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服周九头鸟与武汉的人文性格

潘世东 原创 | 2014-12-12 10:47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汉水文化研究 

 

 永不服周九头鸟与武汉的人文性格

 

    “襟江带湖、望云招鹤的武汉,也许永远是鸟儿的天堂。因为这座城市与的渊源实在太深,亘古至今的尊凤崇鸟之风,使兹地的人文性格也无不打下凤翥文明的烙印。

      君不见,那曾经的高亢鹤唳始终回荡于黄鹄山矶。远古凤图腾所繁衍出的那只飘逸之黄鹤,仍在一代又一代武汉人心中飘飘渺渺地飞翔,由之而物化的那座千古黄鹤名楼,则成为家乡的标志,乡愁的载体,情感的托物,灵魂的归宿。

    君不见,那曾经的人面鸟身始终在人们心中挥之难去。九凤所派生出的那只神圣的九头鸟,依然在武汉大地逍遥自在地盘旋游弋,并不时引颈高鸣着:不服周”……“不服周”……

尊凤崇鸟的武汉人

    世人把湖北人比作九头鸟,无疑含有某种程度上的讽喻和贬损。然湖北佬,尤其是武汉佬尊鸟崇鸟的风尚,却是世代相袭,久盛不衰。武汉民间一直视鸟为吉祥之物,以画绘之,以词赋之,以歌颂之,以物塑之,以楼名之……这不仅有诸多的史料记载,浏览一下武汉地名册,也不难得到印证。武汉三镇地名以命名者甚多,如凤凰山、黄鹄矶、放鹰台、白鹤嘴、黄鹂湾、莺坊巷、鸿翔巷、鹦鹉洲等等,不胜枚举。

    武汉民间尊凤崇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楚国。作为华夏文明南支的楚文化,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即凤翥文明。

    中国古老的图腾文化可概括为凤翥龙腾。北方尊龙,谓之龙腾;南方(尤其是楚地)崇凤,谓之凤翥。长期以来,南北两大图腾龙凤呈祥,并驾齐驱。远古楚人尤崇凤。楚人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塑造出一只身披五彩、鸣若箫笙、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非琅玕不食的大凤鸟,以寄托远大的志向与高洁的抱负。因而在楚民心目中,魂兮归来,凤凰翔只,凤是图腾崇拜,是至真、至善、至美的象征,是导引人的精魂飞登九天、周游八极的载体。

    《白虎通义》有载: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是凤的别称,亦是祝融的化身。《艺文类聚》引老子之语: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山海经》有曰:南禺之山,有凤凰鸩雏。《易枝》则称:凤生五雏,长于南郭。这些典籍足以表明,凤是南方神鸟,在中原之南。《楚辞·抽思》则写得更具体:有鸟自南分,来集汉北。点明凤生长于汉水流域,与楚地密不可分。

    凤作为楚人的图腾,其实是集所有美好的一个化身。楚人把一切美好的特征都附丽于凤身上,把凤作为吉祥幸福的象征。《山海经·南山经》中说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尔雅·释鸟》郭璞注:凤,瑞应鸟。《说文》有: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大安宁。

    由于凤凰是吉祥之鸟,古代有的帝王,如少昊、周成王即位时,据说都曾有凤凰飞来庆贺。与凤之名先后出现并长期混用的尚有玄鸟、鸷鸟、大凤、大鹏,以及后来的黄鹄、黄鹤等等。这些鸟名都是变形图腾,同具凤的特征。

    凤也是四方神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朱雀之化身。朱雀本虚无,是神的化身,以朱雀替代凤,使凤更加神秘化。《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朱鸟,凤也。

    东湖磨山楚城立有一对巨型凤标,其形由出土楚文物虎座凤架鼓演化而来。但见巨凤脚踏双虎(四方神之一),怒目圆睁,振双翼,拂尾羽,周身洋溢着作为楚人灵物的威武浩然与目空万物之气,其状其神令人肃然起敬。

    楚人常以凤自喻。楚庄王自喻是一只大凤,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后来果然一鸣惊人,一度问鼎中原。

    庄周《逍遥游》中那只展垂天乌云之翼,击三千里之水,抟扶遥而直上者九万里的大鹏鸟,其实也是指凤鸟,更确切地说是庄周自身的化身。庄子以之寓意楚人自由舒展、无所滞碍的浪漫情怀。

    屈原也俨然以大凤自居,《离骚》中有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凤凰涅槃的故事,也可能最早出自屈原的《天问》。

    先秦典籍中,也多有楚人将凤比作杰出人物的记载。《论语·微子》中,楚狂人接舆就对孔子作歌云: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凤又日渐演化为九凤、九头凤、九头鸟、黄鹄、黄鹤等,尤其是黄鹤与九头鸟,最终衍生为武汉民间的两大图腾,并对兹地的人文性格产生着深刻而远久的影响。

