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先研究孔德的清水幾太郎回顾自己1929年在“大正民主”风潮[1]影响下，作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二年级学生，有一个夜晚，在夜校对自己的父辈年龄的劳工义务讲课[2]后，走在散发着臭味的道路上，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学习方向：研究孔德的社会学。为什么呢？因为“孔德的社会学不是与各科学并列的一门科学，而是要把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科学的发展综合起来完成的大科学。…社会学要有生命的话，与其依靠现在的脆弱社会学说，不如求助孔德的古典社会学说。”“孔德一生是市井（平民/布衣）学者，与现在的社会学者不同，不是大学教授。…（东大的）老师们作为研究者之前，首先是官僚。与此相对，孔德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官僚，而是人、研究者。超越了眼前的老师们，我在孔德身上看到了真正的恩师的形象。”[3]
这是重复早他一百年前孔德在《实证精神论》第三部第16、17节提倡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价值观来解放法国学术界盲目、分散的专业化状况，“借用伟大的莫里哀的表现，他们需要‘全体知识之光’”，并在注释里抨击道：“现在的学者的大多数人…对所有综合化抱有盲目的反感。这种情景，特别在编成学术院的法国，普遍存在于学者中间。学术院里各种分析的偏见互相强化，在多数场合发展成错误的利害关系，对于未来将要占优势的综合体制自然产生惯性的反抗。结果，对于现在进行阶段的知识大进化，现实上有害的影响多于有益的影响”。[4]可惜，清水幾太郎在政治上、思想上经历过几次“转向”[5]，没有学到孔德的精髓，自然无法对社会学、特别是日本社会学作出本来可以做出的贡献。不过，他的上述回顾点出了社会学、特别是日本社会学的困境和根本性缺欠。今天，重新回到孔德，温故知新，虽然痛苦、艰难，还是要从方法论和伦理价值观这两方面，才有可能再建社会学以及广泛的社会科学。
第一、如果仅仅只从技术方面来看，特别是统计学和计算机技术（以广泛被社会科学利用的SPSS、SAS统计软件为特征）的发达，甚至到了投稿论文“没有数据就不值得考虑发表”的地步，因为反正今天的学术界不会产生理论上的新意[6]。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大多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没有受过严格的数学训练，不知道社会数据的统计意义。一般社会数据（例如，失业率6.9%[7]）能够精确到第二位有效数字就不错了，由不精确的社会数据产生的统计计算结果，最多可以精确到第二位有效数字，更多的位数完全没有意义。但多数社会科学论文或新闻报道，都以计算机算出的长达四、五位小数点精确度为荣。这种普遍的技术性缺欠，还不算太难解决，推广一些社会统计的科普知识就可以了。例如，因为一般人为的社会参数（如平等性系数）都介于0和1（100%）之间，用正弦三角函数sin²α[8]来表示可以免除很多不擅长数学的人变换的麻烦或差错[9]。
以研究为生活的科学/学术阶层当然是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特殊部分，也摆脱不了任何社会结构的“原罪”。例如，日本社会学最前沿的十年一度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全国调查”（SSM）[10]，第二次1965年的成果只有组织者安田三郎自己的“巨著”《社会移动的研究》[11]出版，搞得所有研究战后日本阶级/阶层和移动/流动的人都绕不开这本书及其作者。对日本社会学更不幸的是：本身缺乏基本数学知识的安田在这本书以他自己命名的所谓“安田系数”来测量社会移动（开放性），这个安田系数甚至会算出超出理想开放性100%的移动结果！[12]我作为1985年SSM调查委员会负责人直井優的研究生以SSM数据写硕士和博士论文，指出这个困扰日本社会学的荒谬难题。经过长时间的争辩，作为安田的弟子、日本经验/运用/数理社会学领头羊的直井终于承认：他自己也觉得安田系数不应该被日本社会学采用来测量社会移动，但他们没人敢得罪安田！1990年安田去世时，直井代表日本社会学界安排安田的葬礼，我读到作为日本国家官僚的“安田教官”的一生所获得的政府奖章，正典型地应证清水上述所说：所有国立大学（特别是几所帝国大学）“老师们作为研究者之前，首先是官僚”。可惜的是：我在博士论文里对安田系数的彻底批判以及我“开发”的系数[13]，都因为我被日本政府和中国驻日机构赶出社会学领域，无法得到普及。[14] 今天，我从日语维基上还查到安田唯一的业绩就是“以开发‘开放性系数’而知名”[15]。日本社会学可怜、衰落到了这种地步！[16]
