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第四波改革开放(上)

许章润 原创 | 2014-10-28 07:40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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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放开政治,恢复政治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不仅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于展现政治诚意中纾解政治紧张,而且,是建设中国文明的政治智慧,导向中国文明的现代秩序的必由之路。

 

——201311月,就文明、立国和政体转型,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戴志勇的访谈

 

目 录

 

一、双元革命与现代秩序

 

二、三种合法性:绩效、法治与政治认同

 

三、公共权力是一种信托关系

 

四、开放三大市场

 

五、民族国家建设

 

六、中国可能创造出一种新文明?

 

七、人心与立教

 

八、科学、规范与人文

 

一、双元革命与现代秩序

 

戴志勇:一个人往往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一个国家也如此。中国改革开放35年,一场改革居然改了这么久,且还远未结束。如果把视野再拉长一些,该怎么看我们目前所处的方位?

 

许章润:以中国文明体量之浩瀚和内涵之丰瞻,“中国问题”之千头万绪,讨论此一话题,必得放在晚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和世界”大框架中审视,“从中国看世界,自世界看中国”,方能得其源流,从而有望讲清道明,进而知所进退,酌情出处。

 

首先不妨看看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三百多年来的总体文明走向,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有哪些特征,呈现出哪些趋势。在此,不说别的,单就大格局和基本单元而言,就有以文明单元为据而分梳出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佛教-儒教文明这样三大文明圈;从政体转型的历史阶段看,则有现代早期国家、第二波民主国家和第三波民主国家,等等;从地域和文明的世代更新的角度看,则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和眼面前正在呈现的太平洋文明,承前接后,递次推展,有以然哉。而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所谓的“现代性”的生发与展开的历史时段,而以“双元革命”及其现代秩序为归依,无论何国何族,也不管这主义那主义,都得过这一关,不可能绕开它。以此大格局和基本单元为观察视角,则登高望远,条分缕析,一目了然!而心志既定,操存亦固矣!

 

在此三百多年里,“革命”和“战争”蔚为时代特征。其间,最为重大的革命,构成了基本历史线索而改变了人类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的,计有七场。此即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德国革命、中国革命和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你可能早已看出,而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革命”,指谓上述国族的社会政治文化转型的长途历史跋涉,而非只某个历史时刻的标志性事件,例如一场暴动或者一次起义。例如,“法国革命”非谓1789714号那一天的巴黎市民暴动,毋宁,它是长逾150年,到第五共和为止,至少,到第三共和国为止的百年转型长程。“德国革命”至少自1848年革命起,而于1990103日柏林墙倒塌止,整整一个半世纪的长程历史转型。

 

中国革命若从1840年起算,或者,至少以1860年洋务运动为起点,则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其间,经历了三次“改革开放”。洋务运动35年,是第一次。1902年开始的清末变法修律与后续的北洋新政和民国政制,迄1937年抗战爆发为止,也是35年,是第二次。197812月下迄于今,是第三次。因此,你所说的“这么久”的晚近35年的“改革开放”,只是历史的瞬间,对于必以至少两个世纪来衡估的中国转型来说,恰为其中一环节而已,还将继之以另一个“35年”为期,可能,始望告成呢!——心急还真不行,不急又不行,难为人哪。

 

就是说,即将召开的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如有实质内容,或许可以算做“第四次改革开放”,再接续个三十来年,这一波历史文化转型就算基本完成了,而以宪政国家和宪法政治收束,大致历史即告结束。循此大目标,再往后怎么走,端看时代问题和眼前症结所在,而定出处,知行止也!

 

戴志勇:如此说来,在你的理路中,都把这些革命都看作是建立现代秩序过程中的一系列事件?

 

许章润:是的,正是此意。其间,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是“双元革命与现代秩序”,这才是关键和枢纽所在。一元,是从过去的朝代国家、封建国家与王朝政治,或者,帝国,转变成民族国家。这三百年里最为重大的事件是什么?有人说科技革命、公共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或者,产业革命。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次要的。毋宁,民族国家的诞生,才是最为重大的事件,而基础性地决定了此后人世的根本格局。——朋友,但凡人类此后的哪一件事,不是源于这一根本性格局并为了这一根本性格局?!影响所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虽然意识形态对立,你死我活,但在建立民族国家这一点上,却无差别,而以救国建国为己任。

 

第二元革命,是“民族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由此形成立宪民主的现代秩序,属于民族国家的升级版。“民族国家-文化中国”和“民主国家-政治中国”,双元并立,奠立于“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这双轨之上,则中国蔚为“现代中国”,所谓现代秩序治下的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也。

 

总之,凡此二元,缺一不可,由此而形成现代秩序,而建构了奠立于此基础之上的现代中国。

 

戴志勇:那么,凡此二元革命赖何结构和动力而来?

 

许章润:在此,国家、社会与政治,三大变量,交互作用,有以然哉。双元革命在此三大基本因素里展开,并落实为凡此三大因素于交互作用中发生的各自蜕变。仅就立国之初而言,美国的情形是“新社会、旧国家、弱政治”;法国表现为“新社会、新国家、无政治”;英国率先进入现代,呈现为“新国家、旧社会、强政治”;中国情况比较特殊,是“新国家、新政治、无社会”,逮至今日,则“新国家、旧政治与半社会”,姑状其形也。

 

它们讲述的是古典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历程,牵扯到方方面面,难以尽述。

 

戴志勇:君主立宪是一种转型方式,先法治后民主,英国的转型具有典范意义吗?

 

许章润:君主立宪将君主制和民主制有机糅合,是一种转圜、提供政治合法性的方式,作为一种现代性方案,英国走通了,而且,走得别致而堂皇。荷兰、比利时等国都是君主立宪制,也都走通了。近邻日本,也走通了。那边厢,老美则无此雅兴,革命建国。中国当年曾经以此作为备选方案,无奈形势比人强,内忧外患日甚一日,革命势力一浪高过一浪,终于无法文火慢炖。

 

之所以通达现代秩序的路径不同,盖在于“国情有别”。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先要说的是,在二十世纪人类政治史上,存在两种极权政制,一是右翼极权,一是左翼极权,同样表征了两种现代性方案,最终均以、均须转型至双元革命轨道,才算蔚为正果。这三种立国方案,背后牵扯到三种立教方案,再次说明“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之四位一体,是此波大转型的通则。

 

具体而言,美国立国之初的情形大致是“新社会、旧国家”。通说以为,英国人征税不商量,遂有殖民地子民的革命。但是,即便如此,在闹分家过日子的立国之前,殖民地子民早有自由多多。但征税不商量,殖民地没受过这个气,便闹掰了。这不仅是利益和理念之争,还牵扯到民族的政治文化气质。实际上,英国人地方自治的政治气质和治理安排,为殖民地人民所吸收,所以,北美子民一开始要求的不是立国,而是自治。之所以投票投了569次,就是因为诸议纷纭,扯皮。所以,北美立国,看似激进,而实则一步步走出来的,势所必致,就闹成了。

 

