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第四波改革开放(中)

许章润 原创 | 2014-10-28 07:44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五、民族国家建设

 

戴志勇:说到双元革命,即“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在近代的前后登场,是不是可以说,迄而至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建构也只是大致完成?其间隙漏甚多,有待修补?

 

许章润:可以说已然完成,甚至不妨说多有成就。毕竟,结束1840年以还的百年战乱,而有如此浩瀚疆域及其基本稳定的法政建制,晚近“第三波改革开放”,胼手胝足,积劳积慧,并有经济硕果,向世界完整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主权架构和中国文明的政治建制,这是“1911”和“1949”联袂接续成就的国家建构善果。其实,“1911”鼎力共和,搭架子,即已在“顶层设计”的意义上将中国之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型制和盘托出。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大致完成,就看在哪个基点上立论。香港、澳门和台湾,虽为中国法权和主权意象之中,却依然流通三种货币,讲述三种官方语言,仿佛自外于中国,而道出的实为现代中国尚未最终成型的成长的故事。通常,一个主权体系,就是一个主体民族,一个最高立法权和统一的司法权,采行一种货币,并且,一种官方语言。而且,台岛虽说不是 nation 或者 nation-state,亦非 country ,但无疑是 一个 state,一个整全而成熟的政治架构和法权实体。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是一回事,它就在那儿矗着,还闹腾得有模有样,是又一回事。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总不是个事。毋宁,于正视中启动政治和平,而重构国家政制。就此而言,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尚未彻底完工,有待于现代性整合和内在勾连曲通的细致加工。至于是一统于中央集权的体系,还是以联邦或者邦联来收束,走着瞧吧!

 

戴志勇:说到语言,当今中国,聚居于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为一种历史产物,也是一种文明格局,是不会改变的。这给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提出了何种问题?或者,我们应该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吗?

 

许章润:本来,摆脱了早期原教旨含义的“民族国家”,就意味着多族群形态。一个主体性族群及其语言,结合其他少数族群,共同组成一个国家,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常态。而且,其间分分合合,乃至于打打闹闹,亦为常态。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离合。乌克兰由乌俄两族构成,一东一西,操持两种语言。德国境内有将近一千万的土耳其族裔。至于英国,作为一个超级世界帝国的遗产,如今黑白黄褐,五色杂陈。放眼当今世界,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几乎没有,大多数国族都是多族群结构。我们的邻邦日韩两国,人种较为单一,算是突出的例子。即便如此,也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少数族群规模较小,一般常态之下隐而不彰而已。

 

而且,“族群”与“民族”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中美两国,一为历史演来,源远流长,概为中华民族;一为近代殖民开拓的产物,例属移民国家,三四百年风霜历练,而渐成美利坚民族。在此大框架下,各拥数十个少数族群,蔚为壮观。说是“少数”,只是比较而言,就中国之回教国民和美国之黑裔国民而言,动辄两、三千万,若在欧洲,已属中等之国。但是,不管人口规模大小,亦无论其源头,其于中美两国的主权框架之下,概为少数族群,则无疑义。在各自主权框架之下,它们分立同居,分别构成了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增大了凡此大型文明的多元性格和内在张力。

 

由此,区别“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同样是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必有作业。通常,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多有政治建国的经验和能力。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例为政治民族。在此两大民族之内,作为构成其多元位格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各种族群,则属文化民族,或者,一个人种、族群和文化的单元。其间,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即原本概为政治民族的单元,一旦位处另一主权政治之下,则成文化单元。例如,汉族中国人移居美国,顿成少数族群,而为美利坚民族中的华裔族群,一种文化单元。同理,在华俄罗斯人,也是一种文化和种族单元。就中国而言,西南汉族和少数族群历来混居,多秉文化民族性格。满蒙回藏四个较大族群中,满族作为一个族群,早已融会入中华民族大体系,无论是在人种、语言等各方面,不再秉具政治性格,甚至不再具有文化单元的意义。其余三个族群,尤其是回藏两族,虽多政治建制的冲动,但却无妨其为中华民族大体系下得为一种文化单元的总体格局。笔者曾于“立宪共和主义族群政治进路”一文中缕叙于此,可供参考。——说到底,文化通融和政治和解,必以政治分享为前提,而这取决于整个中国转型的历史进程,急不得,等不得。但是,不管如何,对于双方而言,武力均非最终方案,更非最优方案。

 

至于各族拥有自家的语言,不是坏事。多语种的背后是多元文化的活力,而这就是一个大国综合实力的源头之一。恰如华裔在美同时操持汉语,得谓双语人才,而为通达另一文明敞开一扇窗口。千门万户,过从往来,川流不息,这文明才有活力。只是语种纷杂,自有一种绝大多数人口通行之语言始为官方语言,才利交通。故尔,在美一百多种语言,惟有英语得为官方语言,用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一项法案来说,“惟一官方语言”。同理,汉语或者中文,是中国主权境内惟一官方语言。汉语和英语,在中美两国,作为少数族群的母语,只能应用在私性领域,如家庭、教会、同胞聚会,等等。就此而言,中国各大学纷纷标榜能够开设多少门英文课程,以为这样就是“接轨”,并且“一流”,实在是不明所以;香港司法通行英语,还真的就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尚未最后完成的表征呢!

 

再者,官方语言太多,恐怕一般国民负担太重,也不具可行性。魁北克通行英法两语,芬兰讲瑞典语和芬兰语,比利时有所谓的法语区和弗莱茫语区。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利弊杂陈,一言难尽。

 

戴志勇:是的,各国情形不同,源自各自的历史。那么,相较于欧美,中国在此有什么特殊性呢?

