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在Adobe Systems打工时，Adobe的王牌产品Acrobat的一个漏洞被一个俄罗斯黑客[1]泄密，搞得Adobe非常恼火。当这个小伙子居然跑到美国来参加黑客会议时，Adobe要求FBI逮捕了他！这可惹火了这帮安那祺主义倾向的团体，他们从洛杉矶赶到圣何西Adobe总部来抗议。Adobe头头如临大敌，叫我们员工不许接触他们。这倒引起我的好奇，出去见识这些摇旗呐喊的好汉，听到他们的愤怒咆哮：“可耻Adobe！自己产品质量不过关，还要动用国家权力来抓人！” Adobe果然投降，赶紧请FBI放人。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安那祺主义黑客的组织力量，学到了在美国“no fight, no right”(权利必须争取才能得到)的道理，不过，这也埋下了我在“9/11”后被首当其冲裁员的远因[2]。
2004年我决定结束无国籍难民身份，也给小布什当局一个机会，试一试美国宪法是否灵光。结果证实自己处于无休止、无处申诉的被FBI黑箱操作调查背景的地位，也证实美国宪法确实被无法无天的“反恐战争”冻结了。有一天夜晚，我在圣何西会展中心的旗杆下独自徘徊良久，犹豫要不要在民主党大会期间切断绳索，降下美国国旗为宪法致哀。硅谷的反战运动高昂，我知道如果我“有幸”成为受难“公共人物”，劳动党、禄党、和平与正义中心、移民权益团体、宗教团体、劳工会议和县/市议会的朋友们会支援我，但我不是小布什“9/12反恐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没有必要去唱主角。
正是我们的反战运动帮助奥巴马战胜了克林顿夫人并轻易入主白宫，我自己也在奥巴马上台后结束了十几年的无国籍难民身份。我们耐心地等待着奥巴马的行动，前不久，他终于宣布结束没完没了的“反恐战争”，要让宪法回到指导地位来。但多数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蚀已经麻木不仁，Edward Snowden斯诺登的出现，正是对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当头棒喝。他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与他钦佩的、1971年向《纽约时报》泄漏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泄密给维基解密正在受审的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宁一样，斯诺登“细心地挑选了外泄的文件，确保都是关系公共利益的材料。许多材料能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我没有泄漏。伤害人不是目的，揭露真相才是”。艾尔斯伯格高度称赞斯诺登为美国民主体制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贡献，并说自己等了数十年才看到“这样一位真正准备好以公民身份为他的国家冒生命危险的人，显示出战场上的人们该有的勇气”。其实，在历史上，连“建国祖父”、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命名人潘恩都回不了美国，给香港一次机会光荣的也未尝不可。
在香港的长毛同志的社会民主连线等已经动员民众，欢迎和呼吁当局保护这位当代自由英雄，不要污辱了香港“自由港”的名声。其实，最害怕斯诺登回到美国的正是美国有关当局，因为该受审判的正是这些权力机构，特别是在美国民众遭受经济危机之际用美国军事情报系统杀害、侵犯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以及美国平民的罪犯政策[3]。历史上，正是美国司法系统对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义者的迫害（如芝加哥8位同志死刑、沙科和万塞提死刑、伯克曼22年徒刑等）唤醒了世界良知和正义，让我们拭目以待香港当局何去何从。
今天，谨以此文祝贺这位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义者30岁生日。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3年6月21日]
[1] 安那祺主义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称黑客也不是贬义。
[2] 当天，所有公司头头和员工都仓皇离开，只有我一个正式员工坚守在总部大楼，与几个保安工人交换意见。以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批判，我知道总会有这么blowback一天的到来。我被裁员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全公司年度大会上，当所有员工站立为创始人鼓掌时，我不为所动，结果大家都把目光转向那个唯一坐着鼓掌微笑的卑微员工。我并不是富人权势的敌人，但更是贫苦民众的朋友。
[3] 和平时期的军事机构的功能多用于情报收集。例如，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的军事观察员们最受共和政府的官员和民众的欢迎，得到最高的待遇到处收集情报，希望美国政府也能象国际纵队的林肯旅那样反对法西斯弗朗哥，但法西斯取胜后美国政府利用这些情报立即承认弗朗哥政府。Modern Warfare in Spain: American Military Observations o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ed. by James Corta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