德国革命费时将近150年,是英美和法国之外的特殊类型。过去一直为前述两种转型所遮蔽,其意其义不获彰显。究其实,德国问题和德国革命的特殊性表现在,首先,英法先发展起来,德国是中欧国家,过去为容克地主一统,瞠乎其后,而顿时遭遇所谓的“东西文化冲突”。逐鹿中原,日尔曼蛮劲上来了,急起直追。当其时,一个历史文化正当性问题是,谁才是正宗罗马文明的继承人?俄罗斯有所谓的“俄罗斯-第三罗马”的自诩,德意志日尔曼不遑稍让,也以罗马文明的正宗自继承人自居,而历史文化正当性的争夺背后,潜含的是当下政治主体性之不言而喻。

 

第二,基此“东西方文化冲突”,德人长期感受压迫,不平则鸣,因而,民族主义慢慢滋长嚣张。逮至十九世纪,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催生了历史主义和浓郁的民族主义,只有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从而,有望获得谅解。

 

第三,德国革命还牵扯到先发达的大国和后成长起来的大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将“权势国家-权力政治”下的霸权均势问题内政化了,从而造成了一种蛮武的日尔曼行事风格。

 

第四,英国文明具有亲缘性,其殖民与扩张在行事风格上卑鄙无耻却又落落大方。但德意志似乎不一样,狂野而蛮武。所以,德意志的转型和现代化过程比较惨烈。1848年欧洲革命,当时德国尚未立国,但却由此在普鲁士造成了一个贵族自由主义传统。1871年,在俾斯麦的强力推导和艰难运筹下,德国终于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这个肉身有了,完成了双元革命中“民族国家”这一元,却还没有民主建制,魏玛共和昙花一现。1945年后两德分治,联邦德国完成了民主建设。“民主国家”这一元算是在德意志局部落地。直到1990103号,东西德统一,宣告“德国问题”最终解决,德国的漫长革命至此结束,双元革命终于完成,在欧洲大国中算是最迟的了。

 

至于说英国的转型是否具有典范意义,自是不言而喻。典范意义不同于普世意义。英国革命完成的是君主制的宪政化,即以议会至上宪制君权,终至于虚君立宪,而以较小的代价实现这一转圜,玩转内政的现代化,对于多数自“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国族,自有示范意义。其为“最为古老的现代国家”,示范性在此,但也仅此而已,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笼统之。各过各的日子,而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哪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戴志勇:这样宏观地看,似乎向现代秩序转型是必然。但俄国革命也在其中,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深受苏联模式影响,告别的过程至今尚未完成。置此情境,中国的现代秩序会有什么特点?

 

许章润:立基于此刻的中国现实,对于中国的转型前景,可以“谨慎乐观”一言以蔽之。很多因素不可控,除非坚信历史决定论。但双元革命所引导的“现代秩序”登场是大趋势,却是可以断言的。实际上,鸦片战争以来这174年的转型进程,主流的中国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莫不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这双元为鹄的,为愿景,展现的同样是双元革命的中国历史进程。

 

所以,晚近展开的第三波改革开放进程,不论是谁在主导改革,都无法回避三个“低头致意”。一是向第一次、第二次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意志低头。洋务运动35年,清末变法、北洋新政加上国民党1927年统一中国后的黄金10年,又一个35年,一共70年的两次改革开放,其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不外乎就是“富强、民主和文明”,而以“民族国家-文化中国”和“民主国家-政治中国”来收束,内涵不外乎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由此,世界坐实为国家,大同现形为民主。但凡脱离这一条就是逆流。1978年后,当局以经济发展为纲,旨求富强和文明,意味着重归这一历史主流。在下常常说这一波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回归“1911”,以向后退而求向前进,背景在此,有以然哉!

 

二是向中国传统文化低头致意。近代中国革命基于国耻连连暴露出的中国文明之积弱积贫,而翻转求变求新求自强,因而,一个基本特点是反传统,“弑父谴责”。国民革命也好,共产革命也罢,都以反传统反文化激进著称。只不过,国民党右翼激进,共产党左翼激进。逮至“文革”期间,春节都不让过,谓之“封资修”,一律推翻打倒,真是将中国文明连锅端了。现在中秋、端午、清明放假,教师节将要定在孔子诞辰,说明政统向学统皈依。——这不,又回来了。说到底,任何政治合法性若无文化合法性以为衣钵,而得加冕,怎么混都是混不下去的。不久前执政党总书记亲谒孔府,为中共执政以来之破天荒,实在有趣得很,而意味自在其中矣!

 

但里面有个选择过程,反映了选择者价值上挑挑拣拣的心理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讲天道天理,而具体落实为讲道理。人兽之分,就在讲不讲理。讲理就是人,不讲理就不是人。违反天道天理,不仅等于违反自然法,而且,在伦理上亦且亏欠,根本站不住。而德位两分,读书人表彰德,官僚体系代表位,德必定高于位。德在天道天理,也在日用伦常,但衡准之祭司,不在官府,却在读书人的心中,也在亿万芸芸众生洒扫应对的公共选择中。因此,若果继续只讲忠君爱国、党国一体,而无视此间德位分趋之大是大非,则相比“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意味着还犟着呢,还没真心“低头”,更无诚意“致意”了,则合法性云乎哉!?

 

三是向普遍的人性低头致意。普遍人性非他,夫子所谓食色性也。由此自然个体之成长为道德主体,而发展出人的尊严概念,特别是免于恐惧、冻馁和愚昧的自由,免于无家可归,以及自然权利、社会权利、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利等系列公共产品。从自然个体而至道德主体,基于实践理性,秉具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讲述的是普遍人性,彰显的是人权天赋,而神圣不可侵犯矣。试想一下,晚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还不就是羞答答地承认此一价值体系,而以点滴推进的制度安排,逐渐向此靠拢吗!实际上,从对于普遍人性的口诛笔伐,到逐步承认人性的普遍性,特别是人生俗世需求的普遍性与正当性,不仅彰显了革命退潮、日常政治登场时分的人性苏醒,而且,更主要的在于表达了一切体制安排必须切合人性,凡与普遍人性为敌的体制安排,终将溃败的大是大非。

 

若论摆脱苏俄政治的影响,则循此三大路径前行,就是在摆脱,也就是在提炼中国的现代秩序,而演绎其内涵,彰显其外貌。苏俄革命充盈暴力和血腥,是自法国大革命一脉下来的路子,更兼具沙俄的蛮武劲头。日尔曼式的历史决定论混融其间,为实践张本,实在是人类的一大教训。 

 

二、三种合法性:绩效、法治与政治认同

 

戴志勇:由此,循此三大路径前行,可否说包括人权和保护私有财产入宪,也是一个明证?

 

许章润:是的,“人权入宪”和“私产入宪”,都是在向普遍人性低头致意,也是在向中国文明和中国近代历史主流政治意志低头致意。说到底,“自由”概念若无具体行动权能表征,则太过抽象,也不足以具有政治动员功能。而说到行动权能,其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是至少自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大白话。财产是保障个人基本物质性生存的条件,也是个体自由的基础。自由从来不是抽象的,相反,总是具体的。所以,远观近看中国174年来的近代历史,这个大趋势要认清楚。大势在此,我相信没人真想逆着来。

 

说到革命和转型,概以欧美为样本,但若论现代秩序,不若近取华人文化圈说事,更具说明力。新加坡社群结构以华人为主,将西方市场经济和强人政治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相调配,有机结合,就一段时期来看,其效能与示范意义,不能低估。除了台湾、香港,包括韩国、越南,其实都属于大中华文明圈。某种意义上,香港实现了程序合法性,新加坡实现了绩效合法性,台湾实现了政治合法性。

 

台湾的民主奋斗历经两蒋时代的打压,到后来压抑不住而慢慢发展,终至于开花结果,说明中国的传统文明和近代174年的奋斗已经取得局部胜利。这种局部胜利,四两拨千斤,是典范性的,切切不可低估。台湾地区的转型,李登辉作用很大,他有点像李光耀。李光耀长袖善舞,把自家的政治才干发挥到了极致,也在英语圈里将华人世界的象征性发挥到了极致。那么小的地方,竟然产生世界性影响,了不得。

 

戴志勇:民主既然已在台湾落地,可以说大事已毕,剩下的都是修修补补的作业,那么,最近爆发的“马王之争”算制度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呢?