 

许章润:就晚近中国历史来看,满人入主中原后,三百年里,中华大地既是一个帝国架构,也是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形态,不完全套用1648年《威斯特法伦公约》后的欧洲民族国家成长模式。盖因中国国家形态早熟,早在秦汉之际即已完成了近世欧洲封建国家方始向往和着力的现代国家形态。也正因为中华民族存在着此一成熟的国家政制架构,通览包办,故尔,多半分合常有,而不致于发生散架子的事情。毋宁,分裂是异常,统一的帝国才是常态。也就因此,在此常态政制架构下,各族群分享政制一统,却保有高度的文化自治,包括语言的独特性。

 

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依旧是一种主导型国家形态,本身意味着族群、语言乃至于文化的多元性。再拿美国说事,美国不仅有讲汉语的华裔美国人,而且,更有数量众多的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包括合法移民与“黑下来的”。但是,不管他讲什么母语,也只是一种非官方、非正式的私性语言。——在这一点上,决不能妥协!而且,只要政治法律版图上,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制体系下,则就国家建制立政而言,就是完成了。

 

刚才说到香港,虽然大家调侃说它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国营单位”,但四两拨千斤,可是了不得。这几年,很多国民,包括不少官员,随着国力提升和腰包鼓起来,颇为虚矫,觉得小香港,靠大陆生活,没啥子。朋友,还真不能这么看。在大中华范围内,香港是一个文明单元,励行法治市场经济,表征的是中国文明的一种现代性方案。它不仅和大陆左翼极权方案相对,而且,也与主流的现代性方案不同。700万人民的生聚作息,集财富、政制和文明与一体,其典范性意义,怎么正面评价都不过分。华人世界混到这个分上,朋友,有型有制,有头有脸,真是不简单。不妨说,它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这个大生物圈里的经过驯化优育的外来物种,有竞争力。尤其是2017年普选,千万不要小瞧。普选后,中央政府还是有影响力,但人民出场了。这有突破,有示范性——再说一遍,“四两拨千斤”,不可低估。

 

港澳台自贸区一体化,整合海峡西部经济带,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长远的作业,必将深刻影响中国的经济、政制生态。经济上的一体化当然会渗透到政治上,则其冲击之大,也是可以预估的。

 

戴志勇:在晚近两百年历史中,这是一场革命的收束阶段。若果放到3000年历史来看,则为更深的文明转型。

 

许章润:是啊,迄而至今,人类得力于两次枢纽文明,伴随着两次枢纽文明的成长而成熟。雅斯贝斯所说的“枢纽时代”,可谓“古典枢纽时代”,即前2200年—3000年之间这样一个时段,也就是中国的先秦诸子时代和欧洲的罗马希腊时代,是谓人类文明的第一次枢纽时段。大概十六世纪以还,现代早期到十九世纪中期截止,这一个三百多年左右的时段,是“现代枢纽时代”。两个枢纽时段,两次人类文明大转型,两大人类文明高峰,两波思想喷涌的精神盛产期,回应的是天人关系、生死义理、祸福担当和个体的进退出处等等大是大非。的的确确,今日受用而不察,历千年而未变的精神资源,今日世界见诸日用的体制安排和人人相谕共守的意义秩序,基本上都产自这两波枢纽时段。实际上,此次启自19世纪中叶的中国大转型,不仅面向西方,特别是现代早期的西方,而追溯到希腊罗马,同时,面向中国古典,而深究至先秦诸子,都意味着向枢纽时代讨要资源,追溯精神血脉,并创造着自家的现代枢纽时代。

 

自战国到秦汉的转型,费时800年。帝制一统,郡县立国,王朝政治,凡此构成此后政制的基本形态,历两千年而不衰。换言之,中国古典枢纽文明所成就的政权和治权,其德性资源和制度效能,不仅切应人生和人心,而且满足了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需求,故尔一用两千年,具有如此的生命力。就此也不妨说,恰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这艘大船若无近世西洋文明的冲击,可能就这么着走下去了,再走个几百年,亦未可知。是呀,只要没到山穷水尽,本来是用不着换制度换文明的。

 

问题在于,放眼于世界范围,在彭慕兰所说的1800年东西“大分流”以后,实际上是早自17世纪以还,事情变了,世道变了,人心随之流转不息。就是说,欧洲现代文明发育发展起来了,标志着现代枢纽文明降临。迄至19世纪,大西洋文明接续地中海文明而来,代表着世界范围内的主流文明,从西打到东,所向披靡。值此关口,今日回看,中国采取的是顺应的路线。不顺应怎么会有所谓的改革开放呢?而且,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时段中一连三波跌宕接续的改革开放呢?!当然,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在大历史立论,把心态放好,则文明的优胜劣汰是一种自我更新,蔚为常态。从这个角度讲,什么叫文化?就是过好日子也。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文明浪潮,这一波文明取代前一波文明很正常,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明了文明不过如此这般递次发展的,一浪赶一浪,急起直追就是了。 

 

六、中国可能创造出一种新文明?

 

戴志勇:说到文化和文明,让我想起了辜鸿铭先生。类如他这样的人,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似乎都分享着一种东方救世论。今天说中国可能找到了一条新路,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与之相似?

