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宜中西兼用,借西学唤醒生命

姚中秋 原创 | 2013-02-19 11:44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大学觉得自己有能力,却不能颁发相应学位,这样的情形,颇为吊诡。

  这且不言。这则新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学”两个字。大学设立国学学位,是90年代初出现的“国学热”升级换代的标志。当然,这轮国学热已是现代中国第二次国学热了,两者似乎是有一定区别的。

  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从逻辑上说,甚至是先有西学,然后才有国学之说。晚清以前,中国士人生活于自己构想的“天下”中,不知有“西学”,也就不会说“国学”。文明尽在中国,只有中国有学,何以分中、西?

  待到19世纪末,因为甲午战败,士大夫产生了文化危机感,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与日本。作为保守主义者,张之洞敏锐地感受到西方学术的压力,作为一种反拨,他撰写《劝学篇》,告诫士人和政府,应以“旧学为体,西学为用”。梁启超后来将其改写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广为流传。

  不过,推测起来,“旧学”“中学”与“国学”,还是大为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知识的地域性、时间性,西学是西方的、先进的,中学是中土固有的,不那么时髦。“国学”一词凸显了“国族”(nation)意识——笔者觉得“国族”比“民族”更贴切。应当说,“国学”概念的出现,晚于中学、旧学,它是在国人、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具有十分清醒的文化国族意识之后才出现的。

  这种意识的自觉当在现代学术体制建立之后。清末废科举,大学、研究所、学会之类的现代学术体制兴起。它们带来了现代学术,这种现代学术最初必然完全搬自西方。有识之士很快就意识到,自然科学因其客观性、物质性而与国族、传统无关,人文社会领域的学问却不可能与国族脱节,因为这些学问皆关乎生活于具体文化、传统、社会中的人。于是,在这个知识领域,“国”与“学”发生了特殊的关系。

  看看先贤的议论。梁启超阐述学术独立之义,特别揭示一点:“凡一独立国家,其学问皆有独立之可能与必要。”陈寅恪曾说过一段很着名的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张君劢也曾经在抗战时期大声疾呼中国学术的“自主性”。

  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此处所谓“国学”,是指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所需之学。套用林肯的名言,此国学是发生于中国、由中国人所为、为中国富强繁荣之学。他们把国学视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现代中国本来就具有现代性,“国学”自然不能是自我封闭之学。现代中国的学人置身开放的知识世界中,吸收外来之学,不忘中国原有知识传统,面对中国问题,构造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学问系统。这样的“国学”并不只是一个理想,在三四十年代已大有成果。

  以此为典范,再看今日的“国学”,其气量或失之狭隘。如武汉大学国学博士点的研究方向为传统的经、子、史、集。不论是仅以此为研究对象,还是仅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都过于封闭了。人称国学大师的陈寅恪,充分运用了西洋的研究方法及西洋的知识。钱穆的历史研究同样受了西洋方法的影响,其着书体例即是西洋的。

  当然,国学学位的设立或许有一定价值,因为,过去大半个世纪,中国学界、乃至普通人,对传统中国的思想、学问视而不见。90年代以后,态度始有所改观,然终究有些启蒙余孽再三质疑。设立国学学位,培养一些学人仔细梳理、延续传统中国的学问,自然有其价值。

  不过,这样的研究有一个危险,很容易把传统中国的学问视为已经没有生命力的死东西,把它们“博物馆化”“冷冻化”。其实,真正的“国学”不应是中学、旧学,而应是现代中国人处理私、公生活之学。它同时包容旧学、西学。事实上,恐怕只有借助西学,方能唤醒旧学的生命,使之融入现代中国的精神气氛与结构中。如张君劢先生所说,“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增益其所本无;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光辉其所固有”。今天,中国学者已不可能出西学而思考,中西兼用,若然,方有新国学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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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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