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代会史(5)

何党生 原创 | 2013-07-09 08:39 | 收藏 | 投票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能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重任
     党的五大在指导思想上第一次完成了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认识的升华,但这次代表大会难以承担挽救中国革命的重任。
 一、 中共五大召开前的二件大事
 中共五大召开之前,发生了二件大事件。一是1927年4月6日,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在北京出动军警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20人。李大钊是中共第四届9名中央委员之一,他因此没有参加中共五大。4月28日,即中共五大召开的第二天,李大钊,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奉系军阀杀害,时年只有38岁。《晨报》留下了李大钊从容赴难的遗照,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他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这使我们想起他在27岁时写的那首《七绝》(字幕):“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一个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最终成为一名彻底的共产主义者。
第二件大事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当时,武汉政府没有公开叛变,在武汉政府和中共党内有两种主张:一种是东征讨蒋,一是继续北伐。中共中央曾经一度赞成过东征讨蒋,后来很快经过讨论,又决定支持武汉政府北伐的主张,先北伐与冯玉祥革命军会师之后,再讨蒋。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 这个时候,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二、 中共五大的召开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
会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这些人,几乎都是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
党的第四届的九名中央委员,只有一人没有到会,他就是李大钊。此外,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未能到会,十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杀害。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会场内条桌后的条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一百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校长王觉新穿着西装招待来宾和与会代表。据参加会议的郑超麟回忆,他这一天,“奉了使命,领国际代表团过江到武昌去。老汤曼,曾见过马克思,当时他还是小学徒哩,如今头发都白了。他不懂法国语。鲁易(即罗易——引者注)懂得法国语,多里奥自然懂得。到武昌汉阳门起坡,雇了黄包车去第一小学,那时正在拆城,砖头满地,黄包车不好,老汤曼又肥重,半路上翻了车,擦破了手腕一块皮。”
开幕式上,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徐谦,英、法、美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词祝贺。出席大会并致贺词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代表等。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领了一支纠察队进会场行礼。国民党方面,除徐谦外,谭延闿、孙科也坐在主席台上,但没有讲话。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据参加会议的杨之华回忆,陈独秀“穿着长衫,说的是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高,讲的比较慢,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陈独秀的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中文原件,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译成中文有几万字。报告共分11个部分,即:“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陈独秀在报告中比较详细地回顾了党的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系统阐述了党在这些事件中的策略方针及其得失,尤其对诸如三二○事件、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这个报告整个基调是右倾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还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他没有说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他的检讨也是笼统和轻描淡写的。              
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报告非常不满意。 尽管政治报告洋洋万言,尽管陈独秀口才极佳,但代表们对这个报告却十分不满,签名发言的就达38人之多。瞿秋白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蔡和森、任弼时恽代英等许多代表发言,1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
中共五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也很不满意。他向大会提出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用32天,徒步 700多公里,考察了湖南五县,于2月12日到达武汉,住在武昌农讲所附近的都府堤41号,写出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历数了中央的农民运动政策中八个方面的右倾错误。随后在3月上旬,正式向中央送交了这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独秀在上海接到报告,却搁置不理,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这时,中央分管宣传的瞿秋白为筹备“五大”来到武汉,看到这份报告,十分兴奋,倍加赞赏,对陈独秀的态度十分不满,愤愤不平地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便决定以党的名义全文发表,并出单行本。他还连夜撰写了1500字热情洋溢的序言。序言是这样结尾的(字幕):“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1936年,毛泽东曾同斯诺谈到这段历史。他说:第二年(指1927——引者注)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大会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二、中共五大的历史贡献和局限
   1、在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上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
   (1)明确地提出要努力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共五大对于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在四大的基础上有所深化,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努力争取才能获得。大会所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对陈独秀放弃领导权提出了批评,此外,大会对彭述之天然领导权的批判也有一定的深度。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瞿秋白在五大上散发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针对彭述之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几乎等于零的谬论,瞿秋白明确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一直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天然领导权”实质上是拱手把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不能力争领导国民革命,则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这些党内争论和批评,对于提高全党努力争取领导权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中共五大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使无产阶级本身壮大起来。大会政治决议案提出:“现时的革命阶段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中取得领导权。然而必须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有了保证,他才能完全实现这个政治上的功用而行使其革命的领导权。须有英勇的革命斗争,才能获得光明的政治发展。工资低微,营养恶劣,衣服褴褛受尽剥削的工人,决不能负担这个责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45这就是说既要保证工人的基本经济要求,又要提高工人的政治素质,还要让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显现强大的力量和作用,才能争取到对革命的领导权。
      (2)提出了第一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文献《土地问题决议案》, 这一决议案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关于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认识的升华。决议案论述了封建经济基础与军阀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把农民问题作为国民革命中心问题的依据,提出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决议案指出:“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地的农民,才能实现”。具体地说,将土地转綀农民的方法是“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的方向,而努力进行”提出了土地革命的任务,决议案指出:“要迫切的现时的运动趋势,已经是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而建立农民的政权。自然在这种斗争中农民武装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总的趋势中,有些地方已经进一步而到了实际开始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的趋势,则“必然是土地革命”。
