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与道:哲学在中国何为

张曙光 原创 | 2012-09-10 11:19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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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被拖入现代世界历史,如果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至今已有170余年。回顾这一曲折艰难的历程,我们自然可以事后诸葛地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大陆也早已形成官方口径的历史叙事,虽然这一历史叙事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学界的观点,但政治思维无疑具有主导性。无独有偶,在海峡对岸,也曾有另一政治主导的历史叙事与之争锋。而海外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也有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和陈述。各种有同有异的叙事和陈述,不仅表明中国近现代历史决非只有一种必然性、一种可能性,甚至人们梳理出的“因果关系”乃至“深层逻辑”,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中西古今各种观念的汇聚、各种力量的博弈,外争内斗、联盟裂变,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既造成空前复杂的局面,又带来异常吊诡的变化,即使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只要你不把“成王败寇”奉为历史评价的最高尺度(何况成败总在转化),那就仍然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和思考这段远未画上句号的历史。

  本文无意于再添一种新的历史叙事,而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通过对各种历史叙事的批判性分析,发现其不合理性与局限性,给出一种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性质更加符合的思维和理论框架,这就是走出那种只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救亡图存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而取一种更为开阔、长远也更具深度的视域,以“中国与世界”、“民族与人类”、“文化与文明”、“传统与未来”、“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等这样一类社会历史哲学的范畴,作为探索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研究框架。

  事实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根本性问题,被上世纪初的学者概括为“中西古今”之争时,已然表明,中国人到了再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时候了!这也就是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天下”、什么是“人”,“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乃至康德说的“人能够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这样究竟至极的论题,只有结合现实问题理解这些论题,而又反过来以这些论题思考现实问题,我们才能在“启蒙与救亡”、“维新与革命”、“激进与保守”、“现代与传统”、“西学与中学”、“理性与情感”,甚至“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倒向英美与倒向苏俄”、“依靠工农与依靠绅商”、“革命与反动”、“爱国与卖国”、“延安与西安”等等看起来水火不容、非此即彼,实际上却相互纠缠或两极相通的问题上,形成真知灼见,并以之评价历史事件及各种历史叙事(--须知康梁、孙中山等,都曾背过“汉奸”“卖国贼”的罪名,他们也确实与外国的当政者达成过“交换”的协议)。

  探讨上述问题,也就是展开本文所谓“命”与“道”的本体论问题。否则,在中国近现代发生的就不是“亘古未有之巨变”,也无所谓“天变,道亦变”了。

  哲学的普遍逻辑虽然蕴含在历史之中,历史却不是按照它开展的。历史的演变是各种力量的平行四边形。对于我们这个看重现世生活的世俗的民族,而且处于危亡的紧迫时期而言,国人重视经验常识而在经验常识失灵时不是依赖社会本能就是倒向迷信的思想方式,必定会充分地得到表现,并将受到现代历史的矫正和重构。所以,本文也只能沿着历史的足迹展开自己的论述。

  我们知道,早在明清之际,就有徐光启等人接触西方文化,编纂介绍西方的各种知识和资讯;当西方人先是以洋货,包括特殊的洋货鸦片,继之以坚船利炮向着中国长期关闭的大门轰击时,一部分士人和官员如魏源、林则徐等人,就深切地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重视研究“夷情”“夷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国策。然而在当时,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国人并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还将继续发生什么。在他们的生活和观念中,从来是“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只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洋人、洋货、洋教还有洋兵涌入中国,在让人感到新奇的同时,又给人以软硬兼备的逼迫和挑战,才使更多的中国人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实际上,由“夷”而“洋”的称谓转换本身,已表明西方人在中国人眼里不再是“化外之人”,他们不仅生理上人高马大,而且拥有一种颇有优势的文明。那些早就睁眼看世界的人,越发意识到某种梦魇般的“命运”就要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如果国人还是浑然不觉地继续着惯常生活,而朝廷也不思变革更张的话。

