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留学英国：
近距离观察西方世界，探寻西方富强的奥秘
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同外部世界开始有了较多的交往。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学成回国后，就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借此实现使“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的宏愿。他游说权贵，吁请清廷派遣留学生，但直到六年之后，由于有了洋务运动兴起的机缘，才说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于是1872年有了第一批公派赴美留学生。1873年，清政府又计划派遣第二批赴欧洲的留学生，并决定这批留学生全由马尾船政学堂选送。这时沈葆桢为培养船政高端技术人才，主张从已毕业的船政学生中选拔。
1876年9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要马尾船政局派员来天津，准备接带从英国进口的炮艇。严复与船政学堂后学堂练习生张成等被派天津，“留津效用”。后因英国炮艇逾期不至,福州船政学堂赴英留学名额出现空缺，这就为严复提供了赴英留学的机会。严复又被召回福州，改派赴英留学。因为经费困难，直到1877年春，严复和他的同学才得以成行。 严复生于民族内忧外患国家积贫积弱之时，少年严复对国运衰微、俯首外人有切肤之痛，同时由于身处开放通商港口，能又感受到世界的新潮流。爱国励志、刻苦攻读，是他少年时代的突出优点。1866年，严复以学习近代海军技能、献身海防事业为职志，1871年以列最优等的成绩毕业。船政学堂的五年学习，使他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随后又有五年实习和工作于军舰的航海生活，历经日本和东南亚等地，这不但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开阔了眼界，而且也有助于他对国运的思考更加深沉和成熟。
当时严复的职衔：四品都司，练船总教习德勒塞上校称其为“非常机敏的军官和巡航员”。严复出国留学，已经有十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学业基础，具备充分的条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1877年3月31日，严复与驾驶班同窗刘步蟾、制造班学生郑清廉等，被派前往英、法两国留学。5月11日，抵达英国。
1877年9月27 ，严复、刘步蟾等六人通过了英国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The 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严格的入学考试，10月正式开始学习，学制九个月。
英国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位于伦敦南郊仅9.5 公里，濒临泰晤士河。校园宏大，绿树成荫，风景优美，气候宜人， 1873年，此地正式改设为皇家海军学院，成为一所闻名世界的海军学府。学堂区，分为数学、炮台、机器、格致四处；画像馆区，悬挂历代海军将领画像；博物馆，收藏有数百年来各类舰船模型。
严复等六人的课程安排是；
礼拜一上午九点钟重学，十一点化学.下午三点钟画炮台图；
拜二：上午算学、格致(电学赅括其中),下午画海道图：
礼拜三：上午重学，论德、法两国交战及俄土交战事宜；
礼拜四：与礼拜一同。
拜五：与礼拜三同。
礼拜六.上午论铁甲船情形、论炮弹情形；下午无事。
严复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主要学习海军基础理论及相关技能，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和兴趣。这时他对国家的海军建设和海防事业怀有一种民族的责任感，对专业的学习是专注用功的。
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一方面使严复等人学到了更为先进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严复还从中进一步体会到“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严复已经体会到从自然科学理论到社会科学理论“其理实共喻”，上升到从哲学理论、世界观、方法论上面，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
系统学习和训练，也使严复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与西洋的差距。
有次上课,教师让几十个学生全部穿短衣练习挖土筑垒。 教师、学生各拿把铁锹，一字排开，一小时内以所挖之土筑成一个深人地面三尺左右的堞形掩体，屏身自蔽。时刻一到，教师之垒先成，其余学生完成一半，惟有严复等几位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且累得精疲力尽。这次经历让敏锐的严复认识到中国人与西洋人在体质上的差异。严复后来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著名理论，重视民众体格训练，认为是救亡图强的“治本”的方略，既有其理论依据，更是有他亲身的感悟。
1878年6月，该院举行期末考试，严复等六位中国留学生出类拔萃,均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
1878年6月，严复在该院再学一学期，俾使胜任中国政府业已为其安排的教职。
按照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规定，学习期限为三年。李鸿章在烟台与英国人谈判马嘉理事件时，曾亲眼看见英国军舰上有日本武官随同英国海军官兵起居操作，印象极深。因此，他希望中国留学生也能上英国军舰实习水师各法，并在留学章程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可是严复在学院再学习一学期，还没有上军舰实习，是要他当教师。（1879年8月教学的需要，严复即奉调提前回国服务。）历史又一次给严复创造了近距离观察西方世界，探寻西方富强的奥秘的机遇。
强烈的爱国思想使严复更加关注民族的命运,面对繁荣富强的大英帝国，思考自己国家的出路。他对仍然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仅仅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企求富国强兵的洋务派，表示了怀疑。严复成为一名极不安分安分守己的留学生。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大量阅读西方名著和更多地与英人交往，严复在英留学期间十分重视学习英语，日渐精迸，使其水平“胜于译员" （时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他的评语)。这不但为他深入了解和学习西方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也为他日后归国从事西方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打下了良好基础。
严复勤奋、睿智和独到见解，获得清廷驻英首任公使、洋务派郭嵩焘的赏识和器重，尝以“国土”目之。他曾对友人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
郭嵩焘对严复的赏识，为他着意安排外交活动，带严复假期访问法国等等，也大大激励和加强了严复在向“国士”的培养方向上前进的力度。比其他同学，严复更有机会直接接触社会，了解这个典型而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西洋社会这个大课堂上，严复近距离观察了解到东西方在制度习俗、文化教育、思想观念上巨大差异，开始从制度层面及价值观念上探寻西方富强的奥秘，逐步超越了西洋以坚船利炮见长的浅层次认识水平。
