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俄为鉴:从农民社会走向市民社会

郑磊 原创 | 2013-04-06 21:53 | 收藏 | 投票

郑磊

 

中国是怎么从一个传统农业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现在的社会形态是农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中国的城镇化将会带来更多的生活在城市的农民还是市民?这些问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都是具体且非常重要的问题。而答案也许仍可借鉴俄罗斯的道路,一如中国革命也是从那里输出的,前苏联走过的也是一条农民式的社会改革之路。前苏俄的困境和出路,也许能给我们很多启示。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着重探讨苏俄道路从何而来。如果苏俄真正走的是马克思阶级发展阶段理论所指出的道路,应该不会发生上世纪的巨变。正如当时走上这条道路一样,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如果是后者,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结果。阅读这本关于俄国农民和农村的史学专著,基本解开了这一谜题。

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农村和农民状况

19世纪,俄罗斯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农奴制、农村公社、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三位一体,加上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封建俄国或前近代俄国的总框架,俄罗斯的近代化改革进程始自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1870年开始政府改革,1892年维特伯爵以交通大臣(之后是财政大臣)的身份推动俄罗斯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仅用10年时间,俄罗斯工业产值增加了2倍。亚历山大三世带着父亲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派刺杀后的恐惧上台,宣布取消自1861年以后开始的许多具有进步倾向的改革。1894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与落后的国家体制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俄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大量农民破产,社会矛盾激化。面对这些情况,他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继续推行其父亲的经济和政治路线,大力推进工业化,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他曾在1895年接见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代表时说过:“我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专制制度的原则,就如同我那不能令人忘怀的先父一样”。1906年斯托雷平接替维特出任首相,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

改革前,俄罗斯的农民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90%。为了保持农村和农民的稳定,19061122日,俄罗斯颁布了《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补充规定》,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出卖。村社拨给退社农民的土地必须在一个地段内,使之可以成为独立田庄或独家农场。政府通过农民银行贷款给富裕农民,作为购买土地和建立农场之用。1911 611日,他又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份地不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都自动变为私产。大多数退社贫苦农民由于缺乏农具和资金,不得不把土地以低价出卖给富农。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是循着“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培养亲政府势力,维护沙皇统治”的思路进行的,改革带来的风险、代价与义务基本上由农民承担,而机会、利益与权利则由上层享有。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中短期经济效率而言,不公正竞争的经济比既不公正又无竞争的经济强,斯托雷平改革的7年成了沙俄经济史上的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在斯托雷平改革后,俄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深层变化:经济相对繁荣了,但社会不公正却日益突出,农村阶级矛盾更加激化。沙皇不再“抑强扶弱”后,人民中的“皇权主义”感情随着沙皇的“父亲”形象崩溃而消失了。但同时,一种重建共同体权威的“人民专制”心理正在形成。

革命的土壤和条件

第一个勇于改革的人,无疑是勇士。亚历山大二世1866年和1881年两次遭遇暗杀,然而改革进程随着亚历山大三世的上台而停滞,到了尼古拉二世甚至开始倒退。然而历史进程是不允许有人倒行逆施的,一旦启动只能稳健向前推进。过激和迟滞,都是极其危险的。

1913年前后的俄国,经济繁荣在斯托雷平改革的推动下达到了革命前的顶点,然而社会结构变革是在以不公正的方式推进的。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时代的俄国出现了自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运动以来少有的平静。但是,特权进入了“市场”,国家机器严重腐败。日益处于内在的涣散状态。统治者的荒唐程度与内部的离心倾向,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对自身的自律能力都削弱了。当时在彼得格勒这样的大城市里,“竟连区区几百个对政府有好感的人也找不出来,不仅如此,政府对自己也没有好感,没有一个大臣相信自己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 一些社会学家指出,在斯托雷平时代“政治上沉睡的十年”里,一股无奈、愤懑、颓废与嫉世的情绪在社会上蔓延,一个明显的指标是:酗酒率在19172月以前持续上升,而到二月份革命爆发后,群众热情了颓废,酗酒率出现了急剧下降。

斯托雷平改革加剧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开始缄默,而在社会更底层,却在积聚不满情绪。这里一个最明显的指标,就是在沙皇俄国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罪,即所谓“反国家罪”职业分类中,工农比例迅速增长,而知识分子比例日益缩小。俄国的政治反对派运动逐渐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

斯托雷平改革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公,还削弱了社会宣泄的精神耐力。人们不仅感到了不公,“乱世心态”也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的宣传造成秩序的解体,而是秩序的解体造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而这种比赛终点线便是:“公社世界”复兴加上“人民专制”的确立。