第二、回到孔德，在他的社会发展三段论中，不仅人类社会正在向第三（实证）阶段进化，孔德甚至认为在从第一阶段神学向第二阶段形而上学转化的社会再组织过程中，也是实证主义的功绩：“路德的改革，正是由阿拉伯人导入的观察科学的进步的必然结果”。[17]而这正好体现了用新方法（实证）开创新的社会价值伦理的社会（科）学本来的特长。孔德的《实证精神论》第二部第11-14节通过批判神学（天主教、耶稣会）和形而上学对道德的“永久独占”体系试图确立实证道德的新精神和普遍良知，连“持有配得上优秀知性的高道德水准的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康德）”也难逃指责：“他一方面认识到神学的意见没有任何真理，另一方面又说是社会的必要强化了无限维持神学意见的支配”，并断言它们都是“利己主义”的道德哲学。[18]孔德自信地宣称：“上一世纪曾经有过把人类道德的性质的体系还原到只有利己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谬误和诡辩，现在，幸运的是已经没有必要认真地反驳它们了”。[19]
孔德的《实证精神论》第三部第18-20节更把实证普遍教育的主体寄希望于没有受到神学和形而上学误导的无产阶级[20]，“如果培根、笛卡尔的有名的‘白纸状态’能够完全实现的话，这就确实是现在的无产阶级。”“神学的哲学只适应上层阶级、为上层阶级的永远支配服务；形而上学的哲学主要以中产阶级为对象，帮助这个阶级的扩展野心；这样看来，所有的思想家就会理解：本质上以无产阶级为对象、为了准备健全的社会理论的实证研究的贤明体系的普及教育，是多么的重要”。[21]为此，他亲自编写天文学科普教材，要把激发实证哲学的开普勒、伽利略新知识传授给无产阶级！
以理性之名展开的法国大革命达到了形而上学阶段的顶峰，但它的动乱、短期直接的失败证实了“政治上人类精神的耻辱”[22]。孔德进而在《实证精神论》第二部第15节从社会分工的精神里找到利他主义的实证伦理：“只有人类才（真实）存在，因为个人的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依靠社会。…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地，都不知不觉地对正面扩大的社会联系的深情厚谊越来越感到亲切。…‘幸福’主要来自于贤明的活动，…幸福应该只依存于共感的本能。社会生活中唯一能够自由发挥的感情就是好意。…随着大规模社会的（进一步）扩大，每个人想使自己永生的愿望可以得到正常的满足”[23]。克鲁包特金进一步评论孔德道：“在伦理学中，贡献了一个并非由外部强加于我们，而是从人性的固有的禀赋产生的‘自由道德’。”“他力图把他的伦理学体系建立在一个实证的基根上，建立在对伦理学从动物的群居本能与简单的社会性直到它（伦理学）最高表现的世纪发展的研究之上。”“人类的社会倾向只能由固有的品质，即由本能和由趋向社会生活的内心推动来说明，孔德以之与利己主义相对立，称之为利他主义，以为这是人的天性的一个根本属性”。“靠了理性的帮助，我们从我们的固有的道德与倾向中创造出我们称之为道德概念来”，实证论的宇宙观“必然会使人们相信每一个体生活紧密地依赖于整个人类的生活。”“最高的道德法则在于使个体把他的利己的利益置于次要的地位；最高的义务乃是社会义务”。[24]
遗憾的是，人类知识和理性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孔德等期待的社会进步，孔德提倡的综合性社会学尽管在实证方法论上有所确立，连在中国也变成了一门学科，但在道德价值观上已经被金钱和权力收买、腐化。实际上，全球性的社会危机就是私有资本与国家权力对知识与信息的控制、操纵，以及为之服务的整个知识阶级的堕落带来的[25]。作为重建社会学的一个突破领域，首先要开发、创新政策科学研究，包括全球化、企业治理[26]等大量非常重要重要却又不属于任何狭隘学科的社会问题。而新的政策科学由于其综合性、实证/科学性正符合孔德社会学的出发和归宿，只有那些为了将来世代写作、摆脱了当今权力和金钱的控制的伦理道德观的新启蒙思想者，才能以百科全书派[27]的理性和实证精神和气概重建社会学。