  然而,一直生息在半封闭的东亚大陆上的广大农民,即使感受到洋人带来的新的气息,他们也很难想象除了耕田织布,加上在集市上拾遗补缺的交换,还能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人读书、经商、当兵、做官,离开乡土了,而异常宠大的农民主体还要继续在土地里刨食,只要不发生天灾人祸、兵荒马乱。而五千年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又足以让那些浸淫在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丹青中的士子们,修身养性,自得其乐,更不屑说那些捧上皇帝俸禄的人了。因而,才会有大学士徐桐这样满腹经纶的理学家,讨厌“洋务”,更反感“维新”,还会说出“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的怪话,成为后代学人笑料。

  一方面,正在发生的“亘古未有之巨变”势不可挡,并不断地暴露出中国社会结构和文明的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惯性和守旧势力也极其强大,并由于面对外侮而显示出天然的道义性,这种对立的局势,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那些希望中国象西方一样富强而又不失民族尊严的人们,在向往和接受来自于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科学的同时,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投向先秦典籍特别是《易经》,从中获得自立的信念,吸取变易的智慧,并籍以推断中国应有的命运和使命,是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改良”,还是以暴力为手段的“革命”?

  --对于中国人而言,“命运”与“革命”的关联,曾指汤放桀武王伐纣那样的大事变,在这之后的征讨、战争,造反或起义,即使血流成河,也鲜有再称之为革命的。王朝内部危机的解决,靠的是变法改良,王朝的兴亡嬗递,则属于五德终始的循环。然而,历史在19世纪终于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如果说19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再次凸显出“改良”,进入20世纪,直到临近世纪末,中国的主题词却非“革命”莫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古语被学者们重新提出,籍以表达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中国的“新命”和“新生”。

  贯穿中国20世纪的革命,是由19世纪下半期的一系列悲剧性事件所酝酿铺垫,才确立为中华民族的现实选项的;而先由国民党后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则与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和苏俄的支持分不开。--如果说俄国革命的爆发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向边缘扩张的应激反应,也是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影响的结果,那么,几乎整个东方世界激进的革命化取向以及后来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则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现代世界历史“西高东低”“西强东弱”的严重失衡,以及在彰显出东方传统政治经济制度极度落后的同时,所激发出来的东方人的生命意志。--而只有实施激进的革命,东方国家似乎才能摆脱屈辱的命运,获得与西方平等对话的资格。实际上,东方的问题与其说发生于东方民族内部,不如说是在世界层面即整个人类的范围内展开的。而现代意义的“人类”既通向一个超越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民族国别的“类属性的人”,又必定在现实中表现为差异很大甚至冲突不断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尤其是西方的民族和东方的民族的竞争。

  我们不妨先来温习一段马克思对已沦为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印度,所说的一句听来有些冷酷的话:

  “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

  这句话说于1853年7月。其时,作为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趋于衰落和解体;波斯即现在的伊朗先后两次败于俄国,沦为俄国和英国的半殖民地;俄罗斯经过彼得大帝和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改革后,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但农奴制仍未根本改变,直到1853-1856年俄国与奥斯曼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由于英法的参战导致俄国大败,促成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并进行政治、司法、军事和教育等多方面改革,这才正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而英国在维多利女王统治下,资本主义蒸蒸日上,海外贸易、殖民扩张如火如荼,一个“日不落大帝国”已经形成。虽然它也导致了国内贫富悬殊,社会矛盾严重,被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称之为“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毕竟英帝国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当英国人挟持着这种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远征亚洲时,现代世界史的内在矛盾不如说悖论出现了:

  “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两类命运,一是属于整个“人类”及其“历史”的命运,在这一命运面前,已成为世界霸主的英国人,也不过是它的“不自觉的工具”,另一则是这人类命运所给予东西方民族的不同命运:英国人或欧洲人有一种命运,优越的命运、征服的命运,而亚洲人则是另一种命运,倒霉的命运、被征服的命运。

  如果说不同的文化意味着不同的命运,那么,东西方人的命运相通而又不同,它们各自走着自己的道路,虽然也相互影响,但在过去的交通和资讯条件下,东西方毕竟因地理的遥远而使得双方都更象传说,决定他们生存方式的,显然是他们各自应对所处自然环境的方式和与近邻的交往。包括俄国、中国和印度--虽然他们也颇有差异--在内的东方人,持续着半自然的农耕生活,内向而质朴,自私又善良,把维护共同体的伦理道德视为最重要的事情;只要能活不下去,他们就不会“革命”,造反起义;而西方人--虽然欧洲大陆与英美、法国与德国也颇有差异--则从希腊理性文化和希伯来宗教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使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逐步成为最高的价值。当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先后在西方展开,西方人似乎个个都成了那个不惜将灵魂抵押给魔鬼,也要建功立业、征服世界的“浮士德”!