从俄罗斯改革过程来看,改革终止和反复是首因,但改革方式的不公正所起的作用仍不可小视。不公正的斯托雷平改革激起了高涨的民粹主义反弹,为改革的失败和革命的发生造就了社会条件与心理基础。尽管改革带动了生产力发展,掩盖而不是解决了社会矛盾,是对社会进步的变本加厉的反作用,一旦经济增长出现问题,会以更具破坏力的方式爆发出来。斯托雷平对异见人士的屠杀、流放,只是将知识分子的嘴堵上了,让他们对当权派死了心,并没有阻止革命力量的孕育和崛起。更具有暴力革命倾向的无产者替代了他们,并将国家带向了革命的废墟。

革命的手段与目的

在革命的前夜,俄罗斯政坛已经活跃着各派势力。多数党派都有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即便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把是否为政治自由、政治民主而战看做是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之一。

俄罗斯本来有机会走上一条宪政民主之路,而最终以暴力革命实行专政制度,其实已经不是政治纲领之争,而是谁来掌权的利益搏斗。明令废除斯托雷平改革的是临时政府,布尔付维克实际上是以政变手段从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手中夺权。

社会民主派虽然早在1903年就已经有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分,但在斯托雷平改革前,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原则分歧基本上只限于党的组织原则问题,最后发展为思想体系上的根本分裂和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全对立,最终在1910年完全分裂成了两个党。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他与“旧列宁”并无分歧,而现在他只能“对新列宁几乎推翻他崇拜过的一切东西,而崇拜几乎一切他推翻过的东西感到遗憾”。

1917年发生2月发生民主革命的时候,宪政民主是主要诉求。即便是在11月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也仍然重申这一诉求,只是到次年1月份布尔什维克在其自己当政主持的这次选举中惨败后恼羞成怒,以武力驱散议会、废除宪政而改行“专政”,“民主革命”才告终结,而真正“震撼”并引爆了残酷内战的就是这场“一月剧变”,并不是此前的10月夺权。

二月革命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十月夺权不过是一批社会主义者赶走了另一批社会主义者,至于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只是废除了宪政民主并且枪杀了一批抗议此举的左派示威工人。无论从“民主”还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它都完全称不上是“革命”,虽然它的确“震撼世界”而且开创了“铁与血的新纪元”(托洛茨基语)。

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还“远未想到要武装起义”。事实表明,这次革命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任何一个左派政党有计划地组织发动的。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只是一种戏剧性的偶然机会,只是列宁谋略高明的结果。俄国民粹派具有为“进步”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传统,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一部分俄国式马克思主义者,典型的就是列宁,也倾向于为“进步”不择手段。

真正“丢弃自由”的是列宁。用作者的话讲,就是斯托雷平时代发生了“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在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开始放弃民粹主义、接受西欧社民党理念的同时,以列宁为代表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却放弃正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而转向民粹主义乃至“超民粹”。1917年二月革命并非列宁所预料,更非其发动,但他革命后一回国就发现“激进大潮”可用,为此抛出“四月提纲”,又能来了个理论上的大变脸。

列宁十分喜欢引用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当时农民反“斯托雷平改革”的村社复兴运动成了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因素。因而革命者若想不犯“近视”错误,就应当对“经济学理论上”不“进步的”、“错误的”、“倒转历史车轮的”运动持宽容态度,而村社复兴运动就是这样的运动。列宁认为这仍然是“政治上的近视”,他主张不仅不应该反对,而且还要与民粹派抢潮头,站在这场运动的前头来领导这场运动。于是列宁便提出了更激进的纲领“土地国有化”,而不顾这个纲领也是他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可见,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原来对资本主义高估了而现在调低一点儿。真正的原因还是需要借助反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村社复兴运动来推动革命,即借助“倒转历史车轮的”运动来推进“社会进步”!为了掌握这种运动,“借用”民粹派的纲领,甚至于比他们走得更远并反过来斥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就势在必行了。

列宁出于目的需要而改变政治纲领,并通过发动政变推翻了执行民主政治路线的临时政府,无论从目的还是手段上看,都并不是那么正当合法,也与官方宣传的大相径庭。换言之,坚持激进革命的少数派夺了走民主道路的多数派的权,这似乎只是两个社会主义派别的内部斗争,却导致一个国家在半个多世纪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避免革命,稳健推进社会改革

历史不允许假设,社会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适合这种经济的完备的社会结构。但是,改革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路径必须是公平公正的,斯托雷平式的改革尽管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1],却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既要竞争,就不能没有公正的规则,不能没有公民基本权利意义上的“起点平等”。这场改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结果是骚乱四起,时任俄罗斯总理的维特预言,这样的搞法“将来很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在他去世后不到两年,他的预言便成为事实。