 

许章润:倘若早已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所谓“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那么,大政既定,天下归心,只需修修补补就行了,调整调整就是了,为何还要喋喋不休什么“深化改革”,甚至于嚷嚷着“壮士断腕”、“破釜沉舟”,乃至于天天惊惶、维稳不止呢?!可见南辕北辙,将天下人当阿斗,一心图谋的是如何维持住既得利益也。而饰垢掩疵,或能饰智以惊愚,却无法撑持久远。此间理路,与当年的文化保守主义之间,在文明论上或有沟通,甚至于心有戚戚焉,但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也是可以断言的。民国年间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人格气度,秉持儒生气象,真正是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和批评的态度,为那些标榜自由主义的人士所不及呢!

 

“现代中国”的文明论、政制论、人生论和工具理性,集聚着现代中国思想的全部焦点,歧路纷披。但是,无论是哪一家,不管它指向何方,端出了什么菜谱,其所憧憬的是“现代”和“现代中国”,均且一般无二。对于“现代中国”及其价值体系和法政安排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大脉络,他们多半认同,不曾否认,于有所侧重中酌予取舍。在此,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信誓旦旦,东方文明在道义上就是胜过西方文明,并非毫无道理。就现代西方文明挟工商文明的贪婪与帝国主义殖民开拓的凶残而无所不用其极而言,谓之德性亏空,无耻下流,并不为过。但是,问题在于,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在于,发端于地中海文明和鼎盛于大西洋文明的这一波现代文明,不仅另有一套道义体系,而且,更以“功效”为鹄的。能不能满足一般俗世人生提升生活水准的愿望或肉身存在这种俗世需求,考验着制度安排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的有效性。没有力量,一打就败,一切白搭。所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秉持文明理想,但难免流于文化乌托邦,虽神安气集,却神驰力困也。

 

当年梁漱溟先生区分三种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以为不同文明进路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典范,自有一套解说。既有“发展阶段”,却又无高低优劣之分,毋宁,因应的是不同的人生之需,这是梁先生的孤鸣独见,一扫中国文化不如人的晦暗心理,彻底铲除华夏事事不如人的文明依据。晚年觉得指靠人是有指望而无把握的事,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制度,尤其是要靠法治,虽疾呼立宪与法治的时不我待。在他眼中,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却不幸为新兴的强悍西洋文明所欺侮,而其之强悍,全在于向外索取的人生态度和公司化的国家组织方式所集合的彭湃势能。因此,理述古典中国文明,特别是儒家旧籍,是要于学习西洋文明的文明复兴努力中为中国文明争一口气。问题是,他所理述的这个文明是它的古典形态,而历经晚近变革,“礼崩乐坏”,中国社会早已不是他笔下那般美好了,有待贞下起元也。至于辜鸿铭先生以一个茶壶配几个杯子来譬喻一夫多妻的正当性,只能当作一种文化机智和人性狡黠的吉光片羽,说说玩儿吧,当不得真。——百年回首,遥观私揣,身处七嘴八舌的纷纭乱世,他也就是那么一说吧!

 

戴志勇:的确,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激于激烈反传统思潮,作为对于它的反动,应激而起。实际上,自此以还,在近代中国思想舞台上,它们一直都是欢喜冤家。今日看来,二者针锋相对,却又相反相成,共同为中国的文明把脉,而促进其转型。说到“文化”和“文明”,它听起来很虚,但从根子上影响着人的行为模式。

 

今日中国,显然有些制度需要彻底变革,比如需要坐实人民主权;有些必须渐予大幅改进,比如立宪体制。这便牵扯到所谓的文化或者文明了。在此,文化与制度如何相互调适,是个特别困难的问题,你说呢?

 

许章润:制度是文化的肉身化,一如习俗是文化的实践形式。某种意义上,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不妨说制度是文化的化石,活化石。反过来,制度和习俗承载文化,同时于自家的实践进程中贯彻文化理念。制度的功用在将文化理念物质化,而见诸效能。因而,制度的有效性不仅在于落实政策导向,而且,从大视野来看,更在于贯彻文化理念,而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合纵连横,云蒸霞蔚,成就的是一种文明格局和文明气象。

 

撇开这些不说,就所谓的文化反传统思潮来看,曾几何时,它是一种世界性运动呢!文艺复兴之际著名的“奥康剃刀”,可谓开其先河。这边厢,中国近代史以新兴列强打上门欺侮老大文明为开端,而以后续痛定思痛的自强维新和新文化运动反传统鼓荡摇曳。此间纠结,在下曾以“谴责弑父情结”统予概念化,道出的是大变革时代中土士子身处东西之间的仓惶悲愤,遭临新旧变革之际的纠结彷徨,结果演绎出个“气不打一处来”,拿自家文化及其文明始祖出气。当其时,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教儒义,恨不得斩尽杀绝而后快,今天遥观甚为诧异,而究迹原情,多半不难理解。是啊,长近百年的受辱挨打,于国民心理和民族情感多所伤害,自然不会随着“站起来了”而一朝消隐,后人遂以“1840情结”作结,不无道理。

 

如你所言,正是在西方文明步步进逼打压和激进反传统文化思潮惊涛拍岸之际,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登场,一脉如缕,延续至今。近几年活跃的“大陆新儒家”,更不用说此前的第三期新儒家了,都是这一思潮的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抨击和深刻批判,其实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反观自省开道,反成互为犄角之势。实际上,中华文明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自汉以还,与周边文明“互为边疆”,在不断遭受冲击中汲取异质文明,增扩视野,滋养身心,有以然哉,有所然哉。

 