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党的五大有二个明显而重大的缺点:其一,这些正确的指导思想均没有相应的可行性手段。其二,即使是这种流于空谈的原则,也是把实行的主体交给武汉国民政府,这妥协的态度最终致使这一《土地问题决议案》成为一纸空文。尽管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不够完善也不容易实施,但毕竟为党此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3)明确指出蒋介石南京政府是法西斯统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建立的政权是什么性质的政权,这一问题关系到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对象的认识。当时有人被南京政府打着孙中山的旗帜所蒙蔽,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是贯彻三民主义的政府。而五大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它“用法西斯的手段在上海及广东及各地屠杀工人”,提出:“工农商学兵一致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反对法西斯的恐怖”, “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这就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高举起了反蒋的大旗。正是因为南京政府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政府,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买办阶级三结合的政府,才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打倒这个反动政府。这样,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土地革命战争,革命对象就非常明确了。
     (4)五大提出了党应首先在南方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地域辽阔与国情复杂的中国,革命首先在何处发展,这是党的政治方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战略发展指向何方的大问题。五大召开前夕,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个是所谓深入和广出之争,所谓深入就是立刻在湘、鄂等省实行土地革命,巩固现有的革命根据地,再图发展。所谓广出,就是继续对外发展,土地革命应等北伐军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另一个问题是东征和北伐之争。所谓东征,就是出兵江浙和南京、上海,讨伐蒋介石;所谓北伐,就是进兵河南,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争论的结果是鲍罗廷和陈独秀等坚持的广出和北伐主张占了上风。鲍罗廷和陈独秀等甚至提出了依托冯玉祥向西北发展,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然后再图向东发展,对付蒋介石的所谓“西北学说”;其实质就是周恩来后来指出的:“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70页。对于“西北学说”,中共五大进行了较深刻的批判。大会明确指出:“西北学说”的实质是右倾错误,如果按照这种理论办事,其结果则是, “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巩固他们的势力,以帮助帝国主义。东南诸省是经济上最先进最富饶的地方,我们不能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否则,这就使帝国主义更加强固……中国将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虽然统治方式上或者略有改变,然而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大会告诫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地的失败主义趋向。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出现,使革命有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大会决定, “党有一个目前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地与反动势力作战。这个任务的完成,其意义是在很大的地域上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地域在社会情形及经济上都是合宜的。这样可以铲除封建资产阶级消灭革命的企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44由于大会对“西北学说”的批判很彻底,很坚决,并且明确提出在南方“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一正确战略发展方向的确立,为党在湘鄂赣粤等省直接举行武装起义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五大研究的几个问题
   1、共产国际对五大的影响。现在的党史论著,往往都说中共“五大”是在紧急情况下召开的,是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其实,这种对形势严峻、危机迫近的认识,大多是人们根据大革命急剧失败的结局在事后作出的判断。“五大”时期的中共党人和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都没有把形势看得如此严重,而是充满了盲目乐观与自信。
五大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都没有能对时局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作出科学的判断与分析,一致认为大资产阶级和封建资产阶级分子背离国民革命阵线后,革命队伍中的阶级矛盾已有相当程度的减少,作为革命基础的社会力量不像前一阶段那样相互矛盾。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指出:现在中国国民革命已经进入决定性斗争的更高阶段,国内外的客观情况都将对我们有利。尽管有反革命联盟,但革命运动要在坚决反抗这反革命联盟的斗争中,更加向前发展。 罗易对中共“五大”宣言的这一表述感到高兴,他兴奋地在《中国共产党五次大会之意义》一文中写道:关于目前的革命究竟是低落还是上升的时期,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已解决了这一疑问。大会明确宣告:革命还是在继续发展,没有下降的迹象。客观和主观因素都有利于革命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对形势的严峻和革命危机认识不足,对国民党和统一战线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是中共“五大”未能提出挽救革命危机具体办法的原因之一。 共产国际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一直都是过高地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将维护统一战线、巩固这一联盟置于一切政策的首位。正是共产国际充分相信和依靠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政策,限制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决策和行动。这是中共“五大”未能提出挽救革命危机具体办法的原因之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的力量估计和政策倾斜在国共合作之初即已基本定型。斯大林长期无视国民党改革组后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仍占优势的事实,片面的认为共产党一切都应该通过国民党去“对于革命运动进行实际指导。”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产主义发展的道路。遗憾的是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并不以共产国际的意志和良好愿望而转移。1927 年春,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日益暴露,接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共产国际依靠国民党的政策并未因此受到丝毫影响而改变,反而认为这次政变“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认为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离开革命队伍后,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的上层分子,就其阶级成分而论,不仅代表着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而且也代表着一部分中立阶级;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四·一二”政变后的第九天,斯大林发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认为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并提出“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国民党”的口号。
党的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在党的五大上起了主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是五大的实际操纵者。罗易是19272月到达中国广州的,42到武汉。罗易认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罗易对大革命失败的回忆》,《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果然,罗易通过党的五大,基本实现了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在大会上的表现却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陈独秀的报告是根据罗易规定的大纲写成的。罗易在党的五大上先后发表五次讲话。这样,党的五大实际上不是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罗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的。
虽不能说罗易包办了五大,但罗易在五大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在五大上得到彻底的贯彻。


1 蔡和森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他说:我们与小资产阶级合作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但是现在在五次大会中不应象述之同志把此危险夸张的太厉害了,因为现在当前的主要的危险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还是将来一点的事。如果现在把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夸张得过甚便是教我们仍然回复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呵!蔡和森还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孙科、谭延闿),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320412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任弼时是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党的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他称陈独秀报告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还批评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这位团中央书记,年仅24岁,这么勇敢而严厉地批评年长资深的48岁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象当时引起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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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西高东低,大河东流,趋势也!何老师着, 日食无米之炊(读书),夜读无字之书(思想)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头脑里奔跑思想千军万马,述而不作,劳心活到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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