俄罗斯未能走上宪政之路,与上层统治阶层不能持续坚持改革有很大关系。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沙皇,只有亚历山大二世发起了改革,但其接班人不仅未能坚持下去,甚至在尼古拉二世在位期间发生了倒退。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斯托雷平改革在农村引起的反对浪潮在整个改革期间的确有日益上升的趋势,它对形成十月份革命的心理氛围不无关系,在放弃“抑强扶弱”的“公社精神”这类价值体系后,统治者方面的凝聚力与认同性明显下降了。通过以权谋私的“官僚资本”发展市场经济不仅令人厌恶,而且很危险。因为它引发的民怨可能导致一场民粹主义泛滥,乃至毁掉市场经济改革。

改革初期难免得罪记得利益群体,不进则退,倒退则会引发人民不满。一旦走上这条路,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即便有再大再多的挫折,只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仍能争取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改革后的不公正获得却使人丧失道德感,助长投机心理,从而出现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状况。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虽然发了财,却没有形成精神与组织上的纽带,使他们团结起来维护这些利益,然而改革中利益损失者却有这种纽带,如何避免他们成为革命者,将改革稳健推进下去,避免革命对社会造成毁灭性打击,是改革中必须把握好的关键问题。

1905年俄国曾经有过自由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互相促进的强大势头。如果不是那场风波中各方之不智造成“双输”之局,俄国完全可能在君主立宪框架下完成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改革而避免1917年的局面。但是斯托雷平政治专制下有权势者对传统农村公社进行“警察式私有化”积下民怨,加上后来又能唐突发动世界大战而失利,“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便在所难免。国内反斯托雷平运动的主力社会革命党和在工会中影响巨大的孟什维克都曾经很有希望,但是阴差阳错的权谋较量使列宁最终胜出。19172月份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1918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改进换代式的战乱。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能一次宪政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

中国和当时的俄罗斯有很多类似点。比如如何处理农民和农村问题。应该说,近年来,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一些地区甚至农民有了自己的私产,这是促进社会稳定的正面因素。但是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弃农进城问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激化了土地被政府强制征用的矛盾,仍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俄罗斯当时通过划分"农民身份""非农民身份"限制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这与中国大陆改革初期的农村情况非常相似。但俄罗斯“农民企业家”的崛起更令人惊讶,在莫斯科省,1766年时“经商农民”只占全部经商人口的2.7%不到,而到1845年已增加到44.2%,超过了行会商人(31.2%)和小市民(24.6%)。由于俄罗斯的农业国性质,农业人口远远超过城市人口。而农民进城导致了特有的城市人口特征是城市工人与乡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经济上、文化上以至血缘和家庭关系上的“乡村之根”对都市生活有着巨大影响。在农奴制改革前,都市中存在着大量的改了业进了城却无法改变身份的农民商人、农民工和其他“农民(农奴)”身份的城居人口,1899年时,俄国的工厂有60%设在农村,只有40%左右设在城市;全部工人中出身于农民的人竟达94%之多,而在这一年,欧俄31个省中有31.3%的工人在农村中仍然占有份地。1902年时,莫斯科1078094人口中,有781067人是在农村出生的移民,占总人口的72.45%,而城市出生者只有297027人,即只占27.55%。而1882年时此两项数字分别为556910人(占总人口的73.91%)和196559人(26.09%)。进城农民中真正在城里扎下根的并不多。农民进城严重影响到了城市人口的正常生活和商业环境。这也是中国在推进城镇化时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在改革起点公平,方向正确的基础上,也应注意疏通和引导,而不是采取高压维稳的做法,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俄罗斯的情况不同之处在于,沙皇时代并没有真正的改革意图,这就难免导致其采取警察民粹主义的专制手段,希望社会按照自己的意图发展,最终结果是难以为继。俄罗斯革命前社会管理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警察性”,即政治上的专制倾向。它打着“人民”的旗号,乃至“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自由、议会民主、公民权利等原则,甚至也反对贵族政治(即所谓“少数民主”)。它声称立宪政治只是富人的工具,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西方的自由与公民权利是抽象的,形式的和无实际意义的,远不如以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来“抑强扶弱”、“为民做主”更合乎正义。

这些情形在中国人眼中并不陌生。当然,在当时的俄罗斯农村,也不是完全没有民主。在其村社中,跟中国文革时代一样,也有“大帮混式的民主”。 但那种“民主”并无个人自由,只有“多数决定”而无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在一个共同体可以任意蹂躏个人的体制下,真正的建立在更改基础上的公意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不是近代意义的民主而是“多数专制”。只要“多数”喜欢,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剥夺“少数”(更不用说“个人”)的公民权利、财产、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乃至生命。它可以在“公意”的名义下摧毁法治,践踏基本人权,因而实际上也践踏了真正的个人专制创造土壤。