上个世界初年,新文化运动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同上登场。诸如辜鸿铭、熊十力、梁漱溟诸公,均为阵中高人,超九段高手,不世出。一干留学归国人士,亦且分化,而有学衡派诸人的保守文化公议,于分星擘两中分进合击。就梁漱溟先生而言,自来被划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人物。但是,究其实,他和其他诸公一样,不论分属何种阵营,再造中国文明和复兴中华文明的用意均且一般无二。对于列强殖民侵略的危害,特别是文化殖民的深远影响,以及吾土不得不然的酸楚,心知肚明,而放眼未来,在大历史立论,自长远谋划。指责他们以“文化中国”取代“现实中国”,似乎难以成立。盖无“文化中国”,既无“现实中国”,更无“未来中国”。今天看来,较诸一般天真的西化主义,以美欧为天堂,想象加上崇拜,他们的文化批评其实更具洞见,而于时代的把握似乎亦乎更具现实感。——美欧有美欧的问题,问题多着呢,哪家过日子都不容易!

 

戴志勇:欧洲的福利主义和世俗主义?美国的消费主义?还是别的问题?

 

许章润:的确,现代化就是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进程。一个曾经为天意和神义笼统的人世间,无论东西,程度不等,在此两三百年间,慢慢地愈益出入凡俗,悉数围绕着肉身专心打转了。此于宗教曾经蔚为政统的欧洲,情势尤然,可能,感受亦更强烈。故尔,就政制建设和政治立意来看,世俗化和理性化意味着彻底否定政治神学,将现代政治周身世俗化了,竟至于成为一种金钱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

 

但是,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其间藕断丝连,精神血脉不辍。“人民”和“人民主权”是什么?其实,是个神学概念,是个世俗肉身承载的神格。只不过,这是一个集合概念下的群体及其拟人化,而非一身托付天下安危。毕竟,即便是世俗人间,也还要有个最终的规范和意义,则凡此“人民”和“人民主权”,因应大众民主时代降临的时运与世运,勉为其难了。说到底,现代的种种,包括天赋人权和正义的可欲性,都是一种政治神学,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藉此建立政治正当性,解决的还是那个叫做“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这一群居生活的永恒难题。

 

回头一看,对于启蒙的反思随着启蒙登场就早已登场了。人性的觉醒是以对于人性的批判性体认为标识的,启蒙不过是对于人性的再度体认,又一波批判性的体认而已。这个叫做“现代文明”的这一波文明,自现代早期地中海文明启其端绪,接续连绵,自西徂东,已经有四百多岁了。其之鼎盛,最为强横,时当19世纪到20世纪初叶。迄而至今,多少有些一鼓盛,二鼓衰,三鼓竭的味道了。西人推导出了这波文明浪潮,转而踏浪前行,吃这波浪潮的红利,还将吃些年,但越来越吃紧,是肯定的。

 

在此,中国有个时间差。就是说,其当鼎盛之际,中国开始模仿,维新自强,奋力从伦理文明向西式以陌生人社会为基础的法律文明秩序过渡。逮至其已进入后现代,中国开始第三波改革开放,继续以现代早期的这波文明为典范,急起直追,同时为共时性的彼岸所影响,而导致出现“时间的丛集”和“时代的交集”现象。此非晚近始然,实自起步已然。盖在所谓的“西方”,不仅大文明系统下各有分支,而且,盎格鲁-撒克逊、弗兰克、日尔曼和斯拉夫各分支之间,亦且存在时间差,而呈现你追我赶之势。那时节,中国被打懵了,一心自强,希望尽快结束任人宰割的险境,哪里顾得了这么多,凡事“人家西方”如何如何,只好见什么好就学什么呗。

 

现在的问题是,世俗化过分,肉身成为偶像,自己俨然就是上帝,乃至于将自身完全工具化,也是不妙的事情。就西方的情形来看,福利国家的出现导致真正的政治消隐,民生取代了政治、民生就是政治,竟至于“以民生打发政治”,从而,政党政治以透支福利来换取选票,就不仅根本放逐了政治的德性之维,而且,把人民简单还原为势利市民,釜底抽薪般地销蚀了民主代议政治的正当性神格,实在是晚近政治的衰颓和堕落,而终将导致无政治、非政治和反政治。最终,难免会让这个叫做“人民”和“人民主权”的东西见鬼去。

 

而且,回到开头谈及的文明或者文化这一主题上来,一旦某种文明登场之后,历经数百年使用,其各项机能是会衰减的。儒教文明是先秦诸子思绪起端,经秦汉试炼而后成,管用两千年,终为这一波现代文明所取替,如今作为本土陈酿,仿佛起而争夺道统。的确,这一波现代文明沿用至今,其内在的道德热情,原本浩瀚的道义和政治理想,以及对于未来愿景的想象力,似乎晚近于其老家呈现零落衰颓之势。一旦制度化、肉身化,就消隐不彰,甚而可能反过来成为压迫性的道统,导致反动连连,实属常态。因而,其之施予社会和人群的支撑,其潜能,相应也会衰减。近些年,随着东亚的发展,欧洲大陆仿佛衰颓得厉害。其实,不是比较视野中的经济衰退和政治衰颓,而是文明劲道的衰退,其道义热情和政治理想的衰颓,才是让人感怀之事。老欧洲享用了三数百年的现代文明的滋养,其劲道和势能于今似乎日亏,以致出现了文明衰颓之象,恰应了“最高的已然下降”那句老话。换言之,承平既久,虽说构成既有生活形态的紧张未必减少,更不会消亡,但这一文明据以应对的道德张力和思想敏感,却似乎迟钝老旧矣!