 

许章润:在下以为,所谓“马王之争”,不惟党争,不惟私人恩怨,也不惟德位,而事关“政治文化”。马王之争,蓝绿之争,南北的分歧,说到底是民主落地之后的利益和理念之争,是在全民宪制和“国家之内无敌人”的政治共同体框架内,为着分权及其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游戏,和平运作,依据法制和政制进行,而一统于政治与宪政,也应当有利于建设政治、完善宪政。此为民主政制下的常态。君不见,那边厢,美利坚众参两院议长和白宫主人奥巴马也争。政府预算上限没达成协议,反对党在制约执政党,乃至于拿“国家利益”做赌注,可谓民主的代价。但是,话说回头,美国和台岛的民主体制下的权力、权利和利益之争,有法可依,终归和平落幕,不用担心政权不稳,所涉只是政府的效能和德行,以及政客们的操守和智商。其间拉锯进退,即便没有具体条文,也可以通过法律解释解决,而于默会中各守底线。这便牵扯到“政治文化”,顶顶重要。因而,综观世界民主国族,游戏规则都是民主,但政治文化不一样,因而,便五花八门了。

 

这说来有点悬乎,就跟所谓的“法律文化”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确乎蔚为枢机,还真的不是故弄玄乎。比如,在意大利,仿佛一定的腐败是政治运作的前提。迄至贝卢斯科尼这类鼠辈上台,简直就是在拿国民开刷,也是在明目张胆地嘲弄民主,将金钱政治、私性政治乃至于流氓政治的民主负面,显山显水,暴露于光天化日。但是,老爷子还不照样山呼海啸,吃香喝辣,纸醉金迷。在法国,总统搞个拉链门,有两个太太,国民未感惊诧,不觉得是个事。但是,如果此事发生在北美,清教传统,好家伙,不得了,了不得。还有,法国素来追求炫耀性政治和威望型国家,把事情搞大才有面子,所以法国人打仗虽说并非百战百胜,但要穿世界上“最美丽的军服”,而且,好像打不赢投降亦非不可想象。相比而言,曾几何时,德、俄两国崇尚的是“实力政治”,径至于迷恋“蛮力政治”,不啻“欧洲蛮子”。投降一类的事情要是发生在近代中国,其人其事,将会背负千载骂名,不坐牢算是侥幸,好日子肯定是没得过了。

 

的确,相比而言,拉丁一系,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法国,都比较腐败。尤其是意大利,民主政治玩到贝罗斯科尼这个份上,实在已经蜕变为私性政治、家族政治和看家护院式的流氓政治了,简直成为福山笔下的“表亲专政”了。它们说明,民主政体若无清洁机制和刹车装置,很容易出现自我腐蚀倾向。印度是民主国家,有脆弱的法制,但整个科层体制腐败得很。若以前述“国家、社会和政治”等变量衡估,则不妨说,印度是“旧社会、新国家与破败的政治”。当年奈保尔往访印度,触目惊心,亲见亲历,办个事,要盖80多个章,而层层刁难,直比我大唐,简直要人命。

 

这些都是民主政体下的林林总总,说明虽然同为民主政体,但政治文化有别,发展程度不等,因而行事风格和价值取向亦且不同,而政治文化连通着那个叫做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大骨干,就更是让人无法回避,却又愁肠百结了。当年理学家们指陈读史之枢机,在窥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所以进退,便是格物”,以此观之,民主、法治和宪政这些现代秩序的大经大法,吾人尚需好生格一格呢,而最好的格物之法,不外乎下场操练。如此这般,则开放政治市场,让国民成长为公民,公民经由选举兑现为选民,事关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实在是刻不容缓。

 

至此,就政治文化而言,尚可补充的一点是,虽说过往十来年,中国在基本体制上了无变化,似乎亦无变革的动力和势头,但是,政治文化却悄然变迁,甚至于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例如,举其要者,概如下列:

 

首先,官媒及其背后的权力诚信全然破产,表明社会大众在信息接受上的愤慨与成熟,更多地自觉于自我判断和甄别,而这就是一种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

 

其次,不惟官学商精英,就是一般民众,多半都将权力的民主授受当作天经地义,而喟言“咱国家差的就是大选,老百姓没有选举权,当然受欺负啊!”就官员一方来看,他们明里不敢说,但心里多半认同人民出场式的赋权仪式之不可少,或者,之不可免,而对公共权力的危机感与日俱增。

 

再次,多年的党国一体格局培植了某种“君师一体”位格,但是,人们对此早已腻味,似乎于享有良好私德信誉的独立人士,无论僧耶儒,更加信任,而这意味着某种独立的公共道德权威的发育成长。

 

最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认识到并承认社会本有独立位格,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凡此种种,是数十年来“启蒙”的善果,接续的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进程。它们作为政治文化,可以预期,一种最为深厚而蕴藉的民情与人心,必将于最近的将来与现实政制良性互动,而于中国政治变革发生重大影响。

 

戴志勇:说得是。不过,改革向前走,最大的动力或许不是某种理想,而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只有迈向现代秩序的改革能给改革者带来最大利益时,改革才难以逆转。问题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呢?

 

许章润:政治总是充满着功利主义,虽不无理想,更不缺卑劣。湛蓝天空中有朵乌云不奇怪,关键是天空是湛蓝的。这样拽一拽,是想说明,刻下总体趋向虽说仍旧晦暗不明,但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政治意志之不可阻遏,却也是不言自明的。而这就是湛蓝的天空,历史的天空湛蓝蓝的,祖国的天空湛蓝蓝的。在此语境下,总体逻辑是在往世俗理性方向转,自然不能不和一己身家利益挂钩。而最大的利益是安全与发展,包括身家性命和财产的安全,或者,首先是身家性命和财产的安全。就此而言,就有利益交集的空间,而引发出政治透明、法治严明、不能动不动就抓人关人等共同话题了。与乌托邦政治不同,此世的一切改革,均需获得“人民认同”。这听起来过于理想化,脱离了刻下中国的语境,特别是与政治的总体氛围不太搭调,但究其实质,一点也不假。——君不见,上述三个“低头致意”,哪一项不是“人民认同”这一压力下的产物!而且,在我观察,这一进程依旧在持续,时紧时松,忽明忽暗,高高低低,则前景可期,不妨“谨慎乐观”也。

 

其实,刻下的“生存与发展”脉络,不脱三百年来世界历史的政治主流,而以中国历史汇入了世界历史,展现的是晚近这一波枢纽文明收束时段的中国景象。其间重要一端,就是把人从道德主体还原为肉身的世俗理性,家长里短过日子成为政治,而确保其安宁和接续,蔚为政治合法性。现在的问题,也是先发起来的西人的教训所在,就是对肉身的照料和对德行的料理与自我料理,要并行不悖。否则,全面世俗化的世界难免集体堕落,汲汲耽溺于俗世欲望的结果是失去了满足它们的积极条件,也是欲望本身疲弱。地中海文明以还的这一波文明劲道渐现疲态,原因复杂,此为一端而已。

 

某种意义上,配合风险社会这一概念,不妨说当下中国处在一个“不可控的时代”,或者,“不可控的时段”。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是一方面继续强化集权,可能意在令行禁止,彻底纠正“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另一方面,一个空前的市场化方案出台,意味着放权,包括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诸多“国计民生”领域。此外,伸言审判独立、监察独立,而这些原来本有,“82《宪法》”就有规定,问题是施行的诚意如何。没有具体措置来落实,则一切宣示,口头的或者书面的,依然只是宣示。

 

戴志勇:世俗理性是从哪里起源的?