    在武汉,远古凤翥文明最典型的一个物化,即由凤黄鹄黄鹤所衍生的那座千古黄鹤名楼。

    位列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首的黄鹤楼,之所以以黄鹤命名,与武汉民间对凤与黄鹤的崇尚和向往不无关系。黄鹤楼原本是三国时期孙权所筑的一座军事瞭望台,南朝时即成为游览之地。

    有关此楼得名的传说颇多。一是因山说。此楼建于临江黄鹄矶。古时候黄鹄矶是天鹅栖息之地,天鹅又名鹄,鹄则是凤的衍生物。《史记·陈涉世家》索隐说鸿鹄是一鸟,若凤凰然,指明鸿鹄像凤凰。而鹄与鹤古时通用,陆机《诗疏》有云:黄鹤,古人常言之,鹄即鹤音之转。鹄与鹤的形象与凤相去不远,皆体大、颈长,飞得高,有到南方越冬的习性。《说文》及《尔雅》描述鹄与鹤鸡头、蛇颈、鹳颡。因而名黄鹤楼。

    二是因仙说。一曰仙人子安曾跨黄鹤过此楼;一曰三国时费文伟得道成仙后,常骑黄鹤到此憩息;又有曰辛氏卖酒,有道人饮酒临别时取桔皮画鹤于壁上,告之客至拍手引之,鹤即显身飞舞助兴劝酒,辛氏遂致富。一日,道人复至,吹起笛子,须臾白云自空飞起,鹤亦自壁上飞下,道人跨鹤飘然而去。于是辛氏就在此地建黄鹤楼。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均与黄鹤仙人有关。

    其实,伴随着距今1500年前道教在武汉地区的流传,武汉民间便开始把凤图腾演化为那只虚无的黄鹤,并把它视作道人(仙人)的化身,看作得道成仙的前兆。鹤兮归来,仙人引路,必兆吉祥也。

    黄鹤之原本寓吉祥美好之意。《易·坤》黄裳元吉注:黄,中之色也。《坤》卦亦有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故黄鹤之黄,并非鹤之颜色,而是先民图腾的一种理念而已。人们将黄鹤视为吉祥美好之鸟,冀望黄鹤给世间带来吉祥与安宁。于是那只原本没有的黄鹤,便在一代又一代武汉人心目中飘飘渺渺地飞翔。

    人们对黄鹤的这种独特希冀,使黄鹤楼日渐成为太平盛世的象征,劫难过后,必重修之。在1884年黄鹤楼毁于一场大火之后,武汉人一直翘首盼望黄鹤归来。整整100年后,美丽的黄鹤终于回来了,黄鹤楼这一千古名楼又重现于黄鹄山矶上。

    据记载,历史上黄鹤楼先后修建30余次,南北朝、唐、宋、元均有重建,明、清两朝又七度兴工重建。由此算来,今天的黄鹤楼应该是第十几座楼了。也有人把修缮计算在内,说是第三十余座楼了。其实,十几座也好,30余座亦罢。真正意义上的黄鹤楼只有两座:一座是视觉之楼:因山而名——客观实际;一座是心中之楼:因仙而名——主观想象。

    从这个意义上讲,黄鹤楼是一座心楼:历代文人吟诗于楼,泼墨于楼,寄心于楼;民间百姓则寄托黄鹤楼给世间带来吉祥与安宁。时至今日,许多武汉人仍在祈望那只能带来吉祥的黄鹤再度飞来。1990年落成于黄鹤楼下的大型雕塑《九九归鹤图》,或许正是这种期盼的至极。如果黄鹤有灵,也正该再度回归,与它的99个伙伴们嬉戏,让人们一睹百鹤引颈高亢长鸣的壮观。

    也许这正是一代又一代武汉人的梦想!

    可以说,由凤翥文明所物化的这座黄鹤楼,甚至已经成为武汉人家乡的标志,乡愁的载体,情感的托物,灵魂的归宿。白云黄鹤也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代名词。而那只桀傲不羁的九头鸟,则成为武汉人文性格的一个化身,一种形象化的素描。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应该是对湖北尤其是武汉人性格特征的一个形象贴切的描述!

千古毁誉的九头鸟

    九头鸟形象的出现,最早源于楚人的九凤神鸟。出自战国至汉初时楚人之手的《山海经》,应该是记载九头鸟形象的最早文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从中可以看出九头鸟的原型即九凤

    “九凤所居大荒之中,系楚人之先帝颛顼与九个嫔妃所葬之处。《山海经·大荒北经》开篇就说: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海内东经》则说: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附禺即鲋鱼,古字通用。屈原在《离骚》中也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高阳即帝颛顼。颛顼葬于汉水,九凤与颛顼同在一地,可见九凤是楚地之神鸟。