 

戴志勇:但是,为什么说欧洲文明衰退了,欧盟还在创造新的可能性呢?事实上,至少,“欧盟”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政治联合的可能性。而这就是“开天辟地”。

 

许章润:历史上,新文明取代旧文明,蔚为常态。二者间隔,短则几百年,长则一两千年。仅从技术形态来看,农耕之取替游牧,是为一大变。机械之超越手工,更是翻天覆地。现在是网络技术革命取代了箭与火的文明。它们统属于古典枢纽时代文明为文艺复兴以还的现代枢纽文明所取代这一大时段中的断续片断,印证的是层累地形成的文明史这一历史判断。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日子过不下去了嘛!所谓文化文明,总而言之,不过是过日子的法子。一旦日子过不下去,穷极思变,当然就要换一套法子了。就是说,必须要有新的文明形态来应对才行,而这不仅事在人为,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英国人说,我们在无意中成了世界帝国,失去世界帝国和世界霸主地位也是心不在焉间发生的,可谓吊诡,却又事出有因。此时此刻,这一波现代文明经历了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两个时段,仿佛正处于太平洋文明时段,为其全球完胜做最后的收束,可能也是其绚烂至极而后终将归于平淡的时段,犹如一抹晚霞炫耀天际,未几日落霞坠,人世重又归于一个蒙昧时期,有待下一波枢纽文明来启明。就是说,再找一种过日子的好法子。

 

晚近一、两百年间,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看到别人领先了,就奋起直追,实为置换过日子的法子的事儿。其实,“资本主义“这个词出现得很晚,是在资本主义的实践和制度已经走了100多年后,才有这个词来加以概括的。

 

你提到欧盟,的确,欧盟是欧洲政治团结的法律形式,也是欧洲这一洲际联邦基于文化同质性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政治联合形式。一定意义上不妨说,它并非颠覆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毋宁,其将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洲际国家规模上的政治团结潜能,以法律团结的方式发挥出来了,是另一种组织国家的超大规模形式,而以洲际规模为全球内政意义上的“永久和平”进行试验。由此,“欧洲人民”终于变成了“欧盟公民”。其实,论其多元性和复杂性,也就是中华帝国的格局,老大中国对此并不陌生。

 

既然是一种洲际国家形态,那么,迄而至今,这个超国家体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民主共同体,取决于“欧洲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变成“欧盟公民”。没有具体的、个体主义的“公民”及其临场性,则集合概念的“人民”无法登场,终究只是空洞无物的虚体。既无力量,则自身难保。正是在此,具体的、超国家体的法权程序主义体制安排,尚且有待时日。虽说联邦制的民族国家形式依然是承载这一制宪成员自由联合的政治形式之最佳法律形式,但是,只要“欧洲公民”与某个具体民族国家成员的公民身份同时存在,而不可避免存在着一个哈贝马斯所说的“双重立宪主体”问题,则其间必有紧张。因而,诸如“主权”和“人民主权”这类启蒙后的传统双元革命的观念,还将是通向“欧洲国”这一目标的长征途中绕不过去的桥。

 

戴志勇:两相比较,放在长时段里看中国的转型,你觉得这个国家现在走到哪里了?

 

许章润:在超逾一个半世纪的奋斗后,中国转型多有成就,而有待最后临门一脚。但是,此时此刻,中国文明似乎也出现了“疲惫”,一种疲惫感弥漫于国中。有人说这是长时期的奋力改革所造成的“改革疲劳症”或者“改革审美厌烦”。不管是什么,历史感之羸弱,心智萎靡,未富先老,凡此文明的衰势,的确似乎出现于国中,特别是它的精英阶层。

 

吾友,但凡重大历史时段过后,阶段性历史目标达成,或者尚在这一时段的收束阶段,好不容易即将完成追求的历史目标,人们往往会有这种感觉。比如抗战之后,“国军”疲惫不堪,再要去打内战,哪里有心有力。“文革”后期,人人自危,七零八落,都被折腾得够呛,心生厌烦,还搞运动,不得人心。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高度紧绷,整个民族都绷紧了神经,勉力前行,这才混到今天这一步。终于,有吃有穿,于是,疲惫感浮上心头。现在不仅年轻人疲惫,生存压力大,而且,似乎人人都感倦怠。究其实,它展现的是文明的疲惫,就是说,面临转型最后临门一脚之际,内在张力和外在的冲劲好像都有些不足了。

 

本来,近代中国转型指向国家的现代重建和中国文明的现代性复兴,问题意识包括现代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员,其政法结构如何有利于建设国家政治、适应国家间政治的需要,而不再是天下格局中的帝国治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共同体中如何守卫独特性,却又分享普世文明,等等。前者表现为一种政治理性主义,后者诉诸文化历史主义,而牵扯到国家理性与公民理性,政治现实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等等。就国家政治的建设而言,曾经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治之战,最后是口诛笔伐不算数,用枪杆子别胜负。此刻中国,历经晚近三十五年的“拨乱反正”,历史想象不外是向“发达西方国家”看齐,而最差的一种指向毛时代,将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理想化,甚至涂抹上玫瑰般的光焰。这说明,一个国族缺乏历史远景和道义憧憬,将会猥琐成何等模样。

 

