体生存形态。文明意义上的发展，最重要的基本点，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在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普遍提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普遍改变，在于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主流精神的历史性跃升。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中，生产手段（技术）的局部更新，并不必然地与文明发展相联系，更不必然地等同于文明发展。古典社会在某个领域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达到当代技术无法复制的地步。但是，仍然不能由此而说，古典时期的文明发展程度比当代要高。因为，技术手段如果不能发生普遍性变革，从而达到激发整个社会文明发生普遍变革的程度，技术就永远是局部的生产手段，而不是文明的历史坐标。

　　中国在隋唐之后的历史现象，很能说明技术发展不能等同于文明发展的道理。

　　东方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的两大发明——火药与印刷术，诞生于公元10世纪前后的宋代；中国的古典数学，在元代出现了新突破；中国的古典筑城技术，在明代达到了最高峰；中国的古典园林技术，在清代达到了最高峰。这些，都是古典科学技术的很大发展。但是，中国的宋、元、明、清四代，恰恰是中国文明严重下滑，社会严重僵化的时期。这四个时期，历时千余年；中国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出现了以扼杀思想活力与自由创造为基本诉求的文字狱，出现了以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为基本诉求的科举制，又衍生出弥漫社会的考据治学风。由此，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书缝、考据细节为治学之正统途径；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甚或，宋代还对中国文明的历史遗产进行了全面清扫，连荀子这样具有客观立场的战国大师，也被请出了孔庙，并有了极其荒唐的“灭荀运动”。至此，中国的修史权利与对社会的文化思想主导权力，彻底地全面地落入了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唯一一个学派集团手里，思想领域的客观公正精神，社会学派的多元发展，从此消失殆尽。如此“教化”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精神日渐萎顿，但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便孽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中古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沼泽期。

　　同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停滞期，西方社会的文明突破，取得了历史性成功。东方社会的中国，却陷在了文明沼泽期，长期不能自拔。无论这种差别的背后隐藏了多少历史的奥秘，我们都暂且搁置在一边。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西方的欧洲如何突破了中古社会的文明沼泽期，它给当代世界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启示？

　　欧洲的文明突破，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历时四百年左右。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发端于14世纪而弥漫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最简单地说，就是欧洲的艺术家们最先深感中古社会的僵化窒息，开始怀念并召唤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的鲜活的艺术精神，并实践于当时的宗教艺术创作。由此滥觞，欧洲社会渐渐开始了对远古文明的重新思索，其文明目光高高越过了千余年中古时期，而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直接实现精神对接！也就是说，欧洲社会思潮将自己所要继承的文明根基，确定在了已经远远消逝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而不是当时的中古文明传统。

　　应该说，这是文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思维方式的突破。

　　第二历史阶段，是从18世纪初弥漫西方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普遍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这一时期的思想创新，是文艺复兴的直接延续。具体说，就是社会思潮对如何重新构建国家体制，如何重新确立价值观念，所进行的理论大探索。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通过英国大宪章运动的君主立宪方式，或通过法国大革命的方式，波及了整个欧洲与北美，实现了普遍的制度大创新与文明大创新。

　　从此，人类文明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请注意，人类突破第一次文明沼泽期的基本方式，是诉诸理性的。

　　对中古文明沼泽期突破的历史过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启示。

　　这一启示的核心方面是：要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就必须认真审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种文明形态的合理价值，不能以当下的自己的本体文明为唯一的价值观；只有大大放宽文明视野，以超越本国文明、本民族文明、本时代文明的历史高度，有勇气与不同的文明价值观实现自觉对接，才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其他文明的合理价值，才能完成对自身文明的创新与重建，才能找到新的文明出路，同时最大限度地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

　　东方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成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