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松：传张曙光受贿百亿为何变千万

　　这里主要就网友关心的下列几个法律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为何指控的受贿数额不是相传的上百亿，而只有区区的几千万？这是否和举报刘志军获免死承诺有关？为什么先审判刘志军案再审判张曙光案，这样做是否合法？

　　一、为何指控的受贿数额只有区区的几千万，这与受贿案查实艰难有关，也与张曙光夫妻“前店后厂”式的腐败模式有关

　　据指控，张曙光的受贿有13起，时间跨度从2000年至2011年落马前，受贿数额共计4755万元，行贿者多是民营企业。在高铁“大跃进”过程中，张曙光把许多高铁项目交给多家私企，使这些企业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张本人则从中收受巨额贿赂，而所有的利益最终都通过高铁的天价采购得以掩盖。

　　之前坊间曾传张曙光受贿数额达到了182亿，现在指控认定的却只有不到半个亿，这个差额也太大了一点，很多人接受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可能与多个因素有关。一是传闻毕竟是传闻，传闻的水份大是其重要特点。例如薄熙来案，当时相传的有80亿美金，但最后查实指控的受贿数额只有2000来万人民币。二是与受贿案的查实难度大有关。因为行贿与受贿是一个对子罪（理论上称对向犯），查实受贿，常常需要通过查处行贿来入手，需要行贿人的配合，由于行贿的隐秘性、行贿本身的犯罪性，使得行贿人愿意站出来的机率非常之小，而我国又没有辩诉交易制度（哪怕公诉机关私下答应作了污点证人后不再追诉，行贿人也不敢相信），因为他们自身存在受刑事追究的极大风险。因此有人估计，能查实的受贿常常是实际受贿数额的1/10甚至几十分之一。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是有区别的，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的部分才能认定为事实（法律事实），有一定的证据证实但存有疑点的数额（往往所占比重很大，很可能为客观事实）也只能不认。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张曙光在铁道部素有“裸官”之称，妻子王兴很早就带着孩子移居美国，早在上世纪末王兴就在美国买房、开公司，成了美国商人。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王兴便以国外品牌的真空集便器（铁路列车上收集厕所排泄物的全套设备）代理商和中介身份出现，外资品牌在中国与谁合资，由她从旁牵线搭桥，提速列车和高铁所用集便器70%以上都相当于是她提供的，王兴从中赚到的钱是巨大的，但账目在外国，王兴表面上还只是代理商（按法律规定，代理的后果是由被代理人承担的），这部分证据很难查实。而张曙光是铁路技术引进的首席谈判代表，这等于是丈夫开厂（厂在中国），妻子开店（店在国外），“前店后厂”，珠联璧合，还能规避法律的追究，真是堪称“完美”的腐败模式。

　　二、指控受贿数额这么低，是否同举报刘志军立功有关？我认为应该关系不大

　　有网友说，刘志军此前被控受贿6460万，现张曙光被控受贿4755万元，司法机关是不是在搞数额平衡？我个人认为不存在，他们各自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多少贿赂，得靠自身的行贿受贿证据链条说话，这不是一个搞平衡的事，也没必要搞平衡；若有证据，最终认定张曙光被控受贿数额远远大于刘志军，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我当然不认为刘志军的贪心没有张曙光大，我认为刘志军与丁羽心根本就是共同犯罪，对丁羽心获得的40亿非法收益，不能仅仅认定刘志军滥用职权的结果，而应认定是刘志军的贪污数额，丁羽心是贪污共犯（我之前有多篇博客谈此意见，可参见）。张曙光是刘志军的心腹，刘志军滥用职权的具体落实，大部分是张曙光完成的，奇怪的是，刘志军有滥用职权的指控，张曙光却没有，真真的看不懂。

　　当然，查处刘志军的滥用职权犯罪，张曙光是作为重要证人（所谓的污点证人）出现的，而未作为共犯来追究。这可以作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的立功表现来对待，但现在的报道未反映出公诉机关认定其立功的表现，等待进一步的案情披露。

　　有网友认为，张曙光举报刘志军有功，有关部门既然已经向其颁发了免死牌，就不能把他的受贿数额搞得太大，不然难以向公众交待。虽然网友的说法有些道理，但我认为，即使有免死承诺存在，也犯不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同样，欲减其刑何患无法，认定为立功，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即能达到目的，而不必在受贿数额上作文章。

　　三、为什么先审判刘志军案再审判张曙光案，这样做是否违法

　　以往审理窝案，一般是先审小人物，后审大人物，这次倒过来了，有网友即表示不理解。的确，先审窝案中的小人物似乎更合乎逻辑，因为大人物就像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一样，应对集团的全部罪行负责，小人物都定罪后，法庭将他们已经定罪的证据，可直接拿来为大人物案定罪。另外，大人物先判了，到监狱了，也不方便从监狱里提出来为小人物作证，相反就挺方便。像审理薄熙来案，王立军即出庭作证了，反过来就觉得很别扭。

　　其实，我认为，若窝案中的某些人成立共同犯罪，按法律的规定，应当一并审理才妥，这样更便于法庭对质，便于分清主从，便于分别准确定罪量刑，避免相互矛盾。现在动辄分案处理的做法其实是违法的。拿我亲历的案子为例。我参与办理的一起保险诈骗案，2人共同所为，居然一个在西城区法院审，一个在海淀区法院审，彼此成了对方案件的证人，作为证人也只提供证言，要求传另一人出庭对质，也未允许；我参与办理的另一起15人被控集团诈骗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先是在逃（之前另案处理当然正确），可后来首要分子抓获了，相挨的阶段也不远，却也不并案，把首要分子的口供当成本案的证人证言来对待，也不出庭质证，我认为这都是践踏法律的表现。

　　至于窝案中的各当事人不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况，审理总有先有后，谁的证据查实起来简单一些，查全了就先审判，法律对此并没有什么规定，因此不存在违法的问题。实践中的做法是，窝案中的小人物为大人物案出庭作证可能存在，大人物为小人物出庭作证几乎见不着，因此，即使薄熙来案先审，王立军案后审，薄也不可能出庭为王立军案作证，而会拿一份口供证词过来即可。

　　四、本案最值得反思之处在于，我们的体制根本不能及时发现腐败、惩治腐败

　　据指控,张曙光的受贿多达13起,时间跨度从2000年至2011年落马前，前后长达12年之久。刘志军与张曙光能够长期演双簧，共同把腐败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我们的制度机制却无从发现，及时制止，任凭腐败分子兴风作浪和人民的利益遭受巨大的损失，任凭党和政府的声誉被毁到极致，真是让人痛心。

　　我不相信，这么长时间，就没有人举报，没有人反映，但就是启动不了问责程序，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不独本案，多数案件都存在这种情况。现在虽然打了几个大老虎，但这远远不够，许多腐败案件的发现都很戏剧、很偶然，根本不是制度反腐的成果。因此，改革反腐模式，完善反腐机制，才是最要紧的。

　　张曙光的妻儿早早移民，自己做裸官，玩“前店后厂”式的腐败模式，我们的政府却睁一眼闭一眼，十分值得深查类似情况，或反思对裸官的任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