  这样的两类民族一旦相遇,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单单属于文化的差异,理应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但它一旦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就将演为“文明的冲突”。

  其实,马克思关于亚洲人命运的论断不是定言判断,而是假言判断,即亚洲能否摆脱被英国殖民的命运,取决于“亚洲的社会状况”能否发生“一个根本的革命”即“社会革命”。后来,他也这样论述过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所谓“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词汇里,“社会革命”决非王朝的改朝换代,甚至还要超出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是现代社会的总体性革命,即人类历史上最后的“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对于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亚洲来说,则是亚洲的民众普遍起来“革”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命”,“革”古老的“天朝帝国”或其他王朝的“命”,使亚洲社会全方位地发生民主变革。为此,他曾高度关注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并称其为“革命”。然而,到头来,太平天国并没有走出打倒皇帝自己做皇帝的逻辑,甚至更加糟糕。

  斯多葛派的塞涅卡说过一句着名的话:觉悟的人,命运“牵着”走,不觉悟的人,命运“拖着”走。看来,东方人如果不能把殖民强权与现代文明区别开来,反抗、打倒殖民强权,学习、拥抱现代文明--而接受现代文明意味着变革自己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中国,就是由“中西”之争引发出“古今”之变,掀起一场民主革命,终结皇权专制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普遍获得自主自立,否则,他们就要被命运拖着走--即由西方的坚船利炮把他们轰醒了。

  如果说鸦片战争和后来的中英中法之战,只是让中国的一部分士人和官僚们意识到开展“洋务”的重要,中国的统治者还没有走出古老的“夏夷之辨”,那么,中日甲午海战惨败,引起举国震惊,这才促成了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戊戌变法;而变法的失败,也葬送了中国统治集团变革旧制度的历史机遇与可能(--从各种史料和满清统治者的理念与思维来看,那种认为慈禧乐见维新,断送了立宪变法的是康梁的激进云云,实不足为凭)。“社会革命”再不登场,整个民族似乎就要和他们的统治者一起沦为列强的奴隶和仆从了。

  这样的革命还没有发生,却屡屡上演一场场马克思为之感叹的“奇异的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奇异的悲歌。

  而真正具有悲剧意味的,与其说是挂着道义招牌的陈腐世界的统治者被打垮,不如说是作为他们基础的农民们非理性的“爱国”义举和最终下场:本来“反清复明”的义和拳,被满清招安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其灭洋、排外的暴力活动迅速席卷华北,影响整个中国。而当着清廷欲与列强媾和之后,义和团转而成为清廷剿灭的对象,爱国的义民们的鲜血和头颅,成为满清向列强示好的礼品。--满清统治者以行动表达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信条,必定促使“家奴们”看清统治者颟顸而冷酷的本性,并益增对“洋人”的不满。

  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农民,质朴善良,既有自私狭隘的一面,又以“忠孝节义”为最高道德,而终难摆脱蒙昧。

  义和团虽然平息了,但是由历史错位、文化差异、信仰对立、利害冲突,尤其是列强的霸权、顽固派和守旧势力煽动等等因素纠缠在一起的中国和西方的矛盾,则将长期存在,一有机会就会爆发。而那些“睁眼看世界”并处于中外交涉和交往的位置上的士人和官僚,既显得越来越不可或缺,其言行又容易招致误解,如有不慎,更会被目为“卖国”“汉奸”。--在大刀和强权的淫威下,中国历史上确实不乏不知属于什么“奸”的顺民:“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中国历史上有朝代而无国家,民众对“家天下”的王朝并无自觉的认同,而“中华民族”作为梁启超创立的近代概念也只有在近代才能形成。

  中国自身的问题,始终与西方的关系密切关联。而西方以强权“压迫”和文明“示范”双重作用所激化的中国自身的矛盾,尤其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在促成中华民族“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时,越来越强化了中国人通过起义和战争推翻满清终结帝制的愿望,而不管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的列强究竟能否支持和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中国的革命。

