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中国今年发起了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 加紧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的步伐。特别是澳大利亚警方同意协助中国配合“猎狐行动”，协助查封逃往澳大利亚的中国贪官们的资产，更是让“贪饱就跑，一跑就了”的贪官们深切地感受到，海外不再是避风港。
据悉，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中国外逃贪官藏匿地，这些地方甚至已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
众所周知，在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被称作中国XX街、中国XX村的，主要是指中国人比较集中、中国产品比较集中、中国商人比较集中。没想到，短短的几十年时间，竟然出现了“贪官一条街”、“腐败子女村”的现象，可见，中国的腐败问题和贪官外逃现象已经有多么地严重。
事实上，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比较严重，且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高层也曾经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试图将潜逃到国外的贪官和转移到国外的资产追缴回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有效的举措和明显的效果。相反，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的放开以及国企改革的推进，贪污腐败问题也进入了新的高发期，不仅贪污腐败案件迅速增多，案值也出现了大幅增加的现象。过去那种几百万、上千万的案件，在今天已经排不上号，数千万、上亿的案件，才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
也正是因为贪腐行为的进一步恶劣，贪官外逃转移的资产规模也是“水涨船高”，所转移的资产不断增多。按照澳大利亚“中国市场研究集团”总经理肖恩·莱恩的说法，在悉尼，很多1000万到3000万美元的豪宅都被中国经济逃犯买走了。可见，中国外逃贪官带走的资产数量是何等巨大、何等触目惊心。
既然媒体已经曝出了在一些国家出现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腐败子女村”，也就是说，哪些是贪官、哪些是贪官的子女，已经一目了然。那么，这些地方就应当成为我国反腐重点关注的地方，并与相关国家展开密切协调，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些贪官绳之以法。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我国尚未与这些国家建立相关的协调、引渡机制，解决贪官外逃的难度相当大。有时候，明知贪官在哪，也很难将其捉拿归案。客观上讲，确实如此。但是，这并不是让贪官逍遥法外的理由。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是完全有条件与这些国家展开协商与沟通的，就象此次澳大利亚警方一样，不是通过协商与沟通，同意配合中国警方进行调查和查封贪官资产了吗？毕竟，贪腐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禁止的，都是需要狠狠打击的。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制度上筑起牢固的防线，一方面，让贪官们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一贪就被捉；另一方面，有效防止贪官外逃、防止贪官向外转移资产。要知道，如此众多的贪官能够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并轻而易举地出逃，可能并不是他们的本领大，而是我们的制度松、监管弱。想一想，一名贪官从贪到逃，需要经过多少关口、多少审查环节、多少手续，如果有一个关口、一个环节认真负责并迅速举报，他们可能就无法贪腐和外逃。而这，恰恰是我国在制度方面的最薄弱环节。去年仅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就有 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最终有714人确定为外逃，这样的事发生在严厉打击贪腐行为的重要时刻，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
所以，在加大海外追逃追赃力度的同时，如何完善和健全反腐的制度防线，堵塞贪腐的漏洞，是非常紧迫而重要的一项工作。毕竟，不管怎样抓捕犯罪分子，都是事后补救措施，如果不能亡羊补牢，把制度防线筑牢，可能会出现一边抓捕，一边贪腐不断、外逃不断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