    九凤是的组合:凤,是楚人之图腾崇拜;九,是楚人尊崇之数。在楚地九是阳数之极,天高曰九重,地深曰九泉,疆域广曰九域,数量大曰九钧,危险多曰九难……寓博大精深之意,也含美好吉祥之义。屈原曾作《九歌》、《九章》,其弟子宋玉则作《九辩》。《楚辞》中用了很多字,如九天、九州、九疑、九重、九首、九衢、九合、九逝、九关等等,连帝颛顼的后宫,也是九嫔。可见在楚地影响之大。

    因而,由凤图腾演化的人面鸟身九首之九凤,当时是楚人所崇拜的一个半人半鸟的图腾形象,这无疑应该是九头鸟的最早原型。

    《山海经》中的九凤,是一只圣鸟或神鸟无疑。但从此之后,九凤却从中国古籍上神秘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种种冠以其他怪名的九头鸟,不仅完全丧失了神圣之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一只怪鸟、鬼鸟或妖鸟。

    从汉末至唐宋,古文献中对九头鸟有着种种不同的称呼,如鬼鸟、鬼车鸟、苍鸬、姑获鸟、女鸟等等。《太平御览》有载:齐后园有九头鸟,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九头鸟似乎已成蜕化为一只红色的九头怪鸭。

    宋人周密《齐东野语》有曰:鬼车鸟,俗称九头鸟……世传此鸟有十首,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又形容其:身圆如箕,十脰(脖子)环簇,其头有九,其一独无,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每脰各生两翅,当飞时,十八翼霍霍竞进,不相为用,至有争拗折伤者。从中描述的是九头鸟丑陋的形象,暴戾的性情,以及如何滴血成灾。鬼车之名,可能来源于九头鸟十八翼霍霍竞进所发出的行车之声。

    《天中记》卷五十九引《本草》有:鬼车,晦暝则飞鸣,能入人家收人魂气,一名鬼鸟。此鸟昔有十首,一首为犬所噬,犹言其畏狗也,亦名九头鸟。《玄中记》有:姑获鸟能收人魂气,今人一云乳母鸟。言产妇死化作之。能取人之子以为己子。胸前有两乳,有小子之家则血点其衣以为志,今时人小儿衣不欲露者,为此也……时人亦名鬼鸟。

    唐人刘恂《岭表录异》云: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摄人魂气……”说的是九头鸟如何摄人魂气、夺人小儿之事。《岭表录异》卷中还说到:九头怪鸟喜欢人们剪下的指甲,以便从中得知人之祸福。谁有灾祸,它就落在谁家屋上鸣叫。传说宋代景定年间,皇帝得了病。有一天,忽然看见九头鸟站在门前捣衣石上,哀鸣啾啾。当天晚上,皇帝果然病死了。

    从此,九头鸟在人们心目中便成了大灾星。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当时楚地风俗: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连楚地都开始视先祖图腾为鬼怪,九头鸟在全国各地的形象便可想而知了。

    另有载,孔子与其门生子夏见过它,九首九尾、浑身逆毛云云。

    从中不难看出,那只楚人尊崇的九凤神鸟,已经被后人彻头彻尾地妖魔化为一只形象丑陋、性情暴戾、摄人魂魄、滴血降灾、夺人亲子的鬼怪之鸟,九头鸟几乎成了人见人怕的大灾星。

    需要点明的是,后世描绘的这些九头鸟形象,仍与九凤有渊源可寻。有学者曾提出,古时曾一度通用,故作为神鸟的九凤,便被易名为妖怪式的鬼鸟鬼车了,这与九头鸟由神演化为妖的历史事实相契合。又如乳母鸟女鸟之名,皆以九头鸟为女性。从秦汉至唐宋时期,北方政权以龙为尊,龙图腾高高在上,凤图腾只能是一个附属而已。龙为皇帝的象征,凤则被用于皇后,并泛指女性。由此,把九凤神鸟说成是乳母鸟女鸟,也就不足为奇了。

     受人尊崇的九头神鸟,何以千古骂名滚滚来?何以被各类古籍肆意丑化妖化?这大概是一个长期令人困惑之谜。

    宋代诗人梅尧臣曾作过一首《古风》,或许能为解开这一千古谜团提供一些蛛丝马迹,其诗曰:

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仇。

夜呼庭氏率其属,弯弧俾逐出九州。

自从狗啮一首落,断头至今清血流。

迩来相距三千秋,昼藏夜出如鸺 。

每逢阴黑天外过,乍见火光辄惊堕。

有时余血下点污,所遭之家家必破。

    梅尧臣的这首诗,很可能记载的是一个古老传说,而且其内容与历史史实甚为弥合。历史上周公到楚国避过难。《史记·蒙恬传》中有周公奔楚之典故,说的是周武王死后,其子年幼,由弟周公旦摄政七年后还政于侄儿,即周成王。当时有人进谗言说周公欲篡位。年轻的成王信以为真,想加害周公,吓得周公逃往楚国避难。后来周成王从周公的一份祭天祷词上,发现周公的忠心,便把周公从楚国接回。