  当然,改良还是革命,并未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止息争论,形成共识。只不过具体议题变化,贯穿在其中的两种思想倾向和结论性意见,在关乎社会变革的性质与取向上一直体现着:如“渐进还是骤变”?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等等。先是康有为谓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邹容撰写《革命军》,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世界之公理也”,“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章太炎亦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谓“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泻兼备之良药矣”。

  后来,梁启超、张东荪在杜威、罗素访华期间,提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依靠“绅商阶级”“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至于“劳工革命”则不能也不必发生,随即遭到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的反对,认为从国际条件和国内状况来看,中国若要保护资本家阶级,发展资本主义,不仅“理所不可”而且“势所不能”;而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更甚,因而中国劳动者完全可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社会生产制度。

  孙中山等人更是知行合一,早年创立兴中会、华兴会革命团体,后联合为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与“民生”,再后来在苏俄帮助下发展为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五四运动之后,又有了共产党的创立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社会发动一场比一场更广阔、更彻底,直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工农被革命的知识人组织进革命队伍。

  从此,“革命”似乎成了中国人不可逆转的“命”与“道”,仿耶稣的话说,革命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于是,革命成了最有权威、最为合法甚至无比神圣的活动方式,新政权建立后仍然要“继续革命”,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社会转型面临各种难题的今天,“革命”的声音又隐约可闻了。

  --革命真得“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能达到“实泻兼备”之良效吗?在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或许几近,而比民主革命更为激进的社会革命,必定泻大于实、破大于立,甚至造成长期的社会对立和动荡!因为在一个根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文明洗礼的农耕社会,不得不依靠广大的小农进行革命--即使有一些工人,他们也无非是穿上工装不久的农民,革命如果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又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那就必定带有与太平天国及其“拜上帝会”相通的大同空想性质,把过去由族长和士绅们维系的基层社会彻底打乱,那么,革命的贫雇农能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当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时,毛泽东并非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定义,而是在中国这个没有民主和议会可资利用的国度里,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并针对有人批评农民运动“过火”、“过分”而发。在笔者看来,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天然具有反抗的“权利”,直至诉诸暴力革命。这无须理论论证,而是生存的真理,中国贫苦的农民盼望“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也天经地义。毛泽东基于“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太痛苦了”,为农民运动辩护,说他们有点“过火”不可免,“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是出于对农民闹翻身的理解和支持。然而,要害的问题在于,从他的一系列讲话中反映出来的不止如此,还有对包括自己身上浓厚的“农民意识”和“圣王观念”与现代社会及工商文明的巨大差异,不甚了了。

  如果说,经过惨痛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依据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革命阶段论,承认在夺取政权之前,他们领导的革命属于“民主革命”的性质,特别是从哲学的高度确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将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实事求是”纳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中,表明中共的领导者虽然对中国社会在方向或总体上取“彻底改造”的立场,但就具体的认识和行动而言,则偏向于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主义--虽然着眼于“未来”和“大局”的中共领导也要批判囿于“眼前”和“局部”的狭隘经验主义。这样,中共从中国最大的实际即处于西方文明冲击下的农业大国出发,以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号召,发动革命的知识分子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特别是广大农民参加和支援革命,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在近邻苏联多方面的支持下,最终打败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取得了政权,也对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和宗法结构,自下而上,给予了空前未有的巨大冲击。

  然而,中共的领导者对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究竟会对这革命造成什么影响,却缺乏足够的估计,而革命领导者的文明素养和思想水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高于农民的观念和文化并反转来引导他们,则必定会严重影响到“革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中共特别是其领袖毛泽东在建国后所犯下的罪错,正是这个“革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植根于革命的年代,又在“革命”之后的“建设”中变得越发严重。把问题归咎于毛泽东晚年丢掉了他自己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第一,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不实事求是了,而是始终在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第二,如果说他确实丢掉了这个原则,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原因究竟何在?这才是须认真探讨清楚的有意义的问题。

