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来了,科斯走了

赵峰 原创 | 2013-09-11 13:01 | 收藏 | 投票

科斯来了,科斯走了

9月10日下午6点,小武来电话。他那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表达完教师节的祝福之后,说起另外一件事。“老师,怎么在您的博客里看不到悼念科斯的文章?”

我的心一沉,“科斯走了?”

“是的。科斯走了。9月2号的事情。”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有些自责——我居然这么久都不知道科斯离世的消息!

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再说,科斯享受了102年的美好人生,他改变了经济学世界,也在经济学世界实现了他人生荣耀和辉煌。因此,对他个人而言,说不上也不需要悲伤。一种谈谈的伤感,也不过是针对自然规律的无情而已。

但我还是悲痛。这种悲痛被酝酿,发酵,越来越强烈。我所悲痛的不是科斯,而是科斯之后的经济学世界。

 

我们这一代人学习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在今天看来,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种特殊领域。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还是一种严格的意识形态约束下的具有更强的政治意味的学科。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实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一种肆意切割组合以适应政治需要的意识形态体系。因为一贯的政治正确,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在于把握理论和探索真理,而仅仅是解释政策,宣扬“真理”;理论的逻辑不重要,理论的内容不重要,理论本身不重要。首先是将一组组概念,一套套原理生硬地塞进脑子里,然后在政治正确的信念之下生硬地将其消化。这种东西如果叫做知识,在知识者的灵魂中也没有根基。那时候我们也读《资本论》,但阅读的目的只是为了理解那些被塞进我们脑子里的教条,或者为当时流行的政治信条寻找经典的依据。那时候也开了“西方经济学”课程,但不是教学而是批判。记得当时给我们上“西方经济学”的老师,虽然是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对经济学似乎知之不多。原理介绍不清楚,逻辑把握不准确,用马克思主义教条不着边际地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却振振有词。其实所谓批判,只是打板子,扣帽子;一堂课上,从头到尾,总是棍棒四处舞,帽子满天飞。学了一个学期的“西方经济学”,除了熟悉“庸俗”、“辩护”、“谎言”、“腐朽”、“没落”等断语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对待现代经济学的那种当时叫做“批判”的态度,其实远远不是批判,充其量只是隔靴搔痒的诋毁和诅咒。

还好那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被后来叫做“新启蒙时代”的八十年代,是西方先进思想不断涌进,新旧思潮持续激荡的时代。虽然主流的意识形态对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持保守甚至排斥的态度,但市场化进场的深化,客观需要市场经济的观念和理论,而这些都随着国人眼光转向世界而变化着。在报刊杂志中,我们开始接受一些不为主流认同的现代经济学思想和观念。除了《资本论》之外,我们还可以阅读斯密的《国富论》,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还有张五常的《卖桔者言》。同主流经济学的僵化教条枯燥乏味蛮不讲理生搬硬套相比,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的经济学知识却是那样的生动鲜活,那样的逻辑严谨而切合实际,那样的人性而自然。但是两种不同观念的冲击却一直在困扰着我们——走向谎言还是走向真实?探索科学的知识还是复制刻板的教条?一直到走向工作岗位,走上大学讲坛,还是为自己知识结构的松散,对自己经济学知识和观念凌乱和冲突惴惴不安。

那时候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教条,不理论而是说教,不是知识而是谎言。我对这些东西发自内心地厌恶。我很少读中国人写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教材,却读过很多很多来自西方的经济学教材,先是萨缪尔森的(我读过好几个版本而且每版读过好几遍),雷诺兹的,曼斯菲尔德的,后来有斯蒂格利茨的,曼昆的,等等。我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讲那些我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我相信我要是按部就班那样讲,我会被人瞧不起的,我也会瞧不起自己。在我的课堂上,除了讲直接来自马克思的那些东西外,就是科尔奈的,萨缪尔森的,斯密的东西。还好我所呆过的学校都还比较开明,比较尊重实际,我讲的那些东西受到学生的欢迎却也没有受到学校的压制。但是,对自己的知识和从事的工作,还是没有信心。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羞于说起自己的专业。