    楚国让周公避难,周王朝必然迁怒于楚;周公避难于楚,必然熟悉楚地之九凤神鸟。这两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周成王时期还曾举兵南伐荆楚。出土铜器铭文上有载:王伐楚侯。不知这次讨伐是否与周公奔楚有关。

    但历史上,周、楚却一直是冤家对头。周昭王率军亲征荆楚,竟死于汉水之中,成为异乡之鬼。《水经沔水注》记载:昭王渡沔,水流而殁,死于是水。由此,周人对楚人之憎恨程度可想而知。之后,楚庄王霸主中原大地,问九鼎于洛阳郊外,更让周人惧楚恐楚之心倍增。春秋时期,楚国曾先后灭掉61国,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称春秋灭国之最多者,莫楚若矣

    纵观中外历史,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神灵或图腾,在其敌对国家或民族那里往往可能会被说成妖魔鬼怪。像埃及大神沙特(Sat),在希伯来人《圣经》中就变成了撒旦(Satan)。我国古代东夷部族之神蚩尤,在华夏族那里便成了能飞沙走石的妖怪。周人将楚人的九凤图腾说成妖怪,并编出天狗断其一首的故事,似乎也符合这一常规。至于周公本人是确有其事,还是民间传说附会于周公身上,倒无关紧要。

    人们常言龙虎斗,但在先秦艺术作品中,龙虎从来未曾斗过。倒是在楚人刺绣等艺术作品中,龙凤斗却是屡见不鲜。虎在楚人心中的地位则比龙更低,它不过是巨凤踏在脚下的玩物罢了(见楚城凤标)。张正明先生说:楚人是尊凤贬龙贱虎。由此也可以想象到,周人及楚的其他敌对方,同样可能贬凤贱凤,甚至肆意丑化妖化凤。

    再则,天狗断一首之说,更露出周人(或楚敌对方)编故事的马脚。楚地尊为阳数之极,曰九阳。而北方神话中却是十阳,如羲和生十日,羿射九日留一日等。他们把楚人的九凤,说成十头而被天狗咬去一头,显然是把自身的崇心理融汇其间了。窃以为,世人对九头鸟的肆意妖化,大概始于东周末年,而盛于秦汉直至唐宋时期。起因应该是一种惧楚恐楚心理的作祟和代代相袭。

      秦始皇一统江山时,楚国仍是其最大的障碍和敌国。据《资治通鉴》所载,秦始皇之父庄襄王就十分避讳字,故谓。秦始皇曾派李信率20万大军伐楚,结果大败于楚将项燕,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大将王翦动用浩浩60万大军才一举扫平楚国。

    秦灭楚后,便有一位自号南公之人断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此言迅速成为一句民谣流传开来,足以让创立伊始的秦王朝不寒而栗。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时隔10余年,楚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率先发难。紧接着楚人项羽、刘邦聚众反秦,秦王朝最终却果真亡于一帮楚人之手。

    不知是一种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必然。而随之发生的刘邦与项羽间的那场楚汉大战,虽以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败亡告终,但早已让那位汉高祖一身冷汗涔涔。

    也许这一次巧合,这一场楚汉之争,在国人中打下的烙印实在太深,以至几千年的中国象棋对弈也成了楚河汉界之争。所以自《山海经》后,九凤神的形象便在典籍中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妖魔化的九头鸟形象,并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包括荆楚在内,对鬼鸟吠犬驱赶,已沿习成俗。

    然而,就在九头鸟以妖怪形象风行全国时,一个美丽迷人的故事,却从楚地蜕变出来,并广为流传。这就是从姑获鸟中变异出来的羽衣仙女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记载于晋人干宝的《搜神记》、郭璞的《玄中记》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鲁迅《古小说钩沉》中辑有这个故事:姑获鸟昼飞夜藏,盖鬼神类,衣毛为飞鸟,脱衣为女人。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钩星,一名隐飞……故世人名为鬼鸟,荆州为多。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去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得衣亦飞去,今谓之鬼车。

    这个故事明显脱胎于九头鸟怪传说,编者甚至知道姑获鸟即鬼鸟或鬼车,但摒弃了九头的怪诞形象。它以衣毛为飞鸟,脱衣为女人的奇特构想,以凡人与仙女配婚、男耕女织的美好愿望,深深地打动了人心,成为中国民间故事的一个母题。从敦煌石室藏书中的《田章》,到《聊斋志异》中的竹青,都有不少这个故事的变体。牛郎织女中也借用了盗天衣成婚的情节。据说,这个故事还流传到日本等地,成为世界上流行的神话传说。

    耐人寻味的是,传说中的黄鹤与仙人,似乎也与这羽衣仙女有关,抑或说是那只九头鸟的另一变体。苏轼谪居黄州时,曾游蛇山并作《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的游戏诗文,文中有曰:黄鹤楼前月满川,抢关老卒饥不眠。夜闻三人笑语言,羽衣著屐响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声清园……”

