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的天性的自由

张曙光 原创 | 2013-03-06 11:03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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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自由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当人从动物界脱胎出来,有了关于自身的意识,自由就出现于人性之中,成为人性的一种基本取向。在人的自由不断扩展的历史进展中,也包括了人对自由的意识和反思。这种意识和反思往往基于人与动物的异质性设定。人假定动物是没有自由的,因为动物只是按照本能活动,所谓本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固定化的活动程序或生存习性,即使这种程序和习性不是大自然一次性给定的,在遗传的同时也有变异,但这种变异毕竟以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为单位,且仍然跳不出自然选择的范畴。因而,我们常说,人之外的动物不存在自由。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生命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自由的萌生。当非生命物质经过极其缓慢和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演化出最简单的生命,一种具有能动性和内在目的性的生物演化过程就开始了:

  第一,凡生命都能进行新陈代谢,从环境中吸取自己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排放出对生存无用或有害的东西;第二,凡生命都能进行繁殖,无论生命是无性的还是有性的,都能繁殖后代,形成物种的延续;第三,生命的繁殖是遗传与变异的统一,生命能够借助自然选择把发生的有利变化传递下去,使生命机体不断地演化或进化,特别是随着性别的分化即有性选择,生命个体的形态和功能变得越来越具有差异性、灵活性和系统性,生命个体及其所属种类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越来越强、活动空间越来越大。生物的演化一旦发展出神经系统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生物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就不再止于简单的条件反射,而能够通过对各种剌激的整理和分析,给予恰当的判断,在对自身发出指令的同时,也在同类之间传达信号,从而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及其群体的选择。生物就是通过这种合目的性的活动,在充满天敌和危险的大自然中趋利避害,实现适应外部环境和延续种群生命的任务的。所以,在生物特别是高等动物那里,普遍地存在着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拥有中枢神经的灵长类动物甚至产生了包含信赖、情绪、意志和认知因素在内的意识的萌芽,人类的爱、自由与平等,在灵长类动物那里都露出了端倪。

  因而,基于“目的”概念的选择论,比外在的因果决定论更容易合理地说明生物的行为。经验和相关试验也告诉我们,高等动物都有相当高的辩识能力和一定的纠错能力,并且,不要说动物正常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即使限制它们的活动范围或生存空间,它们也会感到极度的不舒适。就此而言,可以说动物的本性也趋向自主和自由,这种自主和自由,既是它们作为群体相对于环境而言的,也是它们作为个体相对于群体而言的。换言之,生物的自主和自由,不仅属于群体,也属于个体。

  当然,由于在动物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意识和智力未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未能在自然选择中形成第二信号系统即语言符号系统,所以动物很难形成清晰的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其活动的合目的性也不能提升为自觉的目的。这样,生物在自身和环境之间、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就突破不了属于自然选择的固定的模式。从总体上看,生物是以种群为单位生存的,同一种群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如性别、长幼和强弱的差异,对于种群的生存来说,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些差异都属于自在的生物学范畴,不具有自为的个体意义和社会意义,因为这些差异不是在有意识的关联和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区分。在原则上,生物个体是可以相互置换或取代的,它们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体性,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意志,没有“自我”和“他者”的意识,因而,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本能地体现着种群整体生存的目的性,却不可能主动地把自己或其他个体作为对象,实现自己的意志或贡献自己的力量。因而,如果说动物有某种自由,那么,这种自由还是自在的、本能的,自由即自在,即本能。因而,动物的这种自由还不是我们所称许的自由,但它无疑为人的自由的形成提供了生物学前提。