 

许章润:此事说来话长,牵连晚近三五百年的世界历史,以及所谓的人性或者普遍人性。本来,人是俗物,吃喝拉撒,洒扫应对,就是人事,由此构成人世,而它们都是俗事俗务。但是,既需迎应“吃喝拉撒,洒扫应对”,就会有悲欢离合,产生了诸如“知足常乐”“乐天知命”这种人生观,也造就了所谓“挑战自我,追求卓越”这类信誓旦旦。这便不仅仅是俗物俗世之俗事俗务,而有神俗紧张和天人分殊在内了。由此,俗世的理路和心性与对于超越性的追求的理路和心性,构成了人生和人心的两脉,分别为世俗理性和神圣理性。不妨说,世俗理性是人性和人心本来就有的老底子,而人之所以为人,还在于秉具超越性,希图于此在俗世之上和之外,另辟一方天地,而这同样源于人性和人心,构成了这普遍底子的又一重色调。

 

大约而言,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主流思想是回归世俗理性,因为此前或因宗教太具垄断性压迫性了,所以人性的俗世一面似乎颇感压抑。这一脉思路,秉持地中海文明的强力,推展至全球,遂形成了解构神圣意义的所谓世俗化浪潮。当然,何为神圣?世俗性在不同文明和国族如何展现自身?凡此种种,并无普适标准,恰需映照于具体时空,有以然哉。这里需要挑明的一点,也是颇为吊诡的一脉是,晚近三百年的近代史上,革命和战争是主题,它们无一不是世俗化大潮的产物,却又秉持极度的乌托邦色彩和近乎神圣的理念。比如,苏俄式的乌托邦,不仅自我神圣,而且,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主流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社会安排的一个反拨,意欲超越,仿佛希冀站在更高的位置行使武器的批判的职责。由此一路狂飙突进,造成小部分人穷奢极欲,大部分人忍饥挨饿,而所有人均战战兢兢、觳觫立世的恐惧时代,实为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矣!

 

所谓“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抛弃此种思想路线和政治价值,而拥抱主流的现代文明。此于1860年以来的三波“改革开放”,并无不同,可谓心同理同。但是,问题在于,既有的这种现代性方案,积弊甚深,沉疴甚重。其间,一个基本倾向是向物质主义全面低头,实用主义、工具理性,世俗欲望的满足,构成了现代政制获取人民支持的合法性的重要支撑点,这便导致人性猖獗嚣张,简直无法餍足,许多问题遂联袂而生。

 

戴志勇:就是说,所谓“民生”其实并不止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内容,而可能牵扯到所谓的“民本”。传统中国不是讲民本吗?某种意义上,“仁政”是不是就意味着民本呢?

 

许章润:凡此一来俱来,一损俱损。就刻下中国而言,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政治参与的口子捂着,供给不足,遂以民生来周济和接应,导致政治合法性几乎演变成了民生合法性,竟至于在特定情形下出现了“花钱买平安”这种政治市侩主义,而腐蚀了民众和政制两方面。一方面,维权政治被基于威权政治的维稳政制所销蚀,而导致常态的民主政治无法发育,另一方面,维权却以“花钱买平安”而告终,则一旦“维持会”心态不再,自不会再花钱了,毋宁,武力可能就要重新登台了。实际上,此种苗头已然隐现,令人担忧。

 

自民众一面来看,拥护不拥护你,就看你能够把经济蛋糕做得有多大,福祉派发又有多少。虽说只是毛毛雨,但小口子不时放一口粮,对于普罗民众,历经驯化的老百姓,此种策略好像还挺见效的。由此导致整个社会全面的市侩化,政治短视成为一种“精明”,中国社会遂在民主尚未降临之际,却已患上了民主疲弱症,实堪惊心!

 

本来,就建设“现代中国”及其“现代秩序”这一整体性历史文化转型而言,需要解决的义项包括民生、民族与民权诸题,而不只是民生一端。概言之,“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凡此四项,基本道尽了“中国问题”的荦荦大端,内核则是以富强、民主与文明为鹄的的“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之四位一体。晚近百多年来的生聚教训,国共两党,一切的改良、革命与流血牺牲,所有的“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围绕于此而展开的。把它们悉数以“民生”笼统,是统不了的,也是兜不住的。

 

民生重在福祉,旨在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而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条件,天经地义,也是一切政体首当尽心尽力的。但政体本身并不以解决民生为职志,毋宁,旨在提供政治秩序,让秩序建制化、程序化,从而,实现全体国民和公民在政治上的和平共处。经济和民生,由社会本身打理,政府行使治权,容忍经济和社会的自我发育,从旁协力同行就可以了。换言之,国家和政府在此不行使统治权,毋宁,只是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裁判权而已。所谓市场的让市场去打理,社会的由社会去协调,其意在此,其义亦在此。

 

盖因特定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条件之下,民生问题是无底洞,永远也解决不完。最好的解决也不过是相对的,或者,暂时的。解决温饱之后还有贫富差别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是任何社会也解决不了的,遂有法律正义和政治正义上场来弥补。一个政府大包大揽要解决全部民生问题,这很危险。其危险不仅在于可能推导出人们对于全能政府的渴求,而且,暗含了极权政治的因子。

 

另一方面,长期把民生作为合法性基础,会造成政治市侩主义,讨好民众、透支福利。美国长期这样做,也可以做,是因为它在全球范围内将成本分摊,印钞票。可中国做不到,没法子,何所由来哉。而且,将政治合法性奠立于民生,也很可能造成民粹主义,甚至连找对象找不到,都让政府负责,这就有点走火入魔了。如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高度的行政极权导致人们对于极权的高度依赖,凡事都求助于政府;反过来,若果遭遇不幸,则直接归咎政府,甚至如托克维尔所述,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要怪到政府头上。的确,一个集权的政府和政制,很容易造成“愤慨转移”,认为什么都是政府不好,什么都应由政府来大包大揽。——集权政制反而造成了国民的“政府依赖症”,也就是“公民懒惰症”,说来匪夷所思,却是千真万确的。

 

戴志勇:先前提到新加坡的绩效合法性,这种治理认同难道也没个底吗?