    这段游戏文字,记叙了一个闻于冯当世(即宋代江夏状元冯京)的神话故事,其羽衣著屐显然脱胎于当时流传甚广的羽衣仙女传说。宋人王十朋的《黄鹤楼》一诗中也有谁见羽衣游一句,此羽衣也应该是指那位羽衣仙女。由此,我们也可以说,黄鹤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九头鸟的一个物化。

    千古毁誉之九头鸟,历经由神变妖、由妖变仙女的戏剧性演绎,但依然生生不息地植根于荆楚及武汉大地,其精其魂永远挥之难去。

    武汉这方水土也许更适宜那只神奇的九头鸟栖息。武汉民间一直视九头鸟为至尊的神鸟,智慧与力量的化身,心中永恒的图腾。一个有关九头鸟恶战大鹏鸟的传说在武汉民间流传颇盛。据传,昔日九头鸟曾遭遇大鹏鸟,大鹏鸟咬断其一头,九头鸟又旋即生出一头继续厮杀,直到被咬去九头,血流不止,仍顽强抗争,决不服输言降。

    或许正是九头鸟这种百折不挠、永不服输的品性与魅力,才激起了武汉民间对其敬仰之情,并日渐养成了一种具有九头鸟性格特征的独特秉性。纵观武汉近代史,无论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后发先至、后来居上90余年前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武昌首义,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抵御日寇的保卫大武汉,还是抵御自然灾害的1954年、1998年两度长江大抗洪,已满34届的横渡长江游泳活动……武汉人的所作所为无不显现出一种带着九头鸟胎记的性格特征。

    可以说,千百年来,九头鸟的血性已经溶进了武汉人的血脉,催化出一种九头鸟精神:桀骜不羁、永不服输。

永不服输的武汉人

    “不服周(意指楚庄王不服周王朝)这句在武汉使用频率很高的谚语,可算作武汉人永不服输的格言,从中足以反映出武汉人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的豪迈之气和一股子逞能劲。应该说,武汉人没有北方人的粗犷,但他们逞能、不服输的劲儿绝对不比北方人的粗犷逊色;武汉人没有江浙人的耐心,但他们在雌雄未决之时决不死心的耐劲儿也是江浙人所不能比及的。

    外地人曾评价武汉人说话都是大嗓门,说是到了武汉嫌嗓门小,此言不虚。武汉话决不像吴侬软语那么体贴可亲,大嗓门吆喝出来的汉腔大都中气十足、抑扬顿挫、扬声居多,让外地人感觉到武汉人从说话的字里语间都吐出一股霸气,透出一种不服输、逞能的味道,并顿生一种敬畏。

    武汉人是典型的天不怕、地不怕,文革期间,他们连江青派来的特使也照样敢打。而且他们一旦认准了某件事,肯定会铆起搞”——就像用一颗铆钉铆住那样,死死钉住、不依不饶、坚忍不拔地搞个没完没了,不达目的,他们是绝对不会罢休的。由此,不难看出武汉人永不服输的韧劲抑或蛮劲。辛亥首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武汉人这股永不服输的逞能劲。熊十力先生在《辛亥札记·序》中说:同盟会所以收实功于武昌,则以鄂中无数志士,早从军队入手,而且不计生死,哀号于军队中。冯天瑜先生则称:辛亥武昌首义的成功,靠的是武汉人的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作风。

    尽管首义前夕发生了一系列不测之变:孙武制炸弹不慎引爆负伤,起义机关被破获,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捕就义……然而,武汉人面对弦满欲发的势态,奋戈饮弹、碎肉喋血,决不束手待毙。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所谓耻声华、厌标榜,木纳质直。当变革需要献金时,他们可以典卖全部家产,甚至脱下最后一件外衣;当变革需要捐躯时,他们悲歌慷慨,义无反顾。既以身取义,又何求一酬!

    武汉人这种永不服输的秉性,可能还源自兹地千年不息之水患。长江与汉水既流淌出这座城市的文明,也犹如两条桀骜不羁的苍龙,不时咆哮着吞噬两岸的家园与生灵。据史载,从唐朝中叶至清道光的千余年间,武汉共发生洪灾50余次,平均不到20年就有一次水害。清朝、民国,更是百年水患,1870年和1931年,三镇两度沦为泽国,遭受灭顶之灾。当时人们戏称武汉的官员椅子的四条腿有两条是泡在水中的,意即治不好水,轻则掉乌纱帽,重则掉脑袋。因而,武汉的先民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与洪魔的不息抗争,留下了一部几千年人水相搏的悲壮史诗,也磨练铸就出那股子永不服输的韧劲。

    20世纪90年代的一部电视剧《汉正街》曾风靡全国。汉正街也可算作武汉人永不服输的经典。改革开放之初,这里已是十里长街、商贾云集,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改革乍起的80年代,如此壮举,实在令人敬佩。尽管之后的绍兴轻纺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纷至沓来,走到了汉正街的前头,但汉正街决不言输,仍在一如既往地拼搏赶超。也许,只要临街的那条汉水流淌不息,这种不服输的拼搏就不会停息。

    有意思的是,前些年各省赴深圳谋职、打工的人群中,最能干、晋升最快的就数武汉人。也许正是武汉人不服输的上进心,才使自身的聪明才干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或许,洋溢在武汉人脸上的那股子不服输的神情,远比他们的聪明劲更让人敬畏!