近代先进的中国入学习西方，先是在器物的层面，即在西方的“船坚炮利”的启示下，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而在制度的层面，即主张学习和效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取代已经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再而是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理论(即时人所谓“西方文明之学术”)，用来引领中国社会的改造。应当说，这种学习是热烈而虔诚的。这种学习西方的历程，在严复的留学生涯中，在它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长期以来，中国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中已经习惯于旧有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即使是对于骤然而来的西洋器物，也多有排斥心理，要行变革，阻力不小，更不必说从制度文化习俗方面的变革了。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哪伯是移动一张桌子，也要付出血的代价。例如铁路，已是今天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但在19世纪 70年代却被国人视为洪水猛兽，以至于某些人“闻铁路即掩耳，睹电杆而伤心”、1876年，英国商人建造了上海至吴淞约3 0里的铁路，遭到下至普通百姓、上至总理衙门的抗议和反对。8月3日， 开始运营仅10多天的淞沪铁路压毙一人，一时舆论大哗，群情激愤。几经交涉，贫穷的中国竟慷慨地以28.5万两银子的代价将淞沪铁路拆毁，把路轨远远地扔到台湾。国人对铁轨痛恨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当时，国内是否需要修筑铁路发生了三场大辩论。可悲的是，顽固守旧分子拼命反对修建铁路，并非出于对国家利权的担忧，而是对铁路本身的否定。例如张自枚 (字力臣)就是反对修建铁路的代表之一，他在《瀛海论》中指斥铁路有几大弊端。
身处英伦的严复了解国内发生的争论。他认为张自枚反对铁路的理由全是谬论，他引用左宗棠的话反驳说：“泰西有，中国不必傲以无；泰西巧，中国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骏，则我不得骑驴；人既操舟，则我不得结筏。”
在学术文化上，保守顽固也胡编乱造附会出“西学中源”论，是近代中国顽固守旧分子反对师法西洋文化的挡箭牌。中国士大夫普遍认为，不仅西方的学术源于中国，就是西方的基督教也自中国流传到西方去的。如张自枚认为十字架与天主教流传自东方。又如开明官员陈炽也认为：“西教源流实根于墨子，摩西（Moses）者，墨翟之转音也，出埃及者，避秦事也。”严复非常厌恶这类毫无根据的比附，他对郭嵩焘谈论了这些观点，很受郭嵩焘的赞赏。
严复是中国“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严复用心考察和了解英国社会，并善于把中英两国完全不同的社会状况进行比较，这使他更多地从制度层面思考问题。比如，他通过对英国市政管理的观察，膺服其治理有序，认为“莫不极治缮葺完，一言以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他反观中国治理失体，造成公理不伸，上下乖离，认为这是因为“谋国者以钳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乃转授全权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入，使主其地”。这就触及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弊端。进而，他通过对西方社会议会制及政治管理体制的观察，对比了中英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民所处的迥然相反的社会地位。严复还当然还无法了解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但他通过现象的观察，认为中国人是作为“苦力”而生存，而西洋人则是“爱国者”，认为“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断无胜理也”。
严复还数次到英国法庭现场考察其诉讼，感触良多，一连数日如有所失。盛赞其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抵暇蹈隙，曲证旁搜，盖数听之余，其狱之情，靡不得者”。他把这种完善的制度看做国家强盛的重要原因。从中得到启示：英国与诸欧列强之所以国家富强，公理日伸，公正合理的司法制度是其根本保证；反观中国，司法最公正廉明的记录是皋陶掌管刑法的虞舜时代，但其本质同样是不平等的“以贵治贱”，缺乏制度保证，毫无连续性和稳定性。凡事取决于官员的道德良心，故“仁可以为民父母，而暴亦可为豺狼”。
郭嵩焘曾对严复说：从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即可预知，该国之富强正方兴未艾。严复后来在《法意》按语中指出，有无平等自由是造成西方富强与中国贫弱差距的根本原因，印度、高丽(朝鲜)和中国的贫弱，都源于国内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国，在官民不平等中又分出满、汉民族不平等，人口虽众，但是离心离德。
和同时代人相比，严复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有了很大的超越。首先，充分认识中西方之间在社会进化中的巨大差距。今日中国已是“无一事及西洋者”,痛切指出“夫士生近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 无目者也”。应当说，这种认识,是当时学习西方的重要前提，也体现了这种学习的目的性。其次,既看到西洋器物文明的先进性，又看到制度文明的先进性，冲破了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格局。再者，在学习西方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同时，更强调要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和政治经济学说，他认为，西方的思想理论，不但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且也造就了适应这种发展的高素质的人。这些认识，确是把近代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深化了，把学习西方推向了更深的层面。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帝国的全盛时期，当时具有世界声誉的近代思想家多集中在英国，法国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也有各种英译本，面对巨大的中西差距；严复为了从学理上获得更为清晰的认知，势必要阅读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书籍。严复后来在论著、翻译、演讲中提到众多的 西学名著，当时已经出版不少，严复在留学期间，肯定是接触到了。
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以他的爱国热忱、敏锐的眼光、深入的思考，获得全新的知识和感受。严复的学习和思考，大大超越了他的同时代的学者。他改名“复”字“几道”，充分表明了他的心志。
历史给有充分准备的严复以近距离观察西方世界，探寻西方富强的奥秘的机遇，历史造就了这位思想家。严复期望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样，窃得火种，照亮黑暗的“铁屋子”中的中华民族，改变和造福苦难的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