  人从动物界的诞生,是在特定自然环境的选择压力下,不断改变原来本能的活动方式的结果。这种改变当然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人们至今对它的认识仍然相当有限。大略言之,从树上下到地面活动的人类的远祖,是随着前后肢功能的分化,灵活性和能动性越来越强,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协作的程度不断提高,而进入到简单的社会性劳动的;简单的劳动又剌激并推动人类个体大脑神经元不断丰富,脑容量不断扩展,终于使得原来处于萌芽状态的意识和智力,发生了质的变化,发展出越来越具有清晰性的意识和语言,人类作为具有自我指认和自我反省能力,并因而具有类的普遍性和个体特殊性的生物就宣告诞生了。人的意识和语言的出现,既意味着人类内部的分化和交往在人的生存中获得独立意义,又反转来促使人类不断地提高社会化与个体化的程度,尤其是基于性别、年龄和技能的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及基于氏族内部乱伦禁忌所逐渐形成的亲属关系,使得每个人在承担特定的劳动任务的同时,也被赋予特定的生理-伦理身份,人们相互之间于是有了不可随意混淆和替代的功能性差异,这种差异本身意味着彼此的关联和在关联中的区分,即每个人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合作与分工才能确定自身的特殊规定,在与其他人的共同生存中获得生存的个体性,人们由此形成“我们”的集体意识和“我”的个体意识,即形成普遍的群体认同和特殊的个体认同。个人既充当群体生存的中介环节,又是群体赖以构成的个体单元。这样,人的生命活动也就越来越成为以“我们”和“我”的生存为指向的意向性活动,也就是从自身出发的自由的活动,生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终于成为人有意识的“目的”,人的意志“自由”也成为目的的重要条件甚至成为目的本身。

  作为生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活动的意识形式,一方面,人的目的源于人的生命的本能和肉身需要,另一方面,借助大脑神经中枢的意识功能,人又能够对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对现实存在与未来可能的关系加以思考并选择,形成最有益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的,因而,人的目的是自在的也是自为的,有自发性也有自觉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无论是近忧还是远虑,都指向当下尚未出现的未来,在当下的现实中,人们所期待的未来只是许多可能性之一,看不见也摸不着,只能凭借直觉、想象和思维的抽象,从现实生存的矛盾与变化中去捕捉或提取,而当它以体现着人自己“目的”的意识形式出现时,不仅表明人对外部对象及其变化的逻辑把握,同时也表明人将自己认为“应该”的价值理想寓于其中,从而,人的生存的未来前景先期地展示在人的意识世界中,人的意向性的生命活动,也由此突破动物本能的活动,赋有了自觉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这样,一向统治着整个自然生物界的因果关系的时间顺序性,就在一定意义上被人倒置过来:不再是“前因”决定“后果”,而是“未来”决定“当下”,指向未来即人们行动结果的目的,现在成了人们活动的前提或原因。所以,人类的活动才能在遵循自然的规律或节律的同时,生产、建构出自然界本身产生不出来的各种器物、规则和文化艺术形式。这是人的文化生活世界的诞生之道,也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实现之道。所以,达尔文和马克思通过人的活动和蜜蜂的活动的比较,把人在行动之前,就能够设计出关于未来的目标或方案的能力,称之为人优越于动物的关键所在。而外在的因果决定论也就在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范围内,退到边缘地带。

  人有意识地提出目的并实现这一目的的能力和活动,意味着人“有了自由”和“走向自由”这双重的事实。自由是人在天然的自然中打开了的可能世界,是对这个可能世界的观念把握与现实实现,这同时也是人自己的生命活力与潜能的发挥与实现,因而就是从自在地具有理性的人走向自为地具有理性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处于混沌、自在、蒙昧状态的人生被启蒙了,好奇心、求知欲、生命的意志和情感,都被激活,变得越来越灵动、自觉和强劲。而越是如此,人们越会感到自己的肉体及生存在其中的物质自然的沉重、被动和难以忍受的阻力与束缚,这反转来刺激、强化着人们从中摆脱出来,既超出自身又在自身内部培养自身,从而在展开自己生命意志的活动中不断地走向自由全面的人。