政治上的原因单说,思想上匮乏,开发不够。现在讲民主,缺乏想象力,比较现实主义。我们深受乌托邦主义所害,现在知识分子不愿重蹈覆辙,对超越的理论很警惕,因为以前是全国人民替一个乌托邦买单,做实验品。

 

中国今天走到哪一步了?端看在哪个坐标立论。我们知道,百年之中,至少有三种现代性建国方案的较量。若从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衡估,用双元革命语境下的“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把尺子来衡量,则中国“立宪,立国,立教和立人”之近代政治建国的四项指标中,“提炼优良政体”和“重缔意义秩序”两项,均尤需继续努力,有待冲刺,可能,一、两代人的奋力冲刺才行。几年前在下曾以“中国已经步入训政初期”和“中国需要赶紧步入训政中期”为题,对此多所致意。若自“中国模式”论扫描,则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自在其中,剩下的只是反腐败、养老金统筹这类技术性难题了。也许,顺此理路,百年后发现,中国走的还真是比别人更为高妙的一条道路,也说不定呢。可现实却是,权力的来源不清不楚,终究没有安全感,而政治首先就是一个关于“凭什么你来统治?”的问题,回避不了,怎么就那么自信呢?

 

戴志勇:但具体的制度形式也还是开放的,对未来,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蓝图。由此牵扯到怎么看“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种说法?

 

许章润:就具体制度形式和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当然有自家的模式,中国百多年来走过的当然就是中国道路。整体而言,难道中国套用的是别家的什么模式或者道路吗?当然不是。曾经全盘照搬过什么“苏维埃”,事实证明是死胡同。

 

但是,问题在于,从现代秩序之生发的双元革命这一大格局审视,则现代中国及其长程革命,还真的就是这一波现代枢纽文明在中华文明时空内的展开,并未超出这一总体格局。中国以自家的转型历史加入并分享了这一波现代枢纽文明的世界性成长历史。就此而言,“华盛顿模式”也好,“北京模式”也罢,在一个低层次、小时段、局部性而言,都能成立,都有道理,但自现代枢纽文明和双元革命着眼,它们都是其间的地方性实践,印证了“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一总体历史轨迹而已。“2008”开始,有关于此,汉语思想左右两派争个不亦乐乎,热闹,说明中国思想的内在紧张尚存,历史还没终结,而这就是希望所在。因此,你说对于未来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蓝图,在上述理述观照下看来,并不确切。

 

说到底,中国的转型人在半途,面临最后收束时刻,还没到终点。百里路程,九十为半。关键一关没过,涉及的是最为重大的困境。执政党总书记喟叹,容易做出的成绩前面都做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等着啃,不容易出成绩了,说明对此亦有体验,而不乏大历史观。癌症病人面对可能降临的死亡定境与绝境得救的可能前景时,特别渴盼救世主的庇护,甚至会祈祷神世的真实性。因为,倘若真的存在神世,则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好歹予人以盼头,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盼头。神迹、显灵、奇迹,诸如此类的超世性,遂成逃离苦海的救命稻草。——谁说苦难中人不该连根稻草都没有呢?!此时之所以坚信中医偏方,相信连吃几个月后肿瘤就会神奇消除等等,就在于此。而偏方们恰恰最为打动人心。曾见科学家,或者,类如在下这种经年遭受科学洗礼、相对理性的人,也都宁愿相信偏方呢,不是什么愚昧,更非迷信一词所能打发。

 

铺陈这么多,是想说,如果具有历史感,就知道现在中国人在途中,最根本的问题尚未解决。而不解决这个问题,则经济自由、福利国家等等,终无着落。因而,才会出现上述文明疲惫现象,乃至于全民养生和娱乐致死成为举国俗世主旋律。

 

戴志勇:但经济自由、基本社会福利保障在现代国家已是必备品。民主宪政作为最基本的制度框架,似乎也难以有新的超越。或者说,在你所说的“最根本的问题”尚未解决之际,孤立社会发育,自社会而政治,是否可欲与可能?

 

许章润:说到社会,则需区辨其不同形态和类型。此处所说“形态和类型”,非指历史形态和文化类型,毋宁,是在已然、可能与可欲的维度,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对于这一叫做“社会”的当下存在所作的审视。在此意义上,所谓的社会,大致而言,至少包括从从伦理社会到经济社会,再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一直到政治社会和正派社会等六大层次、六种形态。它们共时性地存在于社会这一框架内,对恃于国家这一政治结构。理想的社会是六层次分明廓然,却又共嵌于同一共同体,而构成亿万市民、族民、国民和公民分享的家园。“一个都不能少”,方始为福。

 

经济社会以国民财富的创造、传布、分配和消费的最大化为宗旨,讲效率,重功利。通常而言,任何社会的首要和基本特质,都在于“经济”二字,以互惠和群居为纽带,为生存而斗争。晚近市场经济成型,更以市场化为导向,将此社会形态具象。此时此刻的中国,在我观察,经济社会基本成型,有待完善。切近当下,此为1992年后全民经商、全民下海式的市场化大潮冲击使然;放眼远观,则为晚近地中海文明以还那个叫做“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构发力发飙的结果。

 

伦理社会以人人均为一种伦理存在为基础。大家都是伦理的存在,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而建制立法之不能违背伦理不仅是在捍卫伦理,也是其合法性的自我证明。长时期内,实际上自新文化运动以还,诸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乃至于“仁爱理智信”均受非议,乃至于不假辨析地“彻底打倒”“无情抛弃”,这便从根上动摇了文明之本,可谓“迁责弑父情结”发作的恶果。