 

许章润:作为一个小型城邦国家,新加坡将华人的经世之道发挥到了极致,也是将英国式的治理和牟利心机学得最入心坎的。其于大国之间搞平衡,通吃,赚钱第一,道出的实为有钱才有安全的商贸立国的城邦小国的欣悦与辛酸。其以高等华人自居,骨子里其实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势利与精明。历经数十年家父式管制,城邦调理首在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自然就有向心力。

 

但是,即便如此,年轻一代之不满于“民生福祉”,而要求政治发言权的势头,已然浮现。对于年轻一辈,凡此福祉等于“与生俱来”,自无前后比勘而油然欣喜的可能与必要,他们要的是自家没有但“别人家有”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别的,就是政治参予权。两年前大选换届之际的街头抗议,仿佛一夜间冒出来,出人意料,实则情理之中。而且,还将水涨船高,也是可以预言的。再者,既是“家父”式治理,则“家父”权威代际递减是铁律,胡可万世一系耶!

 

相比而言,刻下中国政制绩效不错,党国一体总格局下的行政管制也还能够对付。以有限、逐步的让步放权为实质的改革,特别是看起来像是趋向于善治的行政改良,予市场以活力,给民众以生机。也正因为此,虽有多重危机,但基本政权不倒,是眼面前的事实。可见的最近将来,此种格局还将继续维持,大致不差。对于一个历经暴风骤雨般的长程革命,而时值转型之中的国族来说,这样的步态和调子,不是坏事。但是,问题在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则平权与政治参与问题,必将浮现。就前者言,倏然显豁、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是对社会主义平等的最大讽刺,对此无策无方,则人心不服,根基不稳。就后者言,如何应对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包括表达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等等,已然刻不容缓,而关涉政治统治的正当性。

 

换言之,提供政治参与的程序管道,以程序合法性彰显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实在是到时候了。说一千,到一万,当下政治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是寻找和强化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只靠经济发展、保障民生,是无底洞。毋宁,启动政治参与的法权程序,以纾解危机(如果确有危机的话)、彰显正当性,才是不二法门。

 

再者,就意识形态和国家哲学而言,也得讲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话。在此,尊重普世价值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而“讲好中国的故事”,同样刻不容缓。

 

三、公共权力是一种信托关系

 

戴志勇:所言甚当。不过,说到这里,我想说的是,35年来中国不是一直都在努力建设法治吗?事实上,从“82宪法”到《行政诉讼法》的颁行,国家制定了许多法律,承认了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其间,包括“人权入宪”,“民告官”,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等,都是值得载述的。而这是否意味着法治逐渐落地呢?

 

许章润:法治落地,先要将已有的各种立法坐实,特别要将《宪法》坐实。毕竟,自由、平等与人权诸项首先是一种理念,必须落实在万千细则中,经由制度,演化为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见诸国家治理和行政运作的习惯风尚,才能成型见效。因此,一方面需将《宪法》做实,以各种配套立法,如出版法、新闻法和结社法来政治社会立法将它具体化、肉身化,另一方面,尽速填补法律体系的缺口。刻下尚无《民法典》,而民法是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平权主体交往沟通的总纲领,就是一大缺口。仅此残缺不全,就意味着距离法治还远。换言之,基本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建成。伸言法律体系“基本建成”,而无视于此,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就具体立法而言,其间当须拿捏轻重缓急,而酌情先后。一方面,大经大法尚告阙如,另一方面,一些并非亟需的立法却早已颁行了。比如不少省市人大旨在配合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的地方配套立法,而汲汲于立法规定何为“性骚扰”,此于在下看来,实为不急之务也。所谓“陌生男子朝陌生女子抛媚眼”得为性骚扰,而当“酌情处罚”一类的规定,荒唐错乱。其之浪费立法资源,恰说明省级立法机构形同虚设,没事找事,而徒为表面文章的尴尬也!

 

可能,更为棘手而重大的问题在于“有法不依”。譬如,中国治污的环保法律不少,可惜基本没用。所谓的排污费,等于允许你合法排污。更何况,在发展经济、做大GDP的地方发展冲动和资本自利的双重阻碍下,环保执法亦且困难重重。同时,因无有效制约,环保执法部门自身利用执法权力寻租,就更是将“有法不依”这一难题雪上加霜了。

 

此外,值此伦理文明向法律文明的转型进程,立法的一大任务就是将价值落实为规范,以包括法律规范在内的规范体系网罗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此亦不可躁进,而落于“立法拜物教”。实际上,一说到改革立马就想到立法,也是很成问题的。可能,不少时候,恰恰相反,立法是在改革完成之后。以立法来应对改革难题,有时候具有转圜之效,但多数时候还得靠实际社会生活的自我转型,然后立法跟进而已。而且,政体转型和政治文化若不跟进,再多立法也没用,只不过给“有法不依”多添一例新证而已。虽说自有规范和法律以来,“有法不依”即伴生而来,也算是个常态,多多少少而已,但大规模、长时段、普遍性的“有法不依”,类如刻下中国这般,多半发生在转型时段或者秩序形将崩解之际,非为福也!

 

戴志勇:就是说,在你看来,落实立法不仅涉及到具体的法律技术和社会资源的配套问题,而且,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

 

许章润:是的,可以这么说。可能,在一些国家,社会问题例属法律问题,需要循沿所谓的法制轨道来解决。而就此刻中国语境而言,法治问题是民主问题。就是说,表面上看来是法律问题,而实则症结在政治和政治文化,准确地说,是民主的阙如致使法制如斯。没有民主登场,法制走不下去,法治难以发育,这是明摆着的,也是业内的共识。因此,拖延民主,就是在戕害法制,从而耽搁法治。一句话,现在出现的这些法律问题或者法律困境,恰恰要靠民主才能解决。民主法治双轨并行,慢慢拱卫出一个宪政机制,这政治才能上轨道,而国家有望成为一个现代秩序。本来,民主解决权源,彰显政治的正当性;宪政在于安排权力的配置,形成国族治理的大框架;法治于此担负权力运行的规范之责。现代治道,三者缺一不可。

 

譬如,如何纾解乃至根绝“有法不依”?怎样杜绝司法腐败?千头万绪,其中关键是要司法独立。无独立之司法,则无公正可言。可司法公正不仅在于司法的廉洁严明本身,而且要靠民主制度撑腰,首先确保分权体制下的司法独立。否则,“党委说是鹿,法院不敢说是马”,则司法公正云乎哉。至于有些国家民主登场后出现了选举乱象,则多半属于政治文化的养育和民主的历练问题,而需要立法和司法介入了,同时,还有一个叫做“时间”的因素暗含其中,操切不得。

 

戴志勇:绩效认同和法治认同之外,现代秩序的最大认同是人民主权。把“人民代表大会”真正落实为最高权力机关,能起到这种作用吗?

