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城建城史考辨
襄樊学院中文系 魏平柱
柯美成先生在《襄樊建城考辨》文中有一节《樊城的建立》，其实并没有真正从源头上寻找樊城建立的依据，仅凭情理推测樊城的形成应在襄阳城形成之后。大段引录石泉先生《古邓国、邓县考》，也仅在否定樊城是西周大贵族仲山甫的封国。须知，中山甫封于樊，是先有樊，后又封。因此，樊城之源是不因中山甫封与不封而客观存在的。况且，石泉先生之论，尚有诸多疑点，不足以得出中山甫所封在阳樊尔不在樊城的结论。因此，有必要讨论，借用柯先生一语：“著城市信史却不可不辨”。
一、“樊”为地名的臆测
柯美成先生言及樊城产生在襄阳形成之后，以情理度之，原因在于，“在南北统一的封建王朝统治下，襄樊地界汉江北岸由于地势更为平坦、广阔，因而也更宜于作为南北陆路交通和汉江水运理想的水运码头，加以邓城毕竟偏离汉江，建立与襄阳呼吸相通紧密联系的南北转输多有不便，在战争时期又难以形成所谓犄角之势，于是，人们又在滨江建立了樊城，与襄阳夹江对峙，造成所谓犄角之势。”（1）假定事实正是如此，，那为什么要把它称做“樊”，而不称做其它别的什麽名称呢？这“樊”与“码头”、“犄角之势”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从地名学的角度看，这个推理的成立也是较为勉强的。
分析这个“樊”字，或可寻绎到一点合理的成分。许慎《说文解字》释之曰：“鸷不行也。从 从棥，棥亦声。”段玉裁改“鸷”为“騺”，其注《马部》曰：“騺，马重貌。騺不行，沈滞不行也。”朱骏声《通训定声》亦曰：“樊字亦作 .《广雅释诂三》:马樊 ,止也。（2）”意思是说,马负过重,止而不前.这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南船北马”这一熟语,而且樊城则正在这舟车转换的中心点.余鹏飞先生在《襄樊古道道路的形成与拓展》一文中通过对几次战争的考察,认为从江陵至宜城、襄阳、樊城,向西北进入河南南阳等地有一条车马可行的道路,即后人所称的南北大道,或称之为”夏路”(3).这”夏路”的形成,并非在春秋战国时期,也绝非仅用于战争.远在西周昭王时期（前995—前977）这条“夏路”就该早已形成，昭王伐楚和南巡，据载有三次：“昭王十六年（-989）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十九年（-986），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噎，雉兔皆惊，丧六师于汉。”“末年（-977），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4）”大量的军队、粮草，要在汉水北岸集结，马要卸载，人要登舟。樊城或许于此时便成了繁华的墟落。休战时期，它并不荒废，南北的物资交流，商贸的发展，更促成了它的兴盛和繁荣。
“樊”还有另外的意义，也可能成为地名的因素。殷商时期，有直接服务于王室的管理工奴的“百工”之官，他们分别管理一批有技术的奴隶，为王室制造各种各样的用具和装饰品。其中就有一种称“樊”，属于篱笆工。其他如索（绳工）、陶（陶瓷工）、施（旗工）、繁（马缨工）等等。这些百工之官后来各自形成氏族，他们忠于殷商王朝，有“悍直之气”与“团结之力”。周灭商之后，不得不时时迁徙其居，分散其族（5）。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樊氏被分给了康叔，其地大概在今河南省北境。因为经常被迫分散迁徙，或许有一支便被迁到了襄阳对面的汉水边。于是，这里便成了樊姓居民聚居之地，樊的地名也就应运而生。就是现在，这里的樊姓居民也相当地多。
“樊”的本意或为筑篱笆围绕，这也可能是樊城地名之源。前文已经说过，这里是夏路中汉水北岸的一个渡口，从北方运来的大量物资必须在这里聚集，等待装船。为了防止这些物资的流失，便筑以樊垣（篱笆）进行保护是理所当然的。久而久之，樊垣也可能被人们叫得烂熟，于是便成了地名。
以上是对“樊”成为地名的思考，是“以情理度之”的结果，纯属臆测。在一切根据全无的情况下，合理的臆测恐怕也不是多余的。
二、“仲山甫封于樊”辨
“仲山甫封于樊”的“樊”，究竟是樊城还是阳樊，分歧由来已久。柯美成先生显系“阳樊”说者，他批评持樊成说者“仅据一端，不求他证，以至谬种流传”。这话说得似乎太武断了吧？笔者虽然愚陋，愿与之讨论，略作辩解，还望智者正之。
