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所有问题都出自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追求科学，探求真理的一个理性民族。拿我老韩的话说，就是“中华民族是中庸的思想和极端的行为”，这个和西方的“极端（追求卓越）的思想和科学的行为”正好相反。就拿本文所说的城市化来说吧，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首先要考虑农民进城后，如何让农民落后的知识水平快速跟上城市的文化节奏？
其次是农民的职业技能如何适应城市的职业岗位需要？
再次是农民的医疗保险住房何时能得到全面满足？
最后是农民的小农意识何时才能被城市快速地消融？等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大跃进”就能解决的，它必须是伴随中国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等一系列上层建筑整体前进才能逐步解决的。
而绝不是我们体制内一些不学无术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和贪大求多不切实际，好大喜功不顾科学，急功近利不管他人死活的中国式政客所能理解的，所能坚持和做到的。
过去，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话，说“中国社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已经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远远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中国人民有智慧引领国际社会，有理由坚持制度自信，有条件实现民族伟的大复兴等等”。。。。。。
其实，稍微理性一点的人明明知道这是一群疯子和无知之辈在罔顾事实说瞎话，可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冷静而刻地思考这一些列的连带问题。比如，资本主义社会是用一种典型的“先做思想，再做发展”的科学化发展模式来推进整个社会发展的，也就是说他们通过了上百年循序渐进的科学发展，才逐步解决了像中国社会今天这样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比如，前面我论述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需要迅速改变自身的软实力和城市需要做好接纳农民的硬件配套，以及国家如何解决贫富悬殊，官员腐败，环境污染，人伦丧失等体系化的制度缺陷问题。
因为，制度建设既不能快，更不能慢，因为太快了会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太慢了会拖社会发展的后腿，人民不满意就要造反，从而使社会改革失去最佳机遇期。所以，要想社会既快速发展，人民又相对满意，那就必须做到与社会发展紧密匹配的“制度建设体系适度先行和配套执行紧跟”的行政司法运作机制建设，而这恰恰是一个国家民族最大的软实力建设，而这是既耽误时间、又不出政绩，这对好大喜功和唯官是命的中国政客而言等于是要他们的命，因为，他们的为官理念和这个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恰恰相反的。所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了，而我们的系统化的软实力建设还在30多年以前的原地踏步，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体制的悲哀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