 

许章润:此事说来话长,不妨稍稍从头道来。人类的长处在于群居,短处亦随之而来,此即共同体的生活总有利益冲突,由此导致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的困境,因而,如何求得政治上的和平共处遂成人世最大的问题,也是一切的人事和认识的首要任务,一切的政制和政治首要解决的根本难题。自先秦诸子和希腊先贤以还,所谓的修齐治平的政道与治道所要追索的,不外乎此,而孜孜矻矻,而念兹在兹,而颠沛流离。如前所述,民主解决的是权源问题,就是说,凭什么你有权力?你的权力从何而来?根据什么你在进行统治?诸如此类。历经选择,晚近以还,大众民主登场之后,基本的路向是,主权在民,人民通过投票选举而赋权,渐成政治正当性所在。此为人世混到今天,所能发明的较不坏的解决方案。不是最好,却避免了最坏。

 

就此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为此种趋势和路向之大背景下,所衍生的一种模拟的民主赋权制度,同样旨在解决权源问题。关键是要坐实,奉行“一人一票,同票同价,公开,差额”等例行赋权原则办理才行。照此办理,名字叫做“人大”还是“议会”,或者其他什么,都无所谓。不过就是一个名头,实质才重要。否则,半截子,不着地,无根,就无效。若无此种安排,看不到基于选民个人主体意志的选票在起作用,则只能说是“模拟的”或者“虚拟的”(如果不说虚伪的)的赋权体制,而实质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赋权机制。老说“打江山,坐江山”,进而,“吃江山”,等于将根本不存在民主赋权机制这一实质不打自招,夫复何言!

 

人事纷繁,人世烦扰,一切都希望政体大包大揽不现实,任何政体和政府都无法打理一切人事,也无力料理所有人世的烦扰。换言之,没有全能政府,也不可能存在一种万能的政制。就此而言,人民赋权之后必须现实地看到,你赋权多少,它就办多少事,缴多少银两的税,它就办多少银两的事情,其余的还是要自家担当。也就因此,任何政制和政府都意味着某种缺陷或者缺憾,从而,它们也很明智地把合法性建立在特定的赋权程序之上,经由赋权程序获得合法性。之所以如此,其实就在于早就知道并预设了自己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因而,轮流值班是最好的政制,也就是最好的政治。起码,它避免了因为大家不满意而却又不愿意轮班,终至于“推翻”这一暴力前景,而将和平共处委诸“轮班”的程序安排。因此,政府做得好不好,悉均基于正当程序而来,有合法性。你要是不复,不满意,同样基于这一程序换“值班的”就是了。——好歹,有个值班的,也就是顶过的,就是享有周期性的合法性的政府,让人不至于将愤懑和怒火一下子都直接发泄到政权身上,岂非于授受双方都留有余地,而待转圜也!人类的政治智慧,极而言之,混到今日,也就是如此而已。

 

在此,如果做得不好,政绩破产,丧失的不是程序合法性,而是绩效的合法性,也就是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但政权没问题。政府的治权是周期性的,经由选举赋权而获授。政府之能周期性地行使治权,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政体存在,政体掌管着政权,听从其主人的旨意,稳稳地立定在那里。主人非他,一个世俗却又神格化的“人民”也。若果政府行使治权不当,导致下台,恰恰表明政体秉具正当性,是公正、中立的,从而,反而彰显了政权的永久性的正当性。因为,若无此种永久性的正当性,哪会有政府因为政绩破产或者绩效不彰致令下台之举呢!

 

现在中国缺的不是政府的合法性(legallity)。政府是合法的,人大投票,循沿程序产生。所缺的是政权的正当性(legistimacy)。那么,政权的正当性怎么解决?换言之,如何赋予政权以正当性呢?传统中国奉行“打天下,坐天下”的规则,而以家国一体、郡县立国的帝制笼统,所谓“老子牺牲了两千万人头打下的江山……”,云云。但是,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压倒性地为世人所接受的政权正当性在于经由人民授权这一程序,无此程序,既无合法性,也无正当性。而所谓的“人民授权”,并非一次性买卖,——绝非一次卖断,而是一个不断的、周期性的程序。换言之,政权需要过一段时间就让人民出场一次,而于授权特定政治势力组织政府的程序安排中,续行授权交易,从而,表征其正当性。因而,吊诡的是,政权的正当性恰恰需要经由更迭政府的周期性的合法性这一赋权程序来彰显,无此赋予合法性的程序,就无其背后的政权的正当性可言;而政权之所以秉具正当性,就在于它建立了一个人民周期性出场来赋权组织政府的程序安排,以合法性的积累和不断验证,一次次的权力授受交易,来表征和兑现政权的正当性。

 

重申一句,这里说来说去,不过就是大众民主的那一套而已。讥讽此间无新意,在下认同,但其最小化反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危险,也是昭昭然也。既然如此,何不择善而从?!

 

戴志勇:传统上打天下讲“天命”,或讲逆取顺守。孟子讲人民有革命权,共产革命实行“打土豪,分田地”,讲平等。这给政权轮回找到了一个理论依据,也给这种轮回笼上了一层道德紧箍咒,必须是仁政,是民生取向。

 

许章润:以国民人口数量计,这种“打天下”的理念现在恐怕早就不占主流了。甚至就官僚集团内部的人口数量来看,亦且如此。此为前述政治文化变迁而悄然发生作用的结果。因而,至少在台面上,一般不再这样赤裸裸地嚷嚷了。毋宁,以更具现代的修辞来婉转表达,看似气壮如牛,实则心虚兮兮。实际上,晚近六、七年里,执政党领袖就曾多次重申,党的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相反,却需“不断证明”,说明对此亦有洞察,以及表达了某种危机感和基此而来的政制善意。如前所述,依靠绩效合法性,终有靠不住的一天,因为发展是有极限的,而人心的贪婪则是无限的。若果启动程序合法性,建立起政权的正当性,则可避免此间陷阱。就是说,将绩效合法性的包袱甩给政府及其治权,而以诉诸程序合法性来为政权的正当性张本。背后的总机制,也是最为雄伟的力量,就是那个叫做“人民主权”的东东。人民主权静默无声,需要出场表达,方始将主权与主权者显豁出来。

 

那么,人民怎么出场呢?在此,最佳的出场方式不是游行示威,也不是动不动就躁进的“维稳事件”,更不是革命暴动。毋宁,千千万万的人民将自己还原为具有个体主体性的公民,公民个体把自己化身为选民,在一人一票、同票同价的民主博弈中,来展现自己,从而,多少实现自己。

 

晚近两、三百年来,现代政治制度的精髓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将人民还原为公民,公民变身成选民,而汇合成一种人民主权的程序性制度安排。此时此刻,政府行使治权,只获授周期性的合法性,一种人民与她的政治代理人之间的信托关系,而让政权立于不败之地,秉具永久性的正当性。——政府倒台就倒台吧,政权立在那儿,怕什么!而这便是仁政,最大的仁政。 

 

四、开放三大市场

 

戴志勇:由此我们的对谈话题似乎进入到常态政治层面了。的确,于日常政治中安置合法性,追讨正当性,是政治的一般含义。实际上,即便如此,日常政治同样需要所谓的“决断”,甚至于所谓的关乎“敌我”的判断与决定。在此,晚近以来,中国官方一直在讲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等等。但是,众所周知,进入操作层面后,实践起来并不容易,甚至于南辕北辙。

 

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曾经有个设计,技术性的,提出从差额选举开始,比如总理人选由执政党提名两位党内候选人,让一定范围内的选民们做出选择,由此逐渐过渡到民主轨道。

 

许章润:这个想法充满善意,并不新颖,但也不妨做个选项,以资备考。本来,书生议政,而政治从来不排斥想象力。“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转用这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不妨说,“政治充盈想象,人类才有今日”。

 