从多数专制走向一党专政,似乎是俄罗斯这类国家的必然道路。尽管当时已经出现了占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其中分裂出的少数派(布尔什维克)却最终赶走了主张民主改良的多数派。列宁的胜利有其“必然”性,不管他在手段和策略上采取了什么做法,最终是斯托雷平式的改革激起了“革命浪潮”,列宁只是主动地抢了“潮头”。但这个大潮也并非他所能掀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斯托雷平造就了列宁。

当时连最激进的革命者,包括列宁在内,都在考虑斯托雷平改革全面成功将消除俄国革命社会土壤的问题。190811月份,列宁指出:“今后几年斯托雷平如果成功,结果就很可能产生一个自觉反革命的、十月党的农民阶层。[2]”但是斯托雷平的改革并不成功,俄国革命与西方社会主义或普列汉诺夫式的西化的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它只是俄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再现。“所谓无产阶级不过是城市化的农民”。这是一个深刻和代价沉重的教训。

回顾俄罗斯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绝非万能灵药,改革和发展才是社会大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改革中应该方向正确,在碰到挫折困难时应以引导和疏通为主,强力压制只能使矛盾积聚并为暴力革命分子留下空隙。在改革过程中,不能靠制造外部矛盾转移国内视线,一旦内外危机同时加深,颠覆将随之而至。如果没有1904年日俄战争失败,俄罗斯很可能不会加速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一旦革命爆发,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通常很快就会演变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使得改革成果和社会安定局面遭到彻底破坏。[3]

积极稳健推进改革,消除引发革命的因素,是唯一正确的社会转型道路。统治阶层应该明白社会情绪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征,不要因误判进而加剧矛盾。有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问题的种种议论,并不会直接产生毁坏性的影响。往往这一阶层能敏感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及时反映出来,如果这些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无疑会将革命预防在萌芽状态。俄罗斯革命前,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之后大约10来年间,就完成了“反国家罪”由知识分子行为到工农行为的演变。在这期间,受过大学教育的贵族、军政公职人员与自由职业者等知识阶层在“反国家罪”“案犯”中的比重下降了一半,而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则相反相成地上升了一倍半,两者的地位恰好来个颠倒:1890年前“反国家”者中大多为知识阶层,而1903年时,“反国家”的人中体力劳动已占3/5,比知识阶层高出一倍多。这样的趋势到了1905年以后更加明显,据一份统计,在政治性“罪犯”中贵族、教士与富商所占比例已经由49.1%下降为16.4%,而下层市民(包括工人在内)则从27.5%增至43.9%,农民也从19.1%增到37%

从少数知识和有产阶层的有意识,发展成这一群体无意识和彻底灰心失望,然后是集体无意识,最后引发暴力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说,歇斯底里在当时是时代的风尚。”任何一个跳梁小丑的蠢举,都可能引起一场群众性歇斯底里,更何况那些以权力钻营为目的的政党,从某种程度上说,为社会解压,坚持推进改革,保护广大群众对改革的期望和热情,对在“农民国家面临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双重挑战”这个世纪性、长时段的大背景中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1]高压统治下的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收入增长78.%。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金雁,秦晖,东方出版社2013

[2]就在19171月,即震撼世界的大“雪崩”发生前不久,时年才46岁的列宁还不无悲凉地写道:我们这些“老人”“也许看不到”未来革命的时候了,然而只过了40天,列宁便被意外的惊喜激动得不能自己:革命爆发了,而且转瞬间便胜利了。胜利之快使他甚至来不及赶回国内,只好在瑞士连呼:二月革命是“料想不到”的“奇迹”。19172月革命,当初显得是那么“偶然”、“突然”从沙皇到列宁,从极左派到极右派,无不感大出意外。它起因于一件“小事”:2月份23日(俄历)彼得格勒“由于运输设备不足”使得商店里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待,很快便演变成“自发性罢工”。延续1000多年的王公统治,历经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仅仅在几天之内便几乎未经流血就土崩瓦解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金雁,秦晖,东方出版社2013

[3]1915年开始,俄国革命运动因战争而重新发展起来。在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狗咬狗的斗争愈演愈烈。1917年初,在彼得格勒,罢工运动迅猛展开。225日,罢工开始发展为武装起义。军队受到革命的感召,先后转到起义人民方面。 22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沙皇失去了军部、官僚和资本家的支持。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金雁,秦晖,东方出版社2013

 

 

 

 

*此文为《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金雁,秦晖,东方出版社2013)一书的阅读笔记

个人简介
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SFI客座教授,行为经济学者,创新发展,金融投资专家,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荷兰maastricht管理学院mba,兰州大学数学学士 email:prophd@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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