  可以说,人作为活的生命,总是生活在现实的即感性的世界中,依赖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受着各种的偶然的条件的限制。人的生存的条件性和受限制性,才使人的生命有了规定,成为特殊的感性的定在,并产生了受动和能动、束缚和自由的问题。但一般来说,我们并不把人依赖某种条件而生存视为不自由,因为人依赖某种条件,只是表明人的生存必须凭借条件,条件在对人的活动构成某种限制的同时,也被人作为实现生存目的的手段,如同人由于地球引力而离不开地面,但人因此就能够在地面上安定地生存,不必担心在空中飘来飘去,并且,正是因为人的身体重量影响自己的运动,有了受动性,所以,人才需要产生并激发能动性,使生命和精神不断地迸发出活力和意志,从跑步、跳跃、翻滚,到发展出各种健身性的田径运动,再到形成竞技性和表演性的社会比赛,人们在参与中不仅产生自由的快感、美感,还产生成就感和自豪感,从而在社会中获得声誉和地位,而这既意味着更大的社会自由,也意味着更大的社会责任。所以,一方面,人的生存的条件性并不等于人被束缚或强制,因为条件既然是人的生存的条件,那就意味着这些条件可以被人们凭借或利用,成为人生存的手段;另一方面,正因为人有意识和意志,而意识和意志作为人的生命的意向,总是超越着当下的感觉,从现实的可能中生发关于未来的目的,并通过控制自己的冲动、情绪等非理性的本能,使其服务于目的的实现,由此,人们的现存状况也就成了人们力求突和超越的状态,成为对人自由地生存的束缚,而自由也就成了对束缚的挣脱,自由与束缚在人的活动中相互规定并相互转化。

  可见,自由固然潜在于人的生命中,但自由又是人的生命活动开显出来或建构起来的,因而,与自由相对的不自由即束缚,也是在人们的生命活动中呈现出来的。换言之,自由不是人与生俱来的现成状态,而是人以未来为取向的生命过程,是生命的开显和实现所付出的意志的努力,人也只有在这一过程或努力之中,即在争取自由的活动中,才能证明自己作为人的存在。诚如黑格尔所说,“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自由的东西就是意志。意志而没有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同时,自由只有作为意志,作为主体,才是现实的。”

  于是,在人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灵活和协调的活动中,在自在的自然界被人不断地改变中,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之结晶和自觉形式的意识和精神的世界,伴随着一个被人们创造出来以表达、展示自己的感受和经验的文化符号世界,逐渐地形成并确立起来,人的认知、意志、情感与信念也从人的生命本能中不断地分化、产生出来,由此,人越来越远离自在的动物界和天然的自然界。恩格斯所说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实质和意义的揭示。

  于是,自由不仅构成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的条件或维度,而且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天性”,人的这一天性既源自于人的生命本能,又超越着这本能;既依赖于现存的生存条件,又扬弃着这生存条件;既体现着人的肉体生命的需要,又力求摆脱肉体生命的沉重性、必然性和有限性,指向一个轻盈灵动、无拘无束、广大无边的世界。人喜好自由、追求自由,过一种不受束缚,不被强制,免于恐惧的自主自为的生活,可以说是人的天性。

  人的天性或本性的这种自由,是人“原初”意义的自由,即在人的生命中自发地活跃着、变化着的因素和向度,它表现为总是向着未来敞开、寻求着新的可能的意识和欲望,在人的欲望中,固然有求知的、向善的和审美的欲望,然而,直接地关联着人的生命及其繁衍的食色性欲,以及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名利欲、权势欲,这些欲望由于源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优势”,更容易被激发出来,也更容易为人自己所看重。人们追求自由,从消极的方面,固然可以说旨在摆脱外在的强制性支配,而从积极的方面看,则是要谋求自己的生存优势,即谋求在自然和社会上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地位,从而在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中展现其生存意志和生命活力。靠着这种基于人的生命力的自由的意识和欲望,人们才能不断地突破各种先天的和后天的限制,不断地发现发明、创造革新,为自己的生存开辟出越来越广阔的道路。--如果说生命力是人的生存、生活的基础,那么,作为人的生命力的自由的意识和欲望,表现为好奇、兴趣、想象等心理现象的意识和欲望,则是人的发明创造的源泉。桎梏人的意识和心灵,也就消灭了发明创造。

  那么,可否说自由是人的基本规定性?

