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西方人到中国来看一下，回去后说了一句话：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懒惰的民族。当时中国的城乡正处于改革之前的大锅饭时期，工厂里的工人有车间主任在的时候好好工作，车间主任不在，就说话抽烟消极怠工了；而农村的社员，生产队长在场的时候正常劳作，生产队长离开后也不怎么玩活了，不仅如此，还时常出现破坏农具、牲畜等现象。总而言之，借用书上的一句话，“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每户承包几亩地，多劳多得，于是，农民就起早贪黑地劳作起来；在工厂实行奖金制度，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于是，工人们就变得特别爱干活。借用书上的一句话，“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那么，为什么“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不适合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呢”？说穿了就是一个“利”字在起作用。所谓的“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新中国的生产关系在内容上都是公有制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的是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由原来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变为土地承包和奖金制度。改革前，无论是农村的社员还是工厂里的工人，不管你干多干少，每人拿着自己级别的固定工分和工资，人们发现无“利”可图，丧失了劳动积极性，于是中华民族就成为世界上最懒惰的民族了。改革后，多干多得，人们发现有“利”可图，就勤劳起来了。所以，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在“利”字上面做文章。
不仅工人、农民是如此，领导层也是如此。中国的国企从1964年就开始全面亏损，2005年亏损1026亿，是历史第二高。国企亏损，资不抵债，由政府来支持。政府支持的财政来自于税收，财政没钱，就找银行，最后，国企的赤字变成银行死帐。银行只能靠印钞票来补偿，这导致中国亏损的企业还能长期生存。但我国印钞票却不见通货膨胀，因为中国当时的货币化程度很低，以货币为媒介只有25%，印票子都被打条子给吸纳了。印钞票支持了财政，填补了银行亏空。2003年，国资委成立，“兼并重组”、“整合”成为国企改革的主题词，2003年到2006年间，国资委所管辖的央企由236家减少到149家。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有单位，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而占有资源不到40%的非国有经济，其创造的GDP增长近70%，吸纳的劳动力更是在80%以上。实际上央企利润的80%以上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要么经营困难，要么产能过剩，要么因为政策因素每年面临大面积的政策性亏损局面。而非国有企业对国家的贡献：80年，18%；93年，39.4%；95年，69.1%。非国有企业贷款年份最多的1988年只占全部银行贷款比例的20.53%。
国企的亏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奥地利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吞并，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在奥地利建设的军工厂、银行、基础设施成了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基础，1951年时其国企占产出约22%。到了1985年，奥地利的国营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一年的亏损超过了1946-84年间所有国营企业的红利总和。1987年奥地利首试民营化，把私有化作为主要方针，通过上市、MBO（管理层持股）等方式套现。世界上遍布于亚、非、欧、美的120多个国家，从1980年代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过去二十几年，首先是英国于1982年的私有化，1985年有意大利和马来西亚，1986年有包括日本在内的4国，1987年有两国，1988和1989分别有9和10个国家开始私有化，到1994年最多时有13个国家开始民营化。民营化后三年里单位员工创造的净利润是民营化之前三年平均值的两倍。（此段的资料来自于《陈志武：我们需要国营 还是需要“还产于民”》）
为什么国企的亏损成为世界性问题呢？借用我的一位老师的话：企业家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不完全一致，是导致国企亏损的深层原因。在中国国企亏损的同时，还有一个“穷庙富和尚”现象存在，所谓“穷庙富和尚”，就是说虽然国企资不抵债，成为了“穷庙”，但是厂长本人很富有，还拥有自己的小公司，这说明不是企业家没有经营管理能力，而是他们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说白了，还是一个“利”字在起作用。
逐“利”是人的价值追求，每个人都是逐“利”的，但是，不同的人对“利”字的理解不同，这依赖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即所谓的“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价值观”。一般的社会大众更注重眼前的物质利益，然后决定取舍并付诸行动，而儒家的孟子却能够“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的“舍生取义”不是唱高调，而是由儒家的世界观决定的。孔子在《周易·系辞》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阐发了轮回的原理，说明不是人死万事空；孔子在《坤卦·文言》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表达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只有遵守宇宙规律，才能有好的结果，所以，孟子的“舍生取义”，是追逐更大的利益。
那么，到底如何做才真的对我们有利呢？这就要研究一下自己的人性了。人们行为发生的轨迹是：人性——道德——我——抉择——行动。例如，在马路上看到老人摔倒，人们本能的第一反应都是想把老人扶起来；看到学生挨近了车轮，老师会毫不犹豫地去拽……从这一点看，道德（也就是善、义）是人性的正常表现。但是紧接着，“我”产生了：他要是讹上我怎么办？我要是受伤了怎么办？经过内心的斗争抉择，一些人道德感（义）战胜了，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离开。
人性的原理告诉我们，“义”才是人性的正常表现，“义”是人们应当持守的价值追求，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在生活中，人们为人处事习惯于以“我”为中心，当然就唯利是图、损人为己了，结果自己内心不安，人际关系紧张，当然没有幸福可言。无论是改革前的消极怠工，还是改革后的积极肯干，都是“我”字当头，都是自我迷失的表现。如果以“义”为“利”，无论体制如何，人们都会忠于职守，劳动者努力劳动，管理层认真管理；如果以“义”为“利”，农民就不会种自己都不吃的菜，企业就不会生产有毒商品；如果以“义”为“利”，人们之间、国家之间就会更多地为他人着想，不再以邻为壑……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因此就得有人来警醒，于是，古圣先贤不辞劳苦地教学，龙江书院、慧韬书院、明月书院的老师们义无反顾地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