  毛泽东固然性格鲜明,有别人无法代替的特点,也有他本人不可推卸的罪责,但倘若不是单纯追究责任,而从吸取历史教训的角度看,他的所作所为总体上仍然未跳出民族及其领导集团的范畴,并与中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共运”的命题密不可分。这一点,从某些过去就有今天仍在继续的提法和问题中即可看出。

  我们先来分析理论上的是非和问题。

  在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涌入中国之后,马克思的理论被一部分要求彻底改造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所接受,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所领导的俄国革命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形成并确立了两大信念,其一,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导致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成为世界性的,中国革命也必将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所以要以俄为师,得到其支援;其二,资本主义革命已经过时,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为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不仅把中国引领到先进国家行列,还要在全世界实现“英特纳雄耐尔”。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被中国一部分革命的知识人作为“最先进”的现代化理论接受的,这个理论不仅给了他们国际主义视野和对国际共运的认同,而且给了他们批判性地看待和筛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标准。

  历史的吊诡在于,马克思的理论本来是为西方而非东方准备的,结果它在西方充当的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机体的治疗和批判的角色,如苏格拉底之于雅典,而在东方则成功地引导了革命,并因此获得了当年被汉武帝“定于一尊”的儒学的地位。那么,这种激进的革命批判理论,能够继续成为执政党的建设的理论,并且不是一般的建设,任何打下天下的集团都要进入和平建设阶段,而是实现社会的转型,从以小农为基础的帝国转换成工商文明主导的现代国家吗?从马克思那里,中国人能够找到这答案吗?

  哈耶克曾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上,他与马克思在起点和终点上相同,但走向终点的道路就不同了。哈耶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他认为资本家对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功劳甚大,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被他称之为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并必定“通向奴役”。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还是胡适采自美英的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都在中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遇,人们把进入中国的自由主义称之为“不结果实的花”。中国的确缺乏生长自由主义的土壤,但这意味着中国根本不需要自由主义吗?果真如此,中国后来就不会负出那么大的代价了。

  其实,马克思不仅肯定了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并且认为资本的寿命长的很。如他所说:“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然而,由于他本人强烈的类似弥赛亚救世的情结和这是“最后斗争”的判断,他总是太看重社会革命的政治形势,迫切地期待并一再预言革命的爆发,结果,人们从他那里所领教的,不是资本将长期发挥作用,而是只要具备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就要“革”资本主义的“命”,然后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是过渡性的),在经济上实行“自觉”的计划经济以消除市场经济的“盲目性”。

  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不止是俄国和中国,即使独立后政治上实行民主的印度,在经济上也实行了计划经济。只不过中国特有的人治传统和家长式统治,决定了中国计划经济的理性化程度更低,其表面上的“自觉性”不过属于“长官意志”,更缺乏合理性。对于曾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和欺凌的东方民族来说,资本和资本主义成了道德上恶的化身,《共产党宣言》极富形象地抨击“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几乎成了我们对资本惟一的认识。否定了由资本推动的市场经济,我们就基本堵塞了走向现代社会的道路。虽然高度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凭借对农业的盘剥性汲取,可以初步建立工业体系,但这不仅造成了农民持续的贫穷,而且严重地阻碍着政治的民主化和公民权利的获得。所以,虽然我们自认为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即“公有制”的改造,但实际上却从此迷失了走向真正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上了一条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空想的”、“粗陋的”同时又打上“封建”印记的虚妄之途。

  对于我们这个以农民为主体、以家国为组织形式的民族来说,本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我们的历史想象差距甚大,又无法象到英美考察资本主义那样去考察,但我们却以为它就是我们古人的大同理想,因而,把财产化“私”为“公”,越“公”就越“高级”,“公”到“国有国营”的地步就是“社会主义”了。所以,建“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放卫星”等等,还有后来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都不奇怪。真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

  --让人感叹的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政治斗争中之所以屡战屡胜,除了他历史地形成的权威和最高地位,他还掌握一个重要的法宝,这就是无论社会生活出现多大问题,无论你的批评有多少证据,他都可以凭借对社会发展“方向”和“本质”的把握,轻易挫败你的“现象”与“枝节”之论,因为“革命”、“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和“公有”等概念,在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逻辑和话语系统中,早已被神圣化,形成新的“本质主义”,而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存在于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的文化心理中的。所以,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包括今天官方仍在力挺的“举国体制”,其实不过是汉武帝和桑弘羊搞起来的“官工”“官商”的现代版而已。--话说回来,类似举国体制这样的建设举措,只要确保质量,正是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形式,的确更容易行得通。但问题在于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体现,为其涂上政治油彩,回避它的负面作用,否认它的过渡性暂时性,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一时成功的实践形式和政策,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绊脚石。