  如果说“自由”是人的基本规定性,那么,它是人的这样的一种规定性:当它突破并否定着自然的规定性时,它使人们向往并谋划着文化的社会的规定性,而随着自己欲望和能力的变化和发展,它又力求突破和扬弃这些规定性,把人自己带入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

  “自由”这种以未来为取向的超越性、开放性活动,总是不让人“安份守己”,不可能具备其他规定性所具有的“本质”,“不隶属于任何逻辑必然性”,所以萨特肯定海德格尔关于“在自由中,存在先于并支配本质”的论断,并进一步阐释: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用动机、动力以及活动所包含的目的组成的活动来取得自由。“但是恰恰因为这种活动有某种本质,它对我们显现为被构成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追溯到构成能力,就必须放弃为它找到某种本质的希望。”他说,我们不能考察自由的本质,因为“自由才是所有本质的基础,因为人是在超越了世界走向他固有的可能性时揭示出世界内部的本质的。”在分析了人的活动总是把“所是”即所规定的东西“虚无化”之后,他写道:自由就是“这种虚无化”,“我命定是为着永远超出我的本质超出我的动作的动力和动机而存在:我命定是自由的,这意味着,除了自由本身以外,人们不可能在我的自由中找到别的限制,或者可以说,我们没有停止我们自由的自由。”就自由的否定性及其向度而非具体的过程和状态而言,萨特的上述看法颇有道理,他让处于各种具体环境和规范中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所一向拥有的自主权和选择能力,和为此承担的一份责任,而不是依附于外部的力量或诱惑,或逆来顺受,或怨天尤人,--在萨特看来,这实际上仍然是你的“自由”的选择,只不过同时表明了你的“软弱”、“怯懦”和对应当承担的“责任”的逃避,属于“自我欺骗”。

  --然而,问题也就来了,当人们处于软弱、怯懦状态时,他还是自由的吗?这里似乎有了两种不同的自由,一是他心底里所渴望的自由,体现他的主体性和人格尊严的自由,但他却缺乏实现这自由的意志和信念,他于是选择了对来自于外部的强力的顺从和屈服。既然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也可以说是他的另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恰恰让他失去了主体性和独立人格,因而也就是“自由”地放弃了他在心底所渴望的自由。那么,这种迫于某种外部压力、并且是逃避责任的自由,还能算作自由吗?这是自由本身的矛盾,还是“真自由”与“假自由”的区分问题?

  其实,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止是自由的相对性,还涉及自由的生长和提升的问题。就自由本身而言,它是多向度展开的运动,总是要尽可能地最大化自身,无论是在外部世界,还是在内部世界,都是如此;而如果自由一直囿于某种既定状态,或者向着缩减、取消自由的方向下滑,那自由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不能不说,无论人自己是否意识到,自由作为属人的能力、取向或状态,都是相对于不自由而言的。作为自由反面的不自由,是人们所受到的束缚、强制或压迫,它或者针对人的意识和精神,或者针对人的身体和行动,或者同时施加于人的身心两方面。人们要从身心两方面获得自由,从这种束缚、强制或压迫中摆脱出来,就不仅要凭借那原初的自由天性,还必须凭借自己的意识、意志对自己整个生命及生存条件加以利用或把握,凭借共同生活的人们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对每个人生存的支持和保障,这就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里,我们发现,人的“自由的选择”,都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只有在人的意识和精神的世界中,在由个人意志和信念所主导的人生态度上,人的自由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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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张曙光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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