《辞源》修订版，在这个问题上，似持两可之说。在“樊”下释曰：“春秋周京都辖邑。一名阳樊。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南。周宣王封仲山甫为樊侯。《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师辞秦师而下……次于阳樊’即此地。”在“樊城”条下又释曰：“地名，原属湖北襄阳县。即周仲山甫所封樊国。（6）”仲山甫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封国，或封樊侯在阳樊，封樊国在樊城。要么“阳樊”，要么“樊城”，二者居其一，这才是需要辨明的中心议题。
石泉先生认为，“阳樊之说，记载较古，并同有关仲山甫的史事直接联系，较之后起的樊城之说，自更可信。”“而把樊城作为西周以来古樊国之说，则出现于六朝时。其出于后人的附会，亦可想见。（1）”我们认为，仅以记载的较古、或较晚、或没有记载来评判历史上的有无，是不科学的。就在石泉先生发表此文之后的1981年，《文物》杂志登载了《河南信阳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一文，报导了樊君夔及樊夫人龙赢两座古墓的发掘清理情况，并根据铜器铭文、陶器的特色，以及“地近湖北襄阳之樊”，“认为樊君夔不属豫北沁阳附近的樊君，而属襄阳之樊。（7）”并且推论“樊灭于楚，在春秋之前。”仅出现于六朝时的西周古樊国之说，不就由出土文物证实了吗？春秋之前襄阳就有樊国，仅以进入春秋之年的公元前770年计，不是比晋文公时代的“阳樊”之说，早了一百三十五年吗？且“阳樊之说”并不可靠。
仲山甫封于阳樊，没有史事直接联系。石泉先生以《晋语》中有阳樊人苍葛说这里是“樊仲之官守焉”，断定这“同有关仲山甫的史事直接联系，因而封于阳樊说自更可信”。大家都知道，《国语》一书“最后的编订成书约略在战国初期”，流传的刊本有宋天圣明道本和宋庠“补音”本，两本正文和注颇有异文，一致汪远孙写出了《考异》四卷（8）。这就说明《国语》在流传的过程中，有被人添补改动的情况。而“樊仲之官守焉”一句就很可疑。核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及《国语·周语》“苍葛呼曰”一段，皆无“樊仲之官守焉”的影子。另外，我们从这句话与前后文的关系看，也确乎存在着不协调。不妨再读一下这一段话：“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前两句是对句，意思是说阳樊有夏商之后嗣、遗法，及周室之师众。第四句是一选择句，句首“其”是指代词，它指代的只能是前二句的内容。如果把“樊仲之官守焉”也纳入指代范围的话，语意便不通了。不仅“官守”重复，而且没有选择的可能。中间加上这句话，犹如骨鲠在喉，删除此句，语气便豁然畅通。此为后人妄补的可能性极大。
从前人的注疏中，也得不出仲山甫封于阳樊的结论。较早为此作注者为汉中平年间（184－189）曾任九江太守的服虔，他著有《春秋左氏传解谊》（南北朝时期已失），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录有一条他的注云：“阳樊，周地。阳，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阳樊，（10）”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阳樊原称阳，因为仲山甫居住在这里，才称做了阳樊。先有仲山甫封于樊，取得了“樊仲山甫”之称，后来仲山甫又住到了阳城，于是把“樊”号也带到了阳城，这才有了“阳樊”之称。正如董立章在《国语译注辨析》注中所言：“阳樊，河南济源之皮城，古称阳邑。周宣王封卿士樊仲山甫于此，故称阳樊。（11）”
稍后，又有三国吴人韦昭的注，他也只是说：“樊仲，宣王臣，仲山甫也，食采于樊。（1）”显然，这里只是解释“阳樊”中“樊”字的来历。否则的话，为何不径言“食采于阳樊”呢？为什么要略去那个“阳”字呢？
再看汉初传授诗经的毛公对《烝民》的注释：“仲山甫。樊侯也。”也没有“阳”字。唐·孔颖达在其注疏中言：“正义曰言仲山甫是樊国之君，爵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语》称樊仲山甫谏宣王，是山甫为樊国之君也。韦昭云食采于樊。僖二十五年左传说晋文公纳定襄王赐之樊邑，则樊在东都之畿内也。杜预云经传不见畿内之国称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赐畿内也。（13）”阳樊地在周王朝之畿内，畿内是没有邦国的。周王朝的畿内之地方千里，四面各五百里，节次分之，其名甚多。《周官·载师》有贾逵《疏》曰：“自百里以至邦国，分为五等，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县，五百里曰都，畿外邦国。（5）”仲山甫既为樊国之君，其封国就不该在畿内之地的阳樊。