  我们知道,左的思潮曾经笼罩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至今阴魂不散。左在欧洲的语境中固然也有“激进”的意味,但这种激进指的不止是对平等的诉求,也是对自由的诉求,乃至打破一切体制的束缚,甚至不要政府。但国际共运中的左,指的不止是“革命”更趋暴烈和扩大化,而且还伴随着整体主义、领袖专制和个人崇拜。为什么地域上越是东方,左的东西就越容易滋长蔓延?就是因为东方有着深厚的农民意识及家长制传统,这种基于半自然生存的意识和传统,在常规状态下看起来是无害的,不过有些消极被动,但在社会动荡或某种情势的剌激下,则会趋向非理性的空想和狂热。实践证明,利用“阶级意识”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动员起来闹革命,推翻整个“上层社会”,意味着把“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深深地注入他们的头脑中,从而使情感和意志的力量压倒理性,增强、加剧社会的仇恨、分裂和对抗。不难发现,正是在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中,传统文化特别是“小传统”很容易被激活,类似《水浒》梁山好汉们的忠义观念、哥们义气、结帮拉派、快意恩仇等,这些既富有生命力又有很大的狭隘性和极端化的思想观念,甚至会上升到过去大传统的地位。如果说,农民经由革命而提升了他们“主体性”的话,这种主体性的现代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提供的无非是“打江山坐江山”,“拥立新君”、“论功行赏”的套路,走不出这个套路,就谈不上农民的真正解放和主体性的提升。

  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和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领袖们的素养和眼光。中共领袖们从马克思的理论中知道农民作为小农生产方式的承担者,即使可以成为革命的动力,也有很落后愚昧的方面,需要在革命中革除掉。所以他们曾注意用具有现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用列宁的“阶级”和“政党”理论,对农民革命者进行思想教育,在让其树立“阶级觉悟”的同时,也让他们了解社会发展史;而另一方面,如毛泽东等人,为了把他们动员起来参加革命,也为了提升领导群体和个人的政治权威,又有意识地利用农民的文化心理和传统资源,甚至迎合和袒护其非理性的一面,如以“矫枉过正”的理由,对农民运动的发动和革命中的过火行为加以辩护;把与《国际歌》的精神相去甚远的《东方红》捧为红色经典;宣称农民最有知识,而知识分子倒是幼稚可笑,最缺少知识的,甚至根本颠倒历史形成的文明秩序,提出“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命题等等。

  公允地说,这里面既包含一定的批判精神和历史洞见,而更多地则属于既非马克思主义,也低于现代文明的农民意识和非理性的乌托邦观念。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强迫学者们和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让工农兵“管理和改造”大学与科研单位等等,就不奇怪了。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把城市市民统统赶到农村去,对所谓出身不好的和稍有不满的则残酷地加以监禁和屠杀,不过是更为极端和反文明而已。与中国左的思想逻辑属于同一个。

  实际上,当着毛泽东以“以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代替“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确结出了硕大的果实,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找到了适合实际的道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思想水准也被降低了。这就是为什么国共斗争时期,中共可以大讲自由、民主,可以称赞美国为民主和正义的堡垒,而到了自己掌权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由中共早期的领袖陈独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科学”等现代性价值,就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扫荡一空(文革中,物理学、化学的中学教材被改为“化工”“电工”就可知科学的命运了)的重要原因,因为毛泽东等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并达到从西方文明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高度,在毛泽东的知识和精神世界中,来自于二十四史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验、处世谋略和驭人权术多之又多,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思想观念则少之又少。文革时,当毛泽东听到尼克松因为水门窃听事件而被迫下台时,表示大惑不解,且很不以为然,就因为各种非法非程序的潜规则在我们这里从来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民难道因为毛泽东这个“大救星”而真正获得了解放吗?的确,他们不再受地主的压迫--且不论许多贫下中农在“忆苦思甜”时往往诉的是人民公社的苦,思的是地主如何善待他们,他们在政治似乎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他们的代表可以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们可以批斗地富反坏右并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有助于子女参军上学,然而,他们却无权选举自己的村长和乡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解放不是政治的解放,而是经济的解放、社会总体的解放。而说到生产关系,中国的农民不过是从家庭生产变成了在公社中的生产,结果连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权利也没有了。