敢为人先的武汉人

     曾有人戏言: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笔者以为,还可以再加上一句武汉人什么都敢做

    武汉有一句俗语叫没有杀不死的猪,说的是普天之下没有做不了、办不成的事。武汉这座城市,似乎有一种天生的蔑视权威的传统,这一传统带有楚地狂人文化的胎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问鼎于天子的人,是楚人;第一个敢嘲笑孔子的人,是楚人;第一个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人,也是楚人;第一个豪迈地唱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人,还是楚人。

    有这种心态,人便不存敬畏。不存敬畏的人,方能敢为天下先,敢破敢立。因而每逢历史转折关头,武汉人便能闪射出特别的光辉。或破字当头,惊天地、泣鬼神;或立字当头,谋新政、寻富庶

    从汉口在一片芦荡泽国中迅速崛起成为天下四聚天下名镇,到张之洞开风气之先让武汉后发先至;从武昌首义第一枪,到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武汉人敢为人先的历史诠注,从中也折射出此地沉积久远的一股子革古鼎新之豪气。

    武汉人栖身天然大码头,接受的是四方文化习俗,因而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头脑灵活,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码头上信息传递快,人们见到的新生事物多,因而武汉人也大都弃旧而图新,革故而鼎新。

    武汉人率性、爽朗、冲动又随和机巧,且不失儒雅风骨,从骨子里透出楚人自由舒展、无所滞碍的浪漫气质。失去了知音,就可以把琴摔断;实现不了远大抱负,就可以自沉汨罗江;觉得世道太不公平,就可以揭竿而起事。他们大都敢想敢为,敢破敢立,并且信奉说搞就搞,搞了再说,从不考虑后果、计较得失,而且还喜欢搞唰喇点。

    武汉人常说嘀哆,搞唰喇,指的是说话做事不要太粘乎、婆婆妈妈,或总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决定了的事就应该痛痛快快地去做。在改革开放之初,敢为人先的武汉人也确实唰喇地创造过众多的国内第一

    第一个建立小商品市场。19799月,武汉市批准重新恢复、全面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并以减免税收及管理费等政策鼓励个体户到汉正街集中经营。汉正街的出现,无疑是武汉城市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发端。

    第一个聘请洋厂长。198411月,德国专家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一由西方专家首度执掌中国国有企业而掀起的冲击波,冲开了中国国有企业引进技术与智力的闸门

    第一个公开招标采购零部件。1983年,武汉洗衣机厂实行公开招标采购零部件。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标,无疑打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

    第一个放开蔬菜市场价格。19848月,武汉在全国城市中率先放开蔬菜市场价格,一度被扭曲的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

    第一个实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19845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629日,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向媒介宣称:武汉三镇彻底敞开大门,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提供24万平方米的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开发投资,武汉市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自此拉开帷幕。

    第一个提出科教立市198712月,武汉在国内率先提出科教立市,这一创举后来在全国范围内被不断复制放大

    第一个建立企业产权转让市场,第一个开展资本营运……

    而早在19749月,武钢就开始从当年的联邦德国与日本引进重点项目一米七轧机工程。此项工程的破土动工,开20世纪70年代武汉引进外资之先河,武钢因此跃升为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钢铁企业。

    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事过境迁,早起的九头鸟儿并未吃到多少虫子,尽管开花不少却是结果不多。倒是傍着港澳、挨着海路的先发了,吃政策、啃老本的先富了,而且是一富遮百丑,麻子变金豆

    这多多少少让那些看热闹的外地人背地里有些嘀哆。但武汉人决不会因此而气馁,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冷不丁创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第一来,给世人一个新的欣喜。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总在创造奇迹的武汉人,永远充满着一种乐观与浪漫。

桀骜不羁的武汉人

    曾有人评价全国七大城市的文化性格,说北京人调侃的尽是文化,连打出的喷嚏、流出的汗珠都充满着文化味儿;上海人则爱算计,开口就讲与国际接轨;广州人用实力引导时尚,广味普通话早已流行大江南北;天津人淳朴,闲来便自编一段小曲,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深圳人凡事赶新潮,讲规则,每个人的身份与行为都好像模具倒出来的一样;成都人逍遥自在,善于休闲;武汉人则是精明中透出豪气侠骨。

    波涛起伏的两江之水、天然的江湖码头,确实洗礼并铸就了武汉人一种桀骜不羁的秉性,这一点颇似那只千古毁誉的九头鸟,抑或说带着九头鸟的鲜明胎记。武汉人性情泼辣,豪爽大气,恩怨分明,毫不掩饰,虽易暴易怒,却不计前嫌。武汉人雅而不做作,俗而有韵味;好狂傲而留一丝谦卑,好摆谱而不忸怩作态,讲礼数而不善虚伪。

