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赵峰 原创 | 2013-11-01 10:24 | 收藏 | 投票

“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说这话的是法国路易十六时代的财政大臣雅克·杜尔哥(1727-1781)。

“我不是一个百科全书派,因为我相信上帝;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因为我没有国王。”

杜尔哥曾经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写过两个词条(“集市与市场”、“基金”),这是他正式面世的仅有的几个经济论著之一;同百科全书派最卓越的代表如伏尔泰等人不同,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魁奈集团的经济学家当时得到国王情妇蓬巴杜夫人的庇护,米拉波因为言论入狱两周,在蓬巴杜夫人斡旋下得回自由。杜尔哥担任财政大臣期间进行了大胆而全面的经济改革,因为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在王后的谗言之下,被国王解职。

“经济学家”是个法语词汇,最初是魁奈为首的学术团体的自称。这个学术团体以魁奈为导师,以魁奈的著作为指导思想;他们将魁奈奉为耶稣,将他的言论奉为福音;他们一切的言论只是在重复魁奈的思想,他们所有的宣传都在歌颂魁奈。这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学术团体,他们相互支持,一致对外;他们定期聚会,按固定程序开展学术研讨;他们有自己的学术机构,有两家自己的宣传刊物。这个学术小团体的成员除了魁奈之外,还有米拉波、杜邦等人。在杜邦1768年发表《重农主义——对人类最有利的政治组织的原则》,之前,他们一直自称“经济学家”。此文之后,才有了“重农学派”或“重农主义”的提法。

在他们的时代,宗派与行会都是一种普遍现象。重农学派在经济上坚持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在政治及其他观念上,则显示出传统而保守的特点。他们的学术团队,就具有明显的宗派性质。宗派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之学术团队,根本在于其偏执和狂热,其对领袖的忠诚高于对真理的探索,其对教条的信仰高于对理性的热诚。杜尔哥显然看不惯这样的宗派。一方面,杜尔哥的思想是真正自由而理性的;另一方面,他所领导的改革,内容之一就是要废除各种行会和宗派,因为这类组织是自由和真理的真正障碍。

杜尔哥从魁奈及重农学派那里得到很多东西。比如他理解并接受了重农学派的自由贸易及自由放任观念;他理解、接受并发展了魁奈的“纯产品”学说并以此作为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一。但是,就某些经济理论及哲学观念而言,就国家治理及政治态度而言,他在很多方面不认同他们,看不起他们。即使在重农主义成为整个欧洲的“显学”的时代,杜尔哥也要保持与他们的距离。他不愿意像他们一样夸夸其谈,神神秘秘,趾高气扬,鬼鬼祟祟,所以他会说“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成员对其宗师的盲目崇拜是杜尔哥最受不了的。魁奈的《经济表》发表后,其门徒将之视为至宝,声称这是人类历史上除了文字和货币之外的第三大发明,声称因为有了“经济表”,人类将能理解社会经济运行的密码,社会经济格局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读懂过“经济表”。魁奈写过很多东西解释“经济表”,似乎也没有一篇文章将问题讲清楚。事实上,能够读懂魁奈天书一样的“经济表”的人,要等到下个世纪才出现。

魁奈门徒对宗师的盲目崇拜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理论判断。在魁奈早年的著作中,将储蓄和窖藏混为一谈,储蓄于是被看成是国民收入的一个漏出,成为经济非均衡的一个原因。这样来理解问题,干预就有其必要性。在杜尔哥的文章中,解释了储蓄和窖藏的差别,解释了储蓄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及路径。因为储蓄可以转化为资本,因而就不再是一个漏出。存在储蓄的情况下均衡也可能实现,干预就不是必然的。重农学派的成员并非不理解杜尔哥的这个观点,只是因为魁奈说过储蓄就是窖藏,他们不愿意接受新的观点。为了维护宗师思想的神圣,他们愿意搁置真理。杜尔哥在给杜邦的信中说:“认为储蓄和窖藏是同义词,这是怎样一种概念混淆,或不如说,这是怎样一种文字混淆!以此来掩饰那位善良的医生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出的某些错误说法。哦,这种宗派主义精神!”(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P101-102)

门徒的崇拜自然自然增强了宗师魁奈的盲目自信,以致这种自信发展为偏执的自负而使他完全失去自知之明。晚年的魁奈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尤其是对其中使很多专业数学家或非专业数学家感兴趣的化圆为方求面积的问题(霍布斯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过浓厚兴趣,对此写过专著,还与专业数学家沃利斯论战了十年)。魁奈终究只是一个数学爱好者。当他写出一部关于数学的专著准备发表时,杜尔哥曾经以朋友的身份加以劝阻。被门徒的崇拜冲昏头脑的魁奈对杜尔哥的好意不以为然。百科全书派的数学家达朗贝尔认为那不过一个外行自以为是的胡说八道,其中没有任何科学的内容。