  而按照毛泽东的理论和做法,不仅工农要继续做工务农,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要工农化,似乎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社会保持革命性,保持没有社会分化的整体性和道德的纯朴性。至于这样的革命又为了什么?人们就不得而知了。而我们今天已经懂得,农民的出路第一是进入城镇成为市民,即使不进入城镇,他们也要获得农业工人或农场主的身份。这样他们才能真正成为决定自己生产和管理并享受现代文明的公民。

  今天,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中国的经济已发展为世界第二,民众普遍有了择业和迁徙的自由,东方与西方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和地方性”的关系框架已经取代传统的“中西古今”之争的时期,我们维稳的经费却超过了军费,而“左右”之争正在转换为“爱国”和“卖国”的辩论,单从这一点看,历史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满清末年,实在让人觉得可悲又可笑!

  转型期当然问题多发且易发,但关键要搞清楚,问题发生的原因和处置问题的原则与方法。除了执行政策和具体实践方面的问题,这里面是否有一个笔者上面提出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例如,建国初期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工农联盟”,在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大陆,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指的是谁?敌人指的又是谁?如果不再是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了,“专政”对象是哪个阶级或集团?并且,民主和专政是一对相互依托又相互对待的范畴吗?企业家们今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还是工农的一部分?他们属于“工农联盟”的构成还是它的团结对象?工农联盟能够替代公民社会吗?现代民主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社会,根本上在于通过民主体制和法律确保的公民权利,并形成全体公民都能够自由交流、讨论的公共空间,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国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因而军队只负有国防任务,不介入国内政治,当然完全可以国家化。那么,我们所坚持的观点的理据又何在?

  马克思主义作为在野党的批评性理论优势显着,那么,作为执政党并且正在承担着发展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转型这一历史的使命而言,马克思主义还能否满足它的执政要求?马克思主义固然也要与时俱进,正如世界上的其他理论,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一样。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对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自由主义理论、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如果只是象大陆的主流媒体一样对其不遗余力地批评、划清界限,马克思主义如何在理论上“与时俱进”?中国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难道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甚至共产党早就作为指导思想的、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或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真的那么对立吗?

  其实,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既在某些方面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又在某些方面落后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前提;恩格斯则指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每一进步,都是人的自由的进步。自由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规定性,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还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之一。但我们却迟迟不愿或不敢把个人自由列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让人十分费解。而事实上,自由的价值与平等的价值是不能相互化约的,正如自由、平等也不能代替安全和幸福的价值。个人自由是会带来人与人的竞争和社会实际地位的差异的,所以就要提出公正的原则。从那些比较顺利地发展出现代文明和社会良序的国家看,下层的反抗、斗争与上层的妥协与变革,社会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供民众和知识分子自由地交流、论辩和表达,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条件。如果上层顽固地维护其既得利益,一味地对下层压迫、欺凌,下层则要么逆来顺受,要么闹个天翻地覆,没有独立性的学者们充其量只能当个教书师傅或幕僚,自上到下只有一个维护现行秩序的组织,在国家和政治权力之外,形不成一个丰富多采的自组织的大社会,党国迟迟不能向真正的民国转化,那结果就只能重袭中国传统家国的命运。在西方社会早就由原来的金字塔结构转向椭圆式结构的情势下,中国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家们也给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方向,似乎越来越多的中国各级执政者们也对此给予了理解和接受,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和指导思想上推陈出新,形成新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我们在实践上能达到这一社会转型的崇高目的吗?

  中国人的命与道,与全世界人的命与道,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人类从土里来还要加回到土里去,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人的生理的命运。然而,人的社会历史的命运,既然是人的意识和行为造成的,人类为什么就不能理解并掌握呢?!对于未来,我们不仅应当期待,更应当诉诸于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动,这大概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命与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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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张曙光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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