说来话长,打从帝制倒台,话语层面,“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或者,“主权在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类的表述,就已成为冠冕堂皇的大词。朝野都念念有词,在朝者似乎更乐于如此这般念念叨叨。竞相标榜,说明道统移易,人心流转,再也无力回拨了,自然都把它当成了尚方宝剑。于是,云蒸霞蔚,拱托出个“人民”这个世俗神来。就立法来看,从《临时约法》到1947年《民国宪法》,再到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哪一个不把“人民主权”挂在嘴上。而实际情形又如何呢?岁月既逝,史实犹存,大家自有公论。这不是说立法者虚伪,仅以“虚伪”二字打发,太过轻飘,也太过简单。毋宁,其所道出的是一个漫长转型时段中“事实与规范”的错位和纠结,一种现代早期以还后发转型国族的挣扎与尴尬。

 

通常,值此转型时段,理念开道,制度慢慢铺排开,所谓建制立政,最后才有生活层面的实践性坐实。而坐实需要时间,也需要德性和诚意,上下双方的能力益且不可或缺。在此,不是事实决定理念,而是理念先行,经由漫长试炼,这才推导或者可能推导出事实来。但是,不论如何,至少在理念层面,哪怕是在极权政制登峰造极之际,也没人敢公然挑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话语的正当性,却是吾国百年事实,直让人看花了眼。——朋友,所谓理念,许多时候就是所谓的“想象力”嘛!理念的创生源自想象力,理念的流布表征着想象力,它们并肩合力,又可能催导出新的想象力。此次执政党换届召开“十八大”的报告也讲了,要把执政党的路线政策做实,其中包括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和权利,既是理念,也是操作,同样不可或缺想象力。

 

问题是如何落实?怎样做实?这才考验执政党的政治诚意和中国文明的实践能力呢!

 

前面我们谈到权源问题,曾说一切权力都是一种信托关系,立基于一种信托机制,关键同样是在建立这一机制,坐实这一关系。是的,据此展开,则所谓的“选举”,包括其之奉守公开、直接和差额原则等等,就是落实信托关系的最佳机制。它启动“人民出场”,将赋权内涵和信托关系具象化、程序化,由此造成政权的永久性的正当性。就“差额”一项来看,上述设想好歹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若果施行,等于撕开了一个小口子,虽非实质性大变,但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这样做总比不这样做要好。现代国家奠立于现代秩序之上,而现代秩序所树立的政治正当性意味着公开、多元的竞争局面,以容忍自己的反对力量公平竞争为自家正当性的建构性因素。在此意义上,政府首脑差额选举,哪怕只是自家人中间的二选一,找个做陪衬,也算是象征性地饲服、调理一下民众参与的政治胃口,多少缓解一点政治审美疲劳。坊间一个笑话,说美国大选,要当天晚上才能知道选举结果;中国换届,一年前大家就已知道答案;朝鲜换届,几十年前人人早已知悉谁要接班了。笑话归笑话,如此下行,伊于胡底?!

 

实际上,它提出的一个更具挑战性、也是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刻下中国需要开放三大“市场”。三大“市场”齐头并进,才能整体性地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型,从而,最终完成这一波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文化转型。此即承认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或者决定性作用,兑现公民的表达自由以形成思想市场,从而,开放权力以开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思想市场和政治市场,关涉财富、心灵和权力,几乎等于将此人间笼统。此时此刻,凡此三大领域的全面开放,是养育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的必要制度前提,更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转型愿景中的必有义项。

 

就市场经济而言,刻下虽说以“决定性作用”修辞,但其实并未完全兑现。其间,要害处如土地所有权、私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其与国有资产的平等性,以及经营自由和平等准入权等等,就尚且悬而未决,或者,口惠而实不至。据说这两年资本抽逃和富人移民成风,可能与欠缺安全感有关。而一个不能凭恃稳定的政体和具有可预见性的法治提供全体国民以安全感,首先是人身和财产安全之地,其繁荣与发展,只能是梦想,还真的只能是梦想。即便有所繁荣和发展,亦且脆弱,更难言以世纪为时间单元的可持续性。

 

说到思想市场,首先要抛弃将某种意识形态定于一尊的思维模式,而为民族精神的成长和德性伦理的发育,松绑精神,拓展心灵,兑现政治承诺,提供法权保障。知识精进、理论繁荣、思想活跃、审美雅致而多元、信仰庄敬而宽容、言谈举止温驯从容却又博大刚健,意味着从俗世伦理到信仰的灵性均有照应和照映,这是现代中国文明所当容涵之意义秩序,也是自十九世纪中期以还,吾国文明于营建这一意义秩序进程中一直奋力追求的理想结果,而构成应然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精神结构的必有内涵。为此,容忍异见的存在,尤为重要,也最能检验政治诚意和政治度量。以中国之大,转型关口之千头万绪,当下世界之纷繁复杂,现实生活之八面来风,妄求凭恃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统辖纷繁人心,泯灭一切异见,可谓吹沙成塔,缘木求鱼。毕竟,现代中国是一种现代秩序,而现代秩序的最大特征就是多元性;精神世界的异彩纷呈,经验告诉我们,才是精神自身成长的不二法门。而且,没有一个“思想的帝国”,哪里会有一个现实的帝国,而帝国就意味着一种开放的边界,在中心与边缘的格局中大开大合。

 

在此,一种坊见认为,保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换言之,官方大一统思想的绝对统辖性,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从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而可见未来的最大危险和挑战,就在于“七嘴八舌”,打破此种局面,出现“思想混乱”。换言之,怎样转型、往哪里转,肉食者早已心中有数,而且,一步一步,正在踏实践履,我们百姓跟着英明领袖迈步就是了。此种思虑,以诉诸大一统为中国人的心灵开药方,实则贩售的还是思想管制那一套,为尊者虑也。而且,其间透露的一个最为深层的预设就是,存在这样一位洞察一切的英明领袖及其万能的组织,其他芸芸众生只要听话出活就行了,而根本无视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哪一步不是压力机制的产物,哪一关口不是思想交锋后慎思明辨的结果这一基本事实。

 

就政治市场来看,它意味着各种利益和多元力量的和平竞争,而且,是公开的竞争,一种围绕着权力和权利来展开的法权程序主义公民活动,由此形成所谓的公共空间,进而,可能塑造出奠立于公共空间的公民自由。置身当下,一个彻底的世俗化时代,谁都明白,如同你我都明白,政制是一种世俗建制,旨在运作政治,而政治是政制在发力,不是别的,恰恰是一项世俗的事业,从而,是一种需要以模拟的市场机制运作方可获得正当性的公民游戏。就是说,政治是一项公共事业,生来就有公共相关性,一定是全体公民参与,秉具程序性,方得运行,也方能造福全体参与者,从而,造成守法者就是立法者的公民政治机制。它不是那种围绕着英明领袖及其政党的“献计献策”,总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落实”输诚自保进而获利,也不只是一花独放格局中的“参政议政”,更非实腹弱智的奴隶式“听话出活”。毋宁,它坚守并强调国家是一种公共空间,蔚为亿万国民分享的公共家园。既然是公共空间,国人历来欣欣然于“公天下”,则全体受托人公民当然有权过问,也有义务直接下场博弈。在此意义上来看,允许复数的党内候选人出场以形成差额选举形态,以缓解大家对于民主的渴望,可能,短时有效,中期无效,长期来看绝对坏事。道理很简单,选来选去都是自己人,圈外人没有发言权,公然违犯了政治的公共性品格,从而,等于从起点将政治放逐,还何谈全体公民的和平共处。而和平共处是政治的基本含义,也是政制和政治的基本功能。

 

就此而言,逐步放开政治,恢复政治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不仅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于展现政治诚意中纾解政治紧张,而且,是建设中国文明的政治智慧,导向中国文明的现代秩序的必由之路。台岛秉承“1911”理路,已然将此落地,中国大陆部分是承载中国文明的时空主体,正需让它于神州大地全面开花结果呢!