 

市民社会是市民私性生活的时空。除开极权政治时期,哪怕宋明帝制之下,中国历来市民社会和市民生活发达。在结束高压政治摧残之后,今日中国市民社会初步成型,珠三角和泛长三角以及成渝两地,市民生活相对发达。相比之下,北京例属政治型城市。至于公民社会,有所萌发,但至今不见踪影。一个没有发达社会拱卫的国族,偏又政治独大,则其辖制之下国民生活的窒息,可想而知。

 

在此之上,更上一层,是所谓的“政治社会”。作为一种建构性概念,政治社会表明一个国族的政治成熟情形。当今世界,只有少数国族臻达政治成熟之境。它们在建制立政上固然早已圆融无碍,参伍错综,流转有常;于国家间政治更是周纳老辣,指东打西,公私两济。

 

正派社会指谓人人得享尊严,拥有平等机会,公平正义具体可见,从而让人感觉此身在此,就是温煦家园,惬意人生。举凡机会均等、尊严、不受无端羞辱,以及有尊严的繁荣及其分享等等,皆为题中应有之义。正派社会鹄的高悬,就是英美,号称发达,也还没有做到。吾国尚处转型,亦且欠帐多多。珠三角繁荣,但在我看来,并无多少尊严。很长时间里,这一地区每年因工伤残,导致四万根“断手指”,几十个工人拥居一个房间,军营式管制下,青年工友懑极跳楼,这哪里有什么尊严!

 

戴志勇:会不会跟第三代人权接近,达到某种结果的平等,但这很可能损害自由?

 

许章润:第三代人权更多关乎社会政策,一种公共治理问题。在双元革命的总体格局下,但凡基本政体坐实,则公共政策登场,剩下来的多半交由公共治理慢慢打理。但是,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也不论身处哪一发展阶段,背后还是一个尊严问题。平常所说的人格尊严,无分贤愚,不管贫富,将心比心,蔚为基本。一个不能给予国民以尊严和尊严感的社会,不堪人居。毕竟,社会是有差等的,平等只能是在自然正义、社会正义、法律正义和政治正义的综合框架中演绎寻求,但尊严却不该减等,尤其不能因着所谓社会身份而天定。

 

所谓尊严,包括底线之一般民众能够体面生活,在温饱的基础上略有结余,基本免于冻馁,当然免于恐惧。特别是将体制性羞辱(institutional humiliation)降至最低。逮至进境于一定阶段,则中产阶层发育完型,过上一种体面生活,这个社会也就大致是个惬意的社会了。其实,放眼全球,人类过上这般日子,也就是晚近的事情,而且,迄而至今,也还是少部分国族的事。

 

有人将 decent society 翻译成“体面社会”,我一般使用“正派社会”这一表述。两种汉译,各有韵致,但有时候觉得“体面社会”更好,因为置身汉语语境,它将正派和尊严付诸某种直观理解,而将它的价值内涵陈放在生活经验层面,更容易引发感性层面的同情共感。这个概念是一位以色列学者 Avishai Margalit 提出来的,自译成英文199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以来,一纸风行。

 

戴志勇:由此“体面社会”,是否可以引导向某种“更高的文明”?

 

许章润: 这是两个概念,分属政治哲学和文明论。但是,既是“更高的文明”,换言之,更为人道、惬意,也更能应对人类的道德困境和生存危局的一种过日子的法子,自然不能在尊严和体面上做减法。

 

身处当下,我们只知到曾经有过的三种政治建国的现代性方案的较量,尚未终结,随着时间的流逝,自会趋向一种主流认同。但是,可见的未来究竟呈现为何种形态,我们无法算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总体而言,想象的彼岸基本上没法超出既有的现代化方案大框架。要在十几亿人口中,在自由、秩序和发展上能协调,人类从没碰到过。中国也许会走出一条高明的道路。洛克设想的民主法治的国度大概百把万人,美国人口不到2亿,但规模也很大,欧洲人吓坏了。说到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深厚的文明,晚近两百年的奋斗,如果仅仅重复这一波现代文明已然走过的政治、文化之路,实属不可思议,但也未必一定并非可欲。咀嚼、消化几种现代性方案后经由自家的实践,吞吐之间,一定有自己的特色。可能,今天看起来的盲人摸象,再过三十、五十年,转型完成,蓦然回首,惊讶这个庞大的文明实体还真的不一样。最后,也许会有新花样,而为这一波已然延绵三、四百年的现代文明收束。

 

当年美国在庞大规模和民主法治之间找到了出路,不仅实践了联邦制,通过立宪使“我们人民”抵达个体,而以公民权来表征、分解人民主权的压力。基本立国方案上讲“我们人民”,具体操作上用宪政主义的程序操作,把它化解分散的个体权利,是对欧洲思想的大规模实践。

 

但是,着力求新不等于刻意反启蒙,更非以制度实践上的自我标榜而置基本价值底线和文明共识而不顾。君不见,一两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建国和文明复兴之长途跋涉,其实是在追随这一波滥觞自地中海文明的现代文明,超不出它的基本型制亦。 

 

七、人心与立教

 

戴志勇:不管如何求新,总得保有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现在社群主义反思“个人”,提倡一种共同体善,使思维角度更复杂了一些。传统中国有自己的原生小共同体,家庭和家族,一套儒家文明就建立于这个基础之上。无论如何,一个成功的新文明,总得有一套自己的意义体系,得有一套圆融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吧!?