    武汉人既不像上海人那样精打细算、谨小慎微,也不像广东人那样深藏不露、变化多端。他们腔调粗犷,为人直爽,待人诚恳,行事爽利,从不拐弯抹角。男人们三杯酒下肚成为朋友,女人们三句话投机成为知音。武汉人的辞典里没有作秀一词,他们最讨厌阎王爷吃粑粑——鬼做。武汉的男人爱也好,恨也罢,全挂在脸上,很少那些虚情假意、装模作样的做派;武汉女人一吼一闹,一媚一笑,都那么直接、坦白。

    武汉男人颇具燕赵侠客风范,他们非常仗义,讲义气,重然诺,守信用,也十分要面子。为自己的梗朋友亦作),他们可以掏心掏肺,两肋插刀,不惮于说些出格的话,做些出格的事。为送好朋友远行,他们可以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一场,把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武汉男人大方,只要锅里有,少不了你一碗。哪个有困难,定会鼎力相助。他们最见不得那种小里小气、嗜财如命的人。为亲戚或邻里婚丧、子女上学,他们可以举债赶人情,似乎不如此,就太丢面子,太不够了。武汉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即便你穷得要去当裤子,也绝对不可以在朋友面前掉份儿。所以他们不会穷,因为有很多朋友。

    武汉男人从骨子里不拘小节,他们心直口快,大大咧咧,该玩味玩味,该咋呼就咋呼,该耍蛮就耍蛮,常常随心所欲、无拘无束,而讨厌那种一本正经的刻意做派。他们通常称自己的兄长和年长的哥们拐子拐子一词原本指当年汉口江湖帮会中的老大,但被称者不仅不介意,而且还一脸乐呵呵的神情。他们把熟悉、不太熟悉甚至初次见面的已婚女人统统叫嫂子,无异于把她们的丈夫一概视作自己的拐子哥。

    武汉的款爷们可以西装革履、正襟危坐于好世纪海鲜城、香格里拉大饭店的豪华包间里,边品味海鲜边洽谈生意,也可以开着小车找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餐馆吃鱼籽烧豆腐,甚至光着膀子、神情自然地坐在堤角街边的小摊子上,边啃牛骨头边喝靠杯酒。他们大多听老婆的话,疼爱孩子,为培养孩子不惜血本,但并不拒绝艳遇。

    武汉的女人们也大都桀骜不羁,这可以从明清时期汉口镇妇女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中得以体现。当时,汉口镇妇女可以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叫卖街头,也可以盛装出游饱览春色,在休闲时可以逛茶馆。定婚未嫁之女可以和夫家来往走动,甚至一同游乐嬉戏。《竹枝词》就有曰汉口镇妇女地方稍有胜举,逐队成群,出头露面,谈笑无忌,饮啖自如

    时至今日,武汉的女人们仍以率直而为,豪情万丈,颇具大丈夫气慨,而让无数江南男人为之汗颜。她们不像北京女人那样清高骄矜,也不像广州女人那样小鸟依人;既不是上海的摩登少妇,杭州的大家闺秀,也不是苏州的小家碧玉。她们天性泼辣,精明干练,又不失秀丽温存,大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举内举外,能干能闯,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她们是生意场上的好手,办事风风火火,决不拖拉;待人纯真坦荡,决不拐弯抹角。她们提得起,放得下,不像有些地方的女人那样小肚鸡肠,芝麻小事也耿耿于怀。

    武汉的姑娘美丽大方,穿戴时尚,风情万种,又柔中带刚。她们常结伴出没于新世界百货或者SOGO去淘名牌,也不时在汉正街或保成路夜市转悠。逢双休日,她们还爱去汉口江滩的迪吧消遣,边喝着红酒边蹦迪,直到微醺才觉得过足了瘾,然后三五成群地去街边大排档吃宵夜。汉口女人穿着时尚前卫,在这座城市最早穿吊带装、露脐装、松糕鞋,染红头发的必定是汉口女人,而不会是汉阳与武昌女人。

    曾有人戏称,武汉姑娘的爱情有点像汹涌的两江水:爱你时恰如清澈的汉江水,恨你时则好似浑浊的长江水。她们的爱和恨同样轰轰烈烈,爱起来炽烈如火,柔情似水,受了委屈则柳眉倒竖,惹急了还真敢老娘跟你拼了。吐自武汉姑娘之口的那一句你骇我,似乎颇有韵味,不过你可不要真被骇倒了,那可能是表达感谢或好意。

    值得一提的是,武汉这座城市至少与四位杰出的中国女性有关:女扮男妆、代父从军的花木兰(据传木兰本姓),出生于武汉黄陂北部;19283月,著名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英勇就义于汉口余记里广坪;大约10年后,巾帼英雄赵一曼曾在武昌黄埔军校分校受训8个月;被誉为中国铁娘子的吴仪,也是从这座城市走出去的。