魁奈六十多岁开始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精神可嘉。他一生写过很多文章。最初为百科全书写的《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主题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是难得的技术经济学文献。可能因为文章中存在不为专制政府喜欢的言论,魁奈的这两篇文章署的都是他儿子的名字。魁奈之后的文章,大多主题不清,逻辑混乱,语言晦涩,表述模糊。那种故弄玄虚和自相矛盾,那种思维的混乱和逻辑的冲突,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他在很多地方讨论财富或者价值或者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等问题,但是,很少在两个地方他的观点是一致的。有时候说货币是财富,有时候说不是;有时候说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价值,有时候又说创造财物就创造价值;……在《人口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只有那些用劳动生产为人们所必需的产品的人才创造财富……那些用自己双手制造货物的人并不创造财富……”(《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P144-145)前后如此矛盾,实在让人无所适从。杜尔哥的著作以清楚、明了和简洁著称,与重农学派这种晦涩的文风针锋相对。重农学派的晦涩文风与专制体制下言论自由受限有关,但他们似乎很享受这种表述方式,这就让人反感。读魁奈的著作简直会使人发疯,人不可忍的情况下我会赞同休谟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我希望你在你的著作中痛击他们,打垮他们,粉碎他们,使他们化为灰烬。”(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P102)

杜尔哥不喜欢重农学派的做派还有其他方面。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写成后,杜邦要求在他的刊物上发表。杜邦主持着重农学派的两个理论刊物,那时候正面临稿荒。杜尔哥并不乐意,他不知道自己的稿子在杜邦手里会被处理成什么样子。经不住杜邦一再的纠缠,好心肠的杜尔哥将稿子交给了他。文章刊印出来,杜尔哥差点被气疯。没有经过杜尔哥的任何授权,杜邦对杜尔哥的著作擅自进行了增删。最过分的是,杜邦在杜尔哥的文章中加入自己的很多私货,以体现其重农学派的思想和信念。杜尔哥异常愤慨,但无可奈何木已成舟。我们现在读杜尔哥的这本书,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不协调的段落,有些重农主义的论调,明显与文章整体不相吻合,这就是杜邦当年对杜尔哥文章作手术留下的疤痕。

杜尔哥当年说“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是因为自称“经济学家”的重农学派成员有着他不喜欢不认同的某些文风和作风,观念和态度。其实重农学派那种晦涩的文风还可以理解,那里有着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重农学派所处的十八世纪中后期,还是一个专制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极力维护封建王权,自由主义观念对王权是危险的,对提倡这些观念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危险的。狄德罗出版百科全书时,为了既能体现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新观念,又能通过出版审查,不得不采取某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来编辑——每一个词条的正文都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可以通过的内容,而将新的思想和观念放在附录里。这种策略行为在重农学派那里的充分表现,就是晦涩的文风,凌乱的逻辑和模糊的表述。

 

重农学派也许仅仅在某些不喜欢他们作风和文风的思想家心里的形象才是负面的。而我们时代的某些“经济学家”却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的形象都是负面的。尤其是在网络世界中,“经济学家”成为一个具有黑色幽默性质的概念,经济学家成为一个让人耻笑的群体。故弄玄虚,夸夸其谈,自以为是,脱离实际,调戏民意,缺乏常识……这就是我们时代某些“经济学家”的形象。

但是,把重农学派和我们时代的某些“经济学家”相提并论,是对重农学派的侮辱。客观而历史地看,重农学派在古典经济学形成时期还是一支积极而进步的力量。他们对自然秩序的强调,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主张,都成为后来的斯密经济学的重要来源。尽管表述隐晦,他们还是在坚持自己的主张;尽管依仗王室的庇护,他们的思想还是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他们的理论还是服务于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至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群体,他们的理论研究不是服务于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个人的利益。重农学派的思想家其实是有理想和抱负的,他们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并影响了历史。

我们时代的某些“经济学家”之所以遭到广泛的质疑、批判甚至被社会所唾弃,关键还在于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不是真理的探索者和科学的追寻者,而仅仅是以“经济学”的名义谋取个人或者集团利益的匠人。这样一批自称“经济学家”的人们,没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也没有自己思想和主张。他们的理论服务于实现个人名利的需要,从而需要与权贵的利益保持一致。他们的理论服务于政治宣传,也就是服务于权贵资产阶级掠夺国家财富的需要,他们的目的只是在资产阶级的盛宴之后分享一杯残羹。这样一批自称“经济学家”的人,缺乏科学的精神,理论的良知,甚至失却了道德的底线,因而成为这个时代的笑料。

20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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