 

许章润:你说的是!但凡一种文明,特别是规模较大、发育成熟的文明体系,若果安顿人心,而足以打理人生,必能提供意义层面的转圜,特别是秉具一种超越性,在天人之际拉伸。换言之,它们需对人生意义提出圆满的解说,而非仅止于谋生手段的求索;它们一定对于大众苦难和生命困顿做出肯定或否则、积极或者消极的义理阐释,如此照料其子民,秉具生息作育的力量,而非仅只耽溺于乐感的俗世。生死既不可免,苦乐又是人人必须在场的生命过程本身,则它们何以存在?对于人生具有何种意义?以及,人生本身是个什么玩意儿?天人之间的生命过程难道终究只是一个空无?

 

凡此种种,既已生发,即需回应,由此形成一整套解说,彻里彻外,极上极下,就是所谓的意义世界。长期以往,教妇初来,教儿婴孩,一代又一代,顽廉懦立,蔚为“立教”。其间,宗教信仰必不可少,其理论思想形式和物质形式,与其他意义解说一起,构成了这个文明有关存在本身的价值体系,有关爱欲与文明的一整套意义体系。而这一切难能一蹴而就,例属自发秩序,多为长时段历史文化进程的产物,通常是一个自我养育的漫漫征程。

 

前文说百多年来的中国转型,是一个“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四位一体的进程,就因为晚近的170多年来,从鸦片战争以还,是一个如何将传统中国转换为现代中国的过程,展现为前述“建构民族国家,发展经济社会,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等四个方面,也是中国转型所要恪尽的四重任务。其间,所谓“重缔意义秩序”,不仅是指这个国族及其文明需要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包括一整套关于生与死、生命何以是有意义的过程以及天人关系的解说,有关祸福与义利之辨,有关制度的意义的阐释,也包括审美、情操和趣味。凡此综合一体,就是所谓的意义秩序和意义世界,也就是所谓的立教问题。迄而至今,尚有待跋涉,所以坊间有所谓“道德危机”等等之感喟也!

 

个人主义是一种现代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它将个体性阐扬至极,在让人性饱满偾涨的同时,又似乎使得人心虚脱。借用人心与道心这一表述,则其为顺应人心之道心,但终究顺应人心有余,而展现道心不足。终究而言,家庭、祖国和天地,它们多半具象为特定的组织体系和联结方始,不仅是生发人性的场域,而且是构成人性的在场性和在境性的构成性要素。一种中道的平和与互相牵扯,有时候可能恰恰是最好的生存样态。所以,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之“复兴”,表明孤独的个体实在孤独,也只是局部真理。放眼人类整体和长远,同样无法舍却社群与大我的滋养,并以后者为反哺的对象才行。

 

梁漱溟先生逝世前,有个台湾记者见他,说不见一下终身遗憾,问梁先生还有什么要交代人世的?梁公略作沉吟,说了两句话:“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当年,弘一法师临终一叹,以“悲欣交集”框含人世,告别人事。据说在此之前还有两句话:多么邪恶的人性,多少美好的人生。的确,人性靠不住,所谓人性惟危,人心惟微,但人世熙攘,活在其中,追求幸福和自由,哪怕就是充满痛苦,事后回味亦尽化作人生丰瞻绰约的形形色色。所以,人生实在美好。两位先贤,微言大义,道生命隐微,寄不尽挂念,都是高人,说的还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或者,无意义吧!

 

戴志勇:如果往回收,收到人的内心,可能看到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但是最根本的,像孟子、阳明等,可能都还认为人性为善,人心向善?

 

许章润:中国古典的心性论阐幽发微,烛照冥冥,通达,而实多悲悯。无论是主张性善性恶,非善非恶,亦善亦恶,围绕着的都不外乎是人为何物,落实于此在现世我们如何做人处世行事的苦心孤诣。综理其绪,不管它是“内在超越”还是“外在超越”,可以说它们分享着这样两点体认。一是不回避人性有缺陷、人间有苦痛;二是主张人要自家做主,将灵魂交给自己看管好了,个体也必须担当起这份责任。譬如人多半要吃肉,食肉食草,这杂食性是人的生物本性,使得人类于万物群争中殊胜一俦。但纵便如此,你得知道那被食的也是个生命,起码不能虐食。食肉是没有办法的事,无关善恶,但疟食就是恶了。前者可谓人性之恶,是天赋的,没办法;后者则为德性之恶,是后天的,必须担责。

 

其实,在最高处和至极处观察,中国文明理解的人性人心与基督教的理解并无二致。人性恶,怎么办?讲悲悯!我如果出家了,忍不住荤腥,吃完以怎么办呢?不能因为悔恨而就此把自己干掉吧?毋宁,时时自觉,痛加反省,如果再忍不住就再吃一点,终至于慢慢会有所自觉,多所自觉,终究自觉。如果性善,人为什么会做坏事?如果性恶,为什么会做好事?较诸西方的人性恶论,传统中国的心性论似乎更加圆融通达,也更为空灵而充满同情。为什么?自己是自己的初始条件,能够解释它,没办法重构它。既要面对邪恶和人性不完善,又不能容忍它泛滥,必须导向好的人生,好的社会。

 

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晚年讲的,不仅讲个体,讲的是全人类。说到底,还是如他所言,活到今天,我们都是一个侥而幸而已,不仅是你我,就算人类活到今天,还不都是一个侥而幸哉。这是一种生命意识,但里面有宇宙意识。所以梁先生晚年说想住到庙里面去。他偏佛家,没有界限,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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