开襟博纳的武汉人

    武汉自古就是一座文化开放的城市,历来都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这东西南北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汇点。它既是由长江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又是南方文化北伐的先驱和北方文化南下的门户。尤其是汉口,作为五百年前一荒洲,从初兴时的五方杂居,到开埠后的华洋杂处此地从来无土著本乡人少异乡多。不同籍贯和行业的商贾云集于此,形成的人文性格既带有鲜明的世俗特征,也同时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复合性和多元性。当年的汉口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其文化的芜杂而多样由此可见。可以说,是水的流动性形成了武汉一种开襟博纳的人文个性。

    “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武汉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武汉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则赋予武汉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但应该指出的是,历史上码头文化的主体成分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以闯码头进入武汉,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仍未脱离小农意识,在讲义气、抱团儿、性情豪爽淳朴的同时,他们仍视野狭隘、不思进取、小富即安,性格弱点显而易见。

    武汉不像北京那样居高临下,也不像上海那样排外,这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无论你从哪里来,在这座城市都能找到家的感觉。

    武汉人宽容豁达,绝少排外、欺生。在这座城市,说不清谁是本地人,谁是外乡人。外来客商很容易踏上这方热土展露拳脚,在此创业、淘金、驻留,并很快溶入到这座城市之中,成为新一代的武汉人。每当他们结束一天的忙碌,悠闲地漫步于汉口江滩,望着江上落日的霞光与两岸水杉的青黄交相辉映之际,就会顿然间发现这座城市似乎少了一丝粗犷的男子气,却多出几分女子的娇柔清秀。武汉由此也就兼具了男子的刚烈和女子的温存,静静地等待抱怨和牢骚平息,然后在你和它的过眼瞬间心神交会,在一刹那间爱上这座城市。生活在江城的异乡客,正因为平凡却精彩的生活,因为丝丝缕缕的心灵相通,因为大武汉的质朴与包容,渐渐地就与这座城市难以相舍。如此,人们也就不会奇怪古汉正街百分之七十的商贾来自异乡他地。今天忙碌于汉正街一带的从业者,则近八成来自江浙及武汉周边地区。迄今,仅来自浙江温州一地的新一代武汉移民就多达17万人。

    武汉的大门似乎总是敞开的。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就是靠两通起飞,令国人刮目相看。时至今日,开放先导的口号在武汉已唱响了十几年。

    武汉人善于接纳新事物,天南海北的文化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栖身之地。在毗邻汉口江滩的沿江大道一带,我们至今仍能看到一批古建筑:从古希腊、古罗马式,到哥特式、巴洛克式,直至反映欧洲新建筑运动的作品,应有尽有,还有不少日式的矮房子。这些充满欧陆风情的建筑群,既蒙羞着一层殖民地的阴影,也浓缩着武汉人文的一种包容。

    人们常说广东的吃,上海的穿,又吃又穿在武汉。武汉融汇东南西北,故有俗具五方之说。武汉人天生就没有在家里吃早餐的习惯,所以,立于路间急匆匆地满头冒汗是一种酣畅淋漓,坐于摊前慢条斯理是另一种悠闲自在。昨天刚开张的川味香辣蟹,必定转眼就会被湖南的口味虾所替代,而不经意间水煮财鱼又成了餐桌新宠;本土的鸭脖子、牛骨头、三鲜豆皮只有招待外来客人才被偶然记起,杭帮菜、潮汕海鲜、棒棒鸡悄然已成为武汉人的新爱……武汉和美食相恋向来是喜新厌旧,一饱口福也许才是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最有滋有味、天长地久的爱情。

    漫步今日武汉三镇,可见各式餐馆林立,湘味、川味、粤式、淮扬以至日本料理、麦当劳、肯德基,都能在此扎根并且红红火火。上海、广州甚至刚在巴黎发布的时装款式,过不了几天就可能流行于武汉街头。各式咖啡馆、迪吧和好莱坞大片也深受三镇青年男女的青睐。武汉人总在追赶潮流,追求时尚。

    武汉人胸襟开阔,豪爽仗义,而不思回报。他们打响首义第一枪,却不慕名利,不居功自大,拥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的统一领导。他们至今仍在宽容大度地接纳着来自豫、皖、赣、湘、渝等贫困地区的百姓到这座城市谋生计。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是当年那些大煞武汉风景的麻木、地摊、棚户的主人。

    武汉以其特有的庞大和深沉包容了所有的抱怨和不满。在武汉的街头巷尾,你能看见的几乎都是乐天的武汉人,出租车司机甚至下岗职工都是满脸乐呵呵的笑容。如果你在武汉的街头看见了愁眉苦脸的男女,那多半不是正宗的武汉人。

    武汉人似乎早已习惯付出,有时甚至认为付出比索取更