《春秋左氏传·隐公十一年》有“王取邬、刘、蒍、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郗、樊、隰郕、欑茅……”一段。其中有一“樊”字，这是《左传》、《国语》中唯一例该写“阳樊”的地方写成了“樊”。应该得到纠正。所以，杜预在“樊”下注曰：“一名阳樊，野王县西南有阳城。（13）”很清楚，杜预认为这里“樊”应该写作“阳樊”。“樊”与“阳樊”不是一码事，不能相混。由此，“仲山甫封于樊”也不能理解为“仲山甫封于阳樊”。且阳樊在畿内，杜预尝言：“经传不见畿内之国称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赐畿内也。（12）”洪亮吉在《《春秋左传诂》中按云：“图经引旧《说文》云‘仲山甫所封之樊在今南阳‘疑在修武者，仲山甫所居，在南阳者，则其封国也。（10）”《说文》作者为汉人许慎，“今南阳”也就是汉南阳。今樊城在那时则正属南阳。
仲山甫“封于樊”，其意原本非常明确，因持阳樊说者的理解错误而显得有些复杂。排除了封于阳樊之说，这“樊”是否即襄阳之“樊”呢？还有没有其他“樊”呢？可以基本肯定襄阳之樊就是仲山甫的封国。其他“樊”，如樊山、樊口、樊川等，都还没有发现有与仲山甫有联系的考证或议论。据传樊山、樊口是尧时樊仲文之国，樊川是汉樊哙之食邑。石泉先生在文章中列举了诸多持樊城说的学者和文献资料，还遗漏了不少。如明末学者顾炎武，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对樊国作了考释。他写道：“《国语》云王（周襄王）以阳樊赐晋。杜预云‘阳樊，野王县，即今河内县。然考此县无樊国。注云：谓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西齐，而尹吉甫作诗送之。岂山甫初封樊侯，宣王命之城齐，其后遂以阳樊名之欤？诗注又谓，樊在东都畿内，今济源温县地。然考鲁庄公二十九年，樊皮叛王。杜注云，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讨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执樊皮归于京师。彼诗注所谓东都畿内者，亦据此樊皮之樊，以为山甫所封之樊欤？乃山甫封国故在襄阳耳。（14）”顾炎武在肯定“山甫封国故在襄阳”的同时，又提出了两个疑问。其一，“初封樊侯”，“后遂以阳樊名之”，这是对的，是否与城齐有关，不得而知。因与考证樊城之源无关，无须详晰。其二，樊皮叛王被执，事在公元前663－公元前664年，距仲山甫封于樊已有一百几十年的时间了。无论樊皮之樊在什么地方，无损于樊城建城之源的历史，是不必过于追踪的。
参考文献：
[1]柯美成。襄樊建城考辨[j]襄樊学院学报 2003年第6期.
[2]汉语大字典（缩印本）[m]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12。539。
[3]余鹏飞，襄樊古道道路的形成与拓展[j]。襄樊学院学报,1999,(4)
[4]何幼琦，西周年代学论丛[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11。118－119。
[5]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东方出版中心。1988，3。104。126。
[6]辞源（修订版）[m]商务印书馆，1980，8。1625。
[7]河南信阳市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1，（1）。
[8]中国文学名著题解[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6。26。
[9]国语[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375。
[10]洪亮吉，春秋左传诂[m].中华书局，1987，10。322。
[11]董立章，国语译注辨析[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445。
[12]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18[m],中华书局，1980，9。568。
[13]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m],中华书局，1980，9。1736。
[14]四部丛刊·天下郡国利病书[m],上海书店，1985，7。（潘世东转载于魏平柱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