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帝俊黄帝大禹与巴蜀之关系

 《山海经》中帝俊黄帝大禹与巴蜀之关系

 至上之神──帝俊1   

    帝俊，他是《山海经》至上之神，他亦是巴蜀的创世之神，所以，先秦两汉中原文献无征。影响所及楚地，有待地下考古来佐证。

    郭璞最早认为帝俊就是帝舜，此后又有人认为是帝喾、太昊，而王国维还用一个甲骨文字来作证。可在《山海经》中帝俊、太昊、帝喾、帝舜这四位古帝王是各不相谋的，强行把他们拉扯在一起，未免不符合《山海经》所叙内容。究其根源，这些看法，不过是司马迁为黄帝编造的一姓家天下（家谱）的余绪罢了。帝俊在《山海经》中出现的次数比黄帝还多，比黄帝的创世功能更大，他与黄帝同时代，可能是还比黄帝更早的一位巴蜀古帝王。当然，绝不可能是黄帝的后裔。

    一、巴蜀创世之神

    帝俊的事迹既不为先秦中原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楚地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中原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巴蜀第三神系。帝俊不仅是《山海经》中的至上之神，而且还是巴蜀创世之神（四鸟）。帝俊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羲和，住在东方海外的甘渊，生了十个太阳（金乌）；另一个名叫常羲，住在西方的荒野，生了十二个月亮。他还有一个名叫娥皇的妻子，住在南方荒野，生了三身国的先祖。这位先祖一个头三条身子，传下来的子孙也都是这般模样。帝俊时常从天上降下来，和下方一些面对着面翩跹舞蹈的五彩鸟交朋友；下方帝俊的两座祭坛，就是由这些五彩鸟管理的。在北方的荒野，有一座帝俊的竹林，斩下竹的一节，剖开来就可以做船。尧的时候，十日并出，帝俊曾经赐给羿红色的弓，白色的箭，叫他到下方去拯救人民的困苦。

    秦汉时代，巴蜀已经融入华夏，成为汉族的一支重要来源，正是这样，伴随种族和语言的消亡，上古巴蜀神话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演变，帝俊又化身为传说中人间的两个帝王，一个是帝喾高辛氏，另一个是帝舜，他们都是半人半神的英雄，他们都有各自的神话传说流传下来。因而，巴蜀的创世之神帝俊居然成了黄帝的后裔。

    帝俊作为巴蜀的创世之神，在《山海经》中记载他的后裔之国有六：中容、司幽、白民、黑齿、三身、季厘等。《山海经·大荒东经》曰：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1］（357）《大荒东经》曰：“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1］（244－345）帝俊之后裔，多有“使四鸟；豹、虎、熊、罴”的记载，根据这一标志，还可以联想到经中所记载的玄股、长肱、先民、毛民、蒍国、叔歜、北齐等国。除北齐外，其他皆为西南、西北民族的祖先。作为巴蜀之创世神来说，他就远胜于其他诸帝。

    下列巴蜀创世之神帝俊（从原始到分离）之神谱：

　　         羲和，帝俊之妻，              帝舜，是从帝俊的神格中

             生十日（十位太阳神）          分离出来的神。

                                           帝俊化身帝喾，常仪就是

帝俊（Jùn）  常羲，帝俊之妻，              常羲。姜嫄、简狄、庆都、

　　　　　　  生十二位月亮神               常仪是帝喾的妻子。

　　　　　　　娥皇，帝俊之妻，             太昊，即帝喾，亦是从

　　　　　　　生少昊                       帝俊的神格中分离出来的神。

    《山海经》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所以，内容不仅重复杂沓，而且踳骏不伦。对比帝俊与“帝”，相重叙者大约七事，列表如下：［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巴蜀创世之神帝俊，他就是《山海经》中至上之神。秦汉以后，巴蜀创世之神帝俊，为迎合司马迁编造的黄帝家谱，他被“中原中心论者”移到了当时的黄河下游之山东，帝俊就变成了太昊。在魏晋乱与篡的时代，“巴蜀禁区”早已不存在了，中原文人希望天下统一、安定，于是把《山海经》中的至上之神帝俊挪来附会帝喾、帝舜。在《山海经》中帝俊原本与黄帝各不相谋的，此时竟变成了黄帝的后裔。虽然，顺应了天地人心，却背离了上古历史。

    二、巴蜀自然之神

    帝俊既是巴蜀创世之神又是巴蜀自然之神──“四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曰：“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1］（401）“西海”，即蜀伏（汶）山之下的内陆海。“鸟”字在经中出现204次，并作部首，是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之一。广汉三星堆出土全世界最大（底座高 80mm，人像高172mm，冠高10mm，人像及底座通高2.62m）一尊鸟足带冠青铜立人像，它应该是上古蜀人崇拜鸟的象征，鸟身上高扬着人首，整体造型神灵诡异，寓意深不可测。因为鸟能够腾空飞翔，它便成为人与神相沟通的使者。当代著名学者龙晦先生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古蜀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纵目面具实际上也应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这尊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像，上古蜀人命名为“四鸟”，因为，它原本就是上古蜀人的创世之神帝俊的化身，抑或具象化。古代文献记载：鸟，原本就是柏濩、鱼凫、杜宇三代蜀王的名讳，并把鸟作为部落图腾。鸟又作为古蜀族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之物，反映了古蜀人可求能象鸟一样，在天地之间自由飞翔而升华。