后来,科斯来了,我的经济学世界改变了。科斯是1991年因为交易费用及产权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在那之前,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已经在中国慢慢传播开来。80年代中期的时候,北京大学出版了亨利·勒帕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是我接触到的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最早的系统介绍。差不多同一时期,还有张五常结合中国实践的新制度经济学文集《卖桔者言》。90年代初及随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联合出版了一系列评介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科斯的《论生产的制度结构》,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域变迁》、《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巴泽尔的《产权的制度分析》,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奥利弗·哈特的《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等等。在此前后,一批有着扎实经济学功底和世界眼光的中国经济学,如林毅夫、樊纲、张维迎、盛洪,也出版了一系列评介新制度经济学及应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著作。1993年,茅于轼等人还成立了研究、推广新制度经济学的民间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围绕交易费用、产权或者新制度经济学建立起来的经济学世界,奠基于科斯的两部著作,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我后来读过马克·布劳格介绍现代经济学家的一部著作,讲到科斯的时候说,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奇迹,一位经济学家仅凭两篇文章就构建起一个学科,而这一学科形成之后,围绕它又形成一系列的子学科。在交易费用理论基础上,先有了新制度经济学,后来又有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等。

科斯的经济学世界是一个精彩的世界,不仅因为丰富,因为切合现实,还因为它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法,那是一种建立严谨逻辑和深刻的经济学精神基础上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式。科斯之前的经济学,在我看来只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是用来解释知识的;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是一种知识,一套方法,一系列工具,这个知识也是用来解释的,不过他解释的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交易费用、产权、外部性、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合同、剩余及剩余索取权、委托代理,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这些抽象的概念并没有远离生活,没有脱离经济学逻辑。它们都抽象于真实世界,因而很容易还原到现实生活;它们都是经济学精神的逻辑结果,可以在经济学世界里自然生长。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但它的经济人不再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半神,而是一个有着人的需要和追求,有着人的优点和缺点的人。它是抽象的,但抽象之后还是人。因为遵循着经济学的精神和逻辑来探索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所以新制度经济学是切合实际的经济学。当科斯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蔑称为“黑板上的经济学”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经济学有着充分的自信。

科斯的经济学也给我信心。有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对很多经济问题的解释不再那么牵强附会,不需要那样蛮不讲理。有了交易费用概念,可以对分工及企业的产生有切实的理解;有了产权及外部性理论,可以给环境及其他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作出让自己信服的解释;有了委托代理理论,可以对国有企业存在的深层问题作出与科尔奈不同的更深入的解释……阅读科斯及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著作,叹服他们卓越的洞察力,同时也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和理解能力在自然地生长着。

 

放眼经济学发展的历史,科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经济学还是关乎现实经济运行的一门学问,经济学被看成是嵌入伦理和道德,历史和文化,制度和现实的科学。但也就是在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由于科学和理性成为价值评判的一般标准,由于自然科学及其进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影响,“科学”追求成为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近现代的观念中,科学化与形式化具有了相同的含义,经济学的科学化就是不断形式化。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的科学化追求及形式化表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经济学形式化发展的结果,使其“科学”形象越来越明朗,经济学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了,可以宣称自己是社会科学中最硬的科学了。但是,形式化或者数学化是以思想的丧失为代价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深的数学应用,意味着越来越少的思想,意味着与现实经济运行越来越远的距离。经济学成为科斯所说的“黑板上的经济学”。自称能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预测和指导的经济学所开出的往往是不着边际甚至毒害经济运行的药方,经济学对社会经济活动也失去了解释的能力。一时间,在人们的印象中,经济学成为荒诞的玄学的象征。失去了思想,经济学也失去了尊严。

科斯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创立,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一选择最初似乎要逆转新古典经济学以来的形式化倾向。科斯没有受过太多的正统经济学的熏陶,对他来讲,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不存在太高的机会成本。他的经济学着眼于现实,又奠基于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在科斯的世界里,经济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艺术品,而是真实世界的解释工具。他不构建数学模型,也不使用大型方程式。在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案例中,他可以洞察出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的东西。立足于真实世界的科斯经济学对现实具有了更强的解释力,同时也具有了更强的政策指导效力。二十世纪末各国的产权改革不同程度受到了科斯理论的影响,应对全球环境恶化的国际环境保护合作,也是科斯产权理论应用的一个范例。科斯一直热爱中国,向往中国,他的理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过,从经济学的整个历史发展来看,科斯的经济学可能仅仅是一条支流,仅仅是一个例外。作为主流的还是新古典经济学;而且,即使有了科斯的“真实世界经济学”的冲击,“黑板上的经济学”的形式化发展也没有停止下来。主流经济学仍然垄断着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主战场。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形式化的色彩。有感于与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及其对经济学发展的危害,晚年的科斯试图创办一个叫做“人和经济”的杂志,希望将他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发扬光大。但是,未及完成夙愿,科斯就走了。

 

科斯来了,带来了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

科斯走了,那个新的世界是否随他而去?

201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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