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是不是“书面崛起”?

方绍伟 原创 | 2013-02-28 15:31 | 收藏 | 投票

  导读:中国的“书面复兴”除了有“华夷秩序”与“全球秩序”的误置之外,中国“书面复兴”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书面道德”背后“现实道德”的无情堕落。中国特色的“亲情道德”对“契约道德”的优势,必然使实际的中国崛起变成一种极不均衡的崛起,它是一种“书面文化”的崛起,它是一种“亲情文化”的崛起,它是一种“权贵文化”的崛起,它总之是一种“书面崛起”。

  中国人从“秦汉唐宋”以来的“面子情结”,在元清和近代受到了重创,所以数百年来,可以说中国人一直都怀有“复兴之心不死”的志向。但是,在各大文明的全球化浪潮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历史博弈中诞生的“华夷秩序”已经不复存在,此“天下”确实已经非彼“天下”。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复兴不是个人或家族的复兴,它是一种潜意识中的“大一统”的复兴,即是民族和集体的复兴。民族复兴的难点是“集体政治意志”,只有统一有效的“集体政治意志”,民族复兴才有可能。

  按照这个分析,中国的复兴就不是简单的“内因决定”的孤芳自赏,全球化的“新天下”争的不单是实力,而且是价值。而在内部,戊戌变法以来,中国政治精英就认识到“器物-制度-文化”的层次关系。只是,中国的复兴从来不是按照一种书面上的构想来实现的,中国的复兴从来都是各种“集体政治意志”的斗争和一种“集体政治意志”的得势的结果。所以,体制外设想的“应然复兴”就可能完全不同于体制内致力的“实然复兴”。

  在另一方面,体制内的“实然复兴”则由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而产生“书面复兴”与“实际复兴”的差别。也就是说,由于体制内的“面子情结”、甚至是一般中国人的“面子情结”,大家所愿意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中国复兴,其实只是一种“书面复兴”而不是一种“实际复兴”。

  “华夷秩序”意义上的中国复兴早就不可设想了,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则根本不存在中国复兴这个问题。所以,中国崛起本质上是一种“重新定位”,是一种“追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种“后来居上”。但是,中国的“书面复兴”除了有这个“华夷秩序”与“全球秩序”的误置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中国存在一个“政治-道德-经济”的综合难题。

  在政治上,用“限任制”改良后的“新党国体制”取代了传统的“家族政治模式”,有效地维护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但是,“中体西用”的“新党国体制”的“文化有效性”,一直面临着一种“价值有效性”的挑战,所以,对任何一个诚实的分析者来说,“新党国体制”的“政治有效性”无论如何不能被夸大。

  实际上,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遏止,本质上就是从“新党国体制”的“价值有效性”到“新党国体制”的“政治有效性”的遏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党国体制”本身就是“中西结合”或“低度西化”的产物,所以,在现实逻辑上,“新党国体制”所面临的根本挑战不仅是它本身的“制度稳定性”,而且是它内含的“价值意向性”以及这种“价值意向性”所要求的“程序确定性”。我们在2011年的中东民主浪潮中已经看到,“低度西化”政治体制的“制度稳定性”,并不必然能够压倒其内在的“价值意向性”和“程序确定性”要求。

  因此,当前中国国内的“左右之争”,归根到底是“新党国体制”的“制度稳定性”与“价值意向性”自我冲突的表现。在这场冲突中,“程序确定性”更多地被体制内的“潜规则惯性”给取消了。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实质民主”对“程序民主”的取代,可问题的本质,其实只是中国传统的“书面文化”对“现实文化”的粉饰和遮盖。所以,“新党国体制”的“制度稳定性”和“政治有效性”可以被归结为一个“文化有效性”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中国与中东的区别。

  不幸的是,政治上“书面文化”对“现实文化”的粉饰,反过来也强化了中国社会上“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遮盖。所以,中国的“书面复兴”除了有“华夷秩序”与“全球秩序”的误置之外,中国“书面复兴”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书面道德”背后“现实道德”的无情堕落。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近几十年来无数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作奸犯科、冷漠粗鄙等故事中体会到了。

  我们经常说,西方文明的兴起是在“对内道德与对外缺德的相对失衡”中实现的。中国的“书面崛起”也有相映成趣的一面。中国的“内外”不是“国内外”而是“圈内外”,中国人的“圈子”可以是“亲友”、“故知”、“集团”、“政党”。当然,中国的“双轨道德”还是不同于西方的“双轨道德”,即便在同样的范围内,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情感程度也明显不同于西方人。所以,中国特色的“亲情道德”对“契约道德”的优势,就必然使实际的中国崛起变成一种极不均衡的崛起,它是一种“书面文化”的崛起,它是一种“亲情文化”的崛起,它是一种“权贵文化”的崛起,它总之是一种“书面崛起”。

  这就是为什么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飙升,中国的结构落差(基尼系数)、环境质量、道德质量甚至于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都反而恶化了。所以:“照现在的比较增速加近年汇率变动趋势简单外推,中国的GDP(还是照国际汇率而不是照物价加权后的汇率)最早6年最多9年就会赶上美国。然后,把增速减掉三分之一,再过最多10年,就是说在2030年以前,中国一国的GDP就能赶上美国加欧盟”(见刘学伟的“西方还来得及遏止中国的和平崛起吗?”),这在我看来正是“书面崛起”的一种正常和普遍的冲动。

  中国经济的“债务和结构危机”也同西方的“债务和福利危机”相映成趣。中国的经济危机是一种“内部化”危机,是人力、土地和资本的“国家内部化”的危机,中国的债务危机则是“政治单一制”、“财政准联邦制”和“地方短期政治行为”的制度结果。西方的经济危机是一种“外部化”危机,是民主自由通过“伴随性和非市场化”的“经济外部化”突破“群己权界”的结果,是表现为“财政责任外部化”和“金融风险外部化”的制度危机(欧元的危机则是“财政责任外部化”和“货币与财政政策不对称”的双重危机)。

  所以,在“华夷秩序”之后的“全球秩序”中,中国的“追赶”和“重新定位”是一种奇妙的“国际博弈”:西方的“将牌”是它的“精神价值”,西方的“短板”是它的“外部化危机”,而西方的国际货币地位则是一把可以伤人伤己的“双刃剑”;中国的“将牌”是它的“市场价值”,中国的“短板”是它的“内部化危机”和“契约道德危机”,而中国“新党国体制”的“制度崛起”则是一个“文化有效性”和“价值有效性”的“矛盾体”。

  “韬光养晦”之所以一直是中国外政的主旋律,那仅仅是因为中国自己的“短板”确实比较短。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也一度头脑发热地认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可以使中国成为未来“全球秩序”中的“唯一整合力量”。汤恩比显然漏读了中国的“双轨文化”,“亲情道德”可以是“契约道德”的补充,却决不可能是“契约道德”的替代,更谈不上什么整合。如果“全球秩序”注定是一个多元秩序,中国崛起的含义首先是一种“多元意义”和对“契约道德”秩序的补充。

个人简介
制度经济学家,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走不下神坛的毛泽东”、“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民主化”、“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新共和制”、“腐败的中国人”、“产权国家论”及《中国热》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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