正如我1998年5月在“作为科学的比较政策研究 (代发刊词)”中声明的那样：“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最新的计算机通讯)以及社会知识的普及(例如情报公开法案的逐渐实施)﹐使得立足于民众生活的政策研究﹐包括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成为可能。知识与信息不断为民众掌握﹐政策的制订与改进就不再可能为极少数人垄断﹐政策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独立价值也获得了保障。”“我们进一步确信﹕达成把政策研究确立为科学的有效手段就是比较。”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11月10日]
[1]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政治上指1912年－1926年，日本大正年间所推行符合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与政策。但民间的民主/民权思潮活跃的时期更长，大致可以延续到1931年满洲（九一八）事变。许多日本热血知识青年也跑到中国大陆施展抱负，例如Jing Zhao, The Politics of Szue Genichi: The Class Conflicts in Chinese Revolution.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9, No.1, 1997.
[2] 孔德也曾经义务在巴黎贫民区讲授当时最尖端的科学：开普勒天文学。
[3]《世界の名著（36）コント・スペンサー》，责任编辑：清水幾太郎，中央公論社，1970年。第7-10页。
[4] 霧生和夫译，《世界の名著（36）コント・スペンサー》，责任编辑：清水幾太郎，中央公論社，1970年。第209-211页。
[5] 日本文人的转向，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参见淡中刚郎“三十年代日本文学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论日本浪漫派”，赵京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劳动党机关报《海燕》周刊1998年3月29日第671期，此文是连载于同刊的《日本文学论争史》第11回，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9年第3期。
[6] 可笑的是，诸如谷歌公司头头倒更像思想家，我三次在股东大会上与他交流，还确实学到一些别处没有听到的信息。参见赵京：“以股东提案推动Google谷歌的人权政策转换”，2010年4月22日。Eric Schmidt & Jared Cohen, The New Digital Age: Transforming Nations, Business, and Our Lives, 2013, Google Inc.
[7] 美国劳工部制造的失业率被日本、中国等模仿，维持在公众可以接受的10%以下，典型地反映出所谓经济学的堕落。见赵京：“重新定义并测量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失业率”，此文摘要译自笔者2004年8月1日提交于West Coast Japan Economic Seminar at UC-Santa Cruz的论文“Re-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in Japan, the U.S. and China”以及2010年1月12日补充。
[8] 例如，利用sin²α＝1- cos²α的关系，定义为失业率 =100%-就业率，后者比较容易确定。
[9] 有一次东京大学擅长数理社会学的盛山和夫到大阪大学来讲学，在课堂上推演一个社会系数的变换，日本的文科学生自然跟不上他的思路，他自己也糊涂了。我课后提醒他，他才明白过来。
[10] 社会階層と社会移動に関する調査（社会階層と社会移動調査）は1955年以降10年毎に行われている、日本社会学会を代表する社会調査の一つです。全国の20歳以上70歳未満の人々を調査対象とし、無作為標本抽出選ばれた方々を訪問して、調査票による聞き取りを行いました。聞き取りの内容は、職業、職歴、教育、家族、社会に関する意見などです。これらの聞き取り内容は統計的に処理されて、親の職業と子供の職業の結びつきや教育と職業の結びつき、職業と意見との関係などが明らかにされてきました。特に、親の職業と子供の職業の結びつきが教育機会の拡大によって弱まったのか、それとも強まったのかという研究テーマは、社会の開放性を測り、学術的にもまた政策的にも重要な問題で、この問題をめぐっては、さまざまな統計手法を用いた分析がなされています。http://www.l.u-tokyo.ac.jp/2015SSM-PJ/History.html
