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和政治:一个品位低下的时代

董洁林 原创 | 2013-08-20 15:59 | 收藏 | 投票

 

在上一篇专栏“商人和政治:阳光和黑暗的选择”中,笔者评论了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说法。一些做企业的朋友对我说:企业家的核心使命是用产品和服务去推动社会进步,咱们可以争议柳先生的说法,也可对他提出更高的期望,可看看你们一些学者写的那些媚权东西,那才叫丧失底线……听到这话我深感惶恐。

中国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源远流长,形成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士大夫”文化。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为学子大批进入官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平台,源源不断地供给着新鲜官员。失败者喜欢给自己找个“隐”的道德高地,但真正对权力相忘于江湖者少,大多还是惦记着朝廷,玩着待价而沽的把戏。“学而优则仕”思维鼓动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将事业线锁定官场:他们要么在当官,要么在争取当官的路上,要么受人排挤成为酸楚的失败者。《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换了服装、变换口音在各朝穿梭,自然也来到了今朝。

应该说,学者服务政府和公共系统并非坏事,历史上人才济济的中国官僚体系也发挥过很多正面作用,例如在维护社会稳定、组织大规模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方面对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很有贡献。然而太多聪明人挤在庙堂危害也很大,除了无事生非互相倾轧,他们还会绞尽脑汁设计精巧的制度从平民那里榨取利益,也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创造出很多“伪学问”保卫并扩张现行体制。更有害的是,官场独大吸取了太多的社会资源,让其他行业不能平衡、健康地发展,因此形成一个畸形的社会。

西方的学者们也常常作为政府顾问提供学术咨询,或干脆入阁担当重任,也有人走出书斋成为民选政治家,但更多的则成为独立学者,担当研究社会和批评政治的角色。他们无论在朝还是在野,自己、同事和对手都较坦然,很少像中国学者这般自我纠结和受到外界两极分化的追捧或鄙视。

如果时光倒流两千多年,回到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西方的古希腊时期,那时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华大地,学者们的研究大都是自发而自由的。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学者群星璀璨、学术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各自奠定了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基础。历史的大分流发生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的汉武帝时代,当时一个有杰出销售才能的儒生董仲舒说服了帝王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文化就固化了,直到最近一百多年才开始重启思考的活力。近代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能在历史长河中闪亮发光的大思想家,但有很多优秀学者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搅动中国的文化死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记录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付出了很多努力。

古希腊在公元前一百多年开始衰落,接下来的两千年,西方权力的多次变更和社会动荡,迫使学者们不断地寻求能够让他们安心自由做学问的地方,学术中心被迫一次又一次地转移,但独立研究和思考的精神仍然被学术界顽强地继承了下来。到了13世纪末,这些一直隐藏在学者们心中高贵再次绽放,推动欧洲全面的文艺复兴,以及接踵而至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见笔者的另一篇专栏:“谁资助了人类的科学探索?”)

其实,历史上能够改变人类思维、创立新境界的智者非常稀少,他们是人类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礼物。历史长河绝大部分时光都在静静流淌,人们都只是在咀嚼着先贤的智慧,做出些微调,再做些有意思的应用而已。然而继承什么先贤思想,如何做出微调,又如何设计应用,也常常考验着每一代学者的智慧和品位。

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时代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有不同层次和品位的学者,选择什么样的学者为这个时代代言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品位和政治生态。如果把时代的学者代言人分为“官选”和“民选”,可以理解“官选”学者的任务之一是为政府和体制涂口红,但一个有品位时代仍然会选择较优秀的学者作为代言人,遗憾的是目前一些官选学者绞尽脑汁编撰出来的东西拙劣得不堪一击。目前不少受到民间追捧的学者也只是在吆喝着“阴谋论”或“民粹主义”,都是前人用烂的愚人招数。虽然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注定要被历史过滤掉的鼓噪,但也不得不叹息当代社会选择品位的低下。一个品位低下的社会,注定将成为历史笑柄。

历史选择代言人有它自己的韵律和口味,伟大的思想家往往超前于他们的时代。活跃于春秋末期的孔老夫子,他乘坐破牛车周游天下四处碰壁。郑人称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当儒家学问最后被朝野接受之时,已经距孔子的时代相去四百年。

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古希腊思想家、教育家苏格拉底,他脑子里有无穷多古怪疑问,不停地挑战智慧的极限,也挑战自由的边界和权威的雅量。雅典贵族最后受不了了,他被雅典法庭以腐蚀青年思想之罪判处死刑。两千多年过去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至今还在影响西方学者的思维。再有,历史上划时代之先驱不仅不受政府待见,也常常不被当时的民众所认同。例如清末谭嗣同被慈禧杀害之时,囚车所经之处民众纷纷扔白菜梆子。还有当代信徒分布全球的耶稣两千多年前被押往刑场的时候,路边的人群向他扔石块吐唾沫……

一个社会一旦形成它的品位,惯性很大,要改很难。面对一个品位低下的时代,我们能做什么?

对于学者来说,其一是中国很缺独立于政府的学者,站在与政府不同的立场研究社会和政策,提出批评,这个力量对社会完善和进步很重要。其二,有机会为政府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甚至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也是服务社会的方式,但玩弄学术为政府的错误背书就不应该了,因此优秀、严谨的学者参与其中是好事。其三,远离社会和政治静静地做学问也很好,原创性知识或许在沉思中产生。其四,那些以传播知识为使命的学者非常可贵,让人类智慧的精华普及社会需要很多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总之,学者们纠结与政治和政府的关系大可不必,怀着平常心坦然面对,是“在朝”还是“在野”或“不闻不问”并不能反映道德高下,高贵者无论何种社会定位都可以保持对真理的谦卑、对社会的悲悯和对历史的畏惧。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远离官方媒体、少接受一些低品位的宣传不是坏事。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品位,但可以拒绝他们的影响。省下时间读好书,直接从贤者那里吸取思想精华,争取逐渐做到能与他们精神对话。如果有一天我们有幸与携带着未来信息的智慧精灵不期而遇,希望有能力理解他、欣赏他,而不是向他吐唾沫、扔白菜梆子。生活在一个品位低下的时代我们别无选择,但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品位和行动终将影响未来。

个人简介
美国佳文科技公司创始人兼CEO,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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