《    山海经》中的太阳就是鸟，太阳神也是鸟。“羲和浴日”所讲的就是太阳的母亲帝俊之妻羲和为她的十个太阳儿子沐浴的故事。《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1］（381）帝俊之妻常羲亦“浴月”，《山海经·大荒南经》曰“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1］（404）羲和、常羲原本是古蜀的两个小部落，帝俊娶这两部落首领的女儿为他掌管天文，因那时尚无姓氏，只有跟国而姓，所以称羲和、常羲。“金乌西坠，玉兔东升”，“金乌”就是太阳。三星堆遗址共出土6株青铜树，修复后的一株大青铜神树高达3.96米，上端已残损，上有枝、叶、花果，枝间和枝头立有九鸟，挂有龙、刀、剑等物，与《山海经》所记建木、若木形象十分相似。青铜树实际上是羲和、常羲设置在“石阵”──天文观测站中的座标。文献记载成都平原上的“石阵”，正是古巴蜀人按照《山海经》中的山系建立的天文观察站！因此，“石阵”就是《山海经》中山系之日出日落具体山峰的浓缩图，从地球绕日自转的黄道与赤道交角之变化，推演夏、冬之交替。《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黄帝所为”。［1］（445）这山环水绕之势的九丘，就是上古蜀人以九位古帝王命名的观测天文的九大石柱。古蜀人不仅引水环绕石阵，而且石阵之中心还置有青铜神树，以树为座标，枝上之鸟为准星测定方位。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中的4只逆向飞行的鸟，与《山海经》记载的“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有关。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鸟崇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众多“青铜鸟”、“圆日形器”和有着10只鸟的“青铜神树”,以及《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的“十日神话”的传说等,无不说明了上古蜀人就是“崇鸟崇日”的民族。

    上古时代的成都平原，正如同汉代中原人淮南王刘安所说的：“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扶木在阳州，日之所罢。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3］（848－545）刘安所说的“太帝”，即《山海经》中的至上之神帝俊，帝俊又是巴蜀自然之神。把这一段与《山海经》的叙述对照起来看：讲的就是太阳运行的一种自然规律。《山海经·海内经》说：“西 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兽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1］（448）郭璞注云：“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建木，“正立无影，疾呼无响”，这应是鱼凫王都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通天树的化身。都广之野在北纬31°，虽不会出现阳光垂直照射现象，然而，古今黄赤交角却不同。“太阳系九大行星自转轴倾角有相当的离散性，一般认为系行星形成晚期受到不规则的大星子撞击的结果。近年科学家根据地质时期的生物分布，推测在地球形成以后，地轴倾角仍发生过多次大的变化”。［4］（361）也就是说：帝俊与他的两位妻子羲和、常羲一起在这“日中无景，呼而无响”，“天地之中”的都广之野的“石阵”──天文观测站里，以凭青铜树为座标来观测天地的。

    《山海经》至上之神──帝俊2    

    三、巴蜀文化之神

    巴蜀创世之神帝俊对于文明的贡献，编译者集中书于专记上古蜀人历史文化之《海内经》里，兹罗列如下：

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

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少暤生般，般是始为弓矢。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上文已叙，商王朝战胜夏王朝之后，对夏遗民（羌族）进行了疯狂的镇压，而殃及到巴蜀。周王朝发祥于西北岐山下，与蜀人有亲缘关系。可周王朝的文化却掌握在中原文人手中的，加之中原诸侯与巴蜀没有直接的关系，从他们的那种优越感出发，必然会对蜀人采取排斥、贬抑态度，最明显的就是从孔子开始，逐渐在中原文化领域内形成了一股“巴蜀”禁区之社会心理。帝俊作为《山海经》的主神，早在夏之初已经由禹、益带到了中原。由于，帝俊作为上古巴蜀文化之神，他和他的后裔原本就是上古巴蜀文明的创造发明者，而且，他的两位妻子羲和、常羲又是上古巴蜀的天文学家，却与中原部落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所以，先秦中原文献是绝不会记载他们的功绩的。唯有常羲、羲和在巴蜀创立的天文制度，在夏之初已初具规模，并借用常羲、羲和这两位巴蜀天文学家作为夏王朝掌管天文的官职。商、周两朝皆承袭了下来，并有其补充与发展。其纪年法，称之为“夏历”（沿传至今）。所以，中原文献《尚书》中便有天文官职常羲、羲和的记载，但却与帝俊的两位妻子常羲、羲和早已是毫不相干的了。 

参考文献

［1］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参考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力之指导，李川硕士论文《＜山海经＞神话记录系统性之研究》。

［3］（汉）高诱注《淮南鸿烈解》，《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4］《山海经新探》，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月。

 （潘世东转载于武陵郡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