[11] 1955年SSM调查成果：日本社会学会調査委員会（編）, 『日本社会の階層的構造』（1958年）, 有斐閣。1965年SSM调查成果：安田三郎, 『社会移動の研究』（1971年）, 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SSM调查成果：富永健一（編）, 『日本の階層構造』（1979年）, 東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SSM调查成果：直井優 他（編）, 『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全4巻）（1990年）, 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SSM调查成果：盛山和夫 他（編）, 『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全6巻）（2000年）, 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SSM调查成果：佐藤嘉倫 他（編）, 『現代の階層社会』（全3巻）（2011年）, 東京大学出版会。我1995年到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后，建议日本的同行按照国际学术界惯例，把SSM调查的原始数据公开，这样，外部的研究者也可以利用，但他们对此不感兴趣。
[12] 这样的场合，简单地说，发生在某些上层阶级（例如政治革命后的地主阶级）的后代都沦为下层的情形，其实还是不平等，但安田及其门徒竟牵强地声称这表明日本社会的移动/流动比理想还理想！
[13] 《産業社会における社会移動》，1991年度博士论文，指导教官直井優教授，大阪大学人间科学研究科社会学专攻经验社会学/社会调查法讲座。一般的文科博士论文，都在作者毕业在大学/研究所就职后，整理成书出版。
[14] 在这之后的二十几年间的流亡动荡中，我一直带着在大阪大学人间科学研究科社会学专攻经验社会学/社会调查法讲座的资料，期待能够回到社会学研究的专业，但现实中的社会学这个行业早已不可能自我再生、再建、更新了。我很幸运，与“恩师”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孔德、马克思、克鲁包特金等为伍，都不是教授，才得以超越象牙塔，探索人类社会秩序/规范的原理。
[15]安田 三郎（やすだ さぶろう、1925年1月3日 - 1990年10月6日）は、日本の社会学者。文学博士（東京教育大学、1972年）。東京生まれ。 「開放性係数」の開発で知られる。
[16] Jing Zhao, What is the Use of the Japanese Sociology? April 2003. http://cpri.tripod.com/cpr2003/sociology.pdf
[17] “重新组织社会所必要的科学项目计划”，霧生和夫译，《世界の名著（36）コント・スペンサー》，责任编辑：清水幾太郎，中央公論社，1970年。第53页。
[18] 霧生和夫译，《世界の名著（36）コント・スペンサー》，责任编辑：清水幾太郎，中央公論社，1970年。第195-205页。
[19] “社会静学和社会动学”，霧生和夫译，《世界の名著（36）コント・スペンサー》，责任编辑：清水幾太郎，中央公論社，1970年。第245页。
[20] 这一点以及社会发展阶段论上与马克思的类似，可能都是来源于他们的共同导师：社会主义的鼻祖圣·西门。
[21] 霧生和夫译，《世界の名著（36）コント・スペンサー》，责任编辑：清水幾太郎，中央公論社，1970年。第206页。
[22] 《世界の名著（36）コント・スペンサー》，责任编辑：清水幾太郎，中央公論社，1970年。第25页。
[23] 霧生和夫译，《世界の名著（36）コント・スペンサー》，责任编辑：清水幾太郎，中央公論社，1970年。第212-221页。
[24] 克鲁包特金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329-333页。
[25] 例如，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政策研究。参见赵京：“以自由之名通往奴役之路--论哈耶克对自由主义的剽窃、亵渎、歪曲和危害”，2011年2月27日。
[26] 圣・西门、孔德（甚至亚当・斯密）等对产业革命以及企业家阶级的期待完全被“产・官・学”三位一体的权贵结合现实出卖了。
[27] 狄德罗创造的法语encyclopedie一词就来源于希腊语“各种知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