 

刻下中国虽然时见族群关系问题,边疆治理未见现代性整合,同时出现了贫富差距所彰显的阶级利益冲突和国民平等问题,但大的主权格局在,社会基本稳定,政治上也有动作的资本。总体而言,实话实说,老百姓基本满意,虽说怨愤诟病不少,但例属常态,也从反面说明政制和政治未曾跟进,有以然哉。毕竟,怨言诟病是常态,若无凡此“舆论”,哪里有改进和调处的可能。对此保有一种应对开放性政制,使得它们不致于冲垮政治,此为现代政道和治道的最大优胜所在。西方尚未完全从经济衰退中缓过劲来,无法对中国施压,有助于中国从容转型。因此,换言之,用一句大家常说的话来讲,“这是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期”。在此,区区所谓“改革”,系指松绑社会、解放精神和放开政治的一整套现代性政治立国方案,而非以“治安对付政治,用民生打发政治,用行政吸纳政治”那一套。倘若失去这一改革窗口期,耽误转型,实在可惜。事实上,新班子上任,大家期望很高,要是再拖五年、十年的就难了。所以,中国亟需启动“第四次改革开放”。再说一遍,此番改革开放,不只是针对经济问题以及社会问题,凡此永远解决不完,让市场和社会自己发育自理,而应将重点放在政制和政治上,以坐实“立宪民主,人民共和”所展现的优良政体为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转型收尾。

 

至于大家刻下挂在嘴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兼含优良政体与国家理性两方面内容,而多偏重后者。就一个健全的国族心智而言,两者不可偏废。而就刻下中国而言,在下以为,以公民理性救济国家理性,以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更是当务之急。在此“珠联璧合”的意义上,则“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方始表明一种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循沿的是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双轨并立的现代政治建国道路。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梁漱溟先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国欢呼,认为中国问题从此一了百了。但是,梁先生静观时变,告谓大家这次只是一种政治力量取代另一种政治力量,而非政治体制的根本转换。换言之,即便共产党比国民党有办法,清廉,得人心,中国政治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则“政治不上轨道”,依旧是转型中国的大问题,早晚逃不过。事情过去六十多年了,的确,他看得透,也看得远。

 

戴志勇:他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政治文明?在很长时段中,似乎梁先生均被视为一种政治保守势力,至少,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不是吗?

 

许章润:当年,钱穆先生针对有关自己的“保守”还是“维新”,或者,“旧派”抑或“新派”的评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之出发点,实惟求新。以此衡估,好像也适用梁先生。对于他们这样两位先生,好像“新-旧”与“保守-维新”的二元标准,都嫌简单了。这是题外话,就此打住。

 

说到梁漱溟先生想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明,不能不先说说晚近两百多年来的世界主流政治文明取向。一言以蔽之,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大众民主登场,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技艺渐显生命力,导致全球范围内,自西徂东,“立宪民主,人民共和”力压其他选项,成为一种主流政治体制。但凡标榜现代国家,以现代文明为进路,皆非此不取也。

 

一百多年里,在“双元革命”和建国立政的语境下,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对于建立民族国家,争取国族的独立、主权和富强,复兴中华文明,均无异议。但在建立哪一种政治体制上,事关政体大局,则多龃龉。数下来,粗线条,见诸政制实践的,大略有三种力量。

 

一是“君主立宪”。清末政制一度以此为取向,也有相当诚意,真要做成了的话,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时迫势蹇,也时不我待,加上满清权贵不肯割舍既得利益,终至于革命压倒改良,呼儿嗨哟,大厦将倾而终倾。紧赶慢赶,逮至以“九年立宪”作承诺希望换取时间以延祚之际,已然没有时间了。当其时,居然连地方咨议会都已登场,俨然英国的架势,却无英国的社会作底盘,终究成不了事。有心做事的,值此千万万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农耕文明,因无结社自由为靠山的社会力量,所谓“前面打一棍,后面无人撑”,办不成事情,结果造成了无心做事却有意搅局的混混儿们把持议事机构的最坏的结果,则民主尚未登场就已让人倒了胃口,实在是情理之中,而心愿之外者也。沪上杨国强教授对于清代中叶以还自强维新运动,包括新政诸项,多有爬梳分析,沉痛和反省自在其中,值资参考。

 

二是“1911”政体。民国政制取代王朝帝制,是谓翻天覆地、改天换地,开启“新中国”。此前两千年帝制一统、郡县建政、儒教立国,是为“老中国”、“旧中国”;此后人民共和、立宪民主,此为“新中国”、“新社会”也。其为一种现代性方案,基本持取市场经济,放开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多少也有些信仰和表达自由。1927年后,国民党统一中国,进一步右倾化,励行军政,惟有政权你不得过问,而奉行“资产阶级寡头统治”也。此种右翼极权政制,亦曾在希腊、西班牙、拉美地区施行,后来的台岛亦且恃此运转,最终都陆续转型。

 

三是“1949”政体。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对于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私生活领域,均实行全面垄断。此处的一个政党,例为列宁式政党,以钢铁般的纪律统辖鞭策,服膺一切为了可欲的历史目的皆可为工具这一政治历史哲学,极具行动力,狂飙突进。

 

前面我们曾经谈过,在二十世纪的人类政治史上,存在过两种极权政制,一是右翼极权,一是左翼极权。上面的理述说明,这两种都曾在咱中国这台上轮番登场肆虐过,前后接续,难以一言以蔽之。

 

说来令人唏嘘,清末既以“君主立宪”转圜,奈何“改革窗口期”已过。当其时,遭逢千古未有之变,面对王国亡天下之危殆,各种政治方案登场,则“政治现实主义”蔚为时需,历经半个多世纪内忧外患的摧折,清祚实在已无多少讨价还价的本钱了。与此同时,中国尚不具备任何别的政治空间。但是,骤然革命后并无一大势力足以统辖全局,遂有乱局,类于“1789”之后。袁世凯意图收拾局面,走的是帝制的路子,多少有点超前,不免成为闹剧,属于一种后现代政治行为艺术也。梁漱溟先生说,要么军事和政治上有力量,绝对可以震住,要么道义上占据制高点,有力量,从而统摄人心。此为“势”与“理”。两方中有一方面得力,就好出牌。惜乎袁世凯两手空空,不幸犯了一个时代错误。其实,此种情势,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末期,以右翼政制占据压倒性优势后方告结束。

 

迄而至今,经历了这么多“之”字路,我们可以说,上述三种现代性方案,不管其成其败,最后都证明,必须向构成现代世界的现代秩序的主流政治意志低头输诚,经由双元革命,方始得以建国立政,引导中国成为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而成正果。此即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人民共和与社会多元等例行常项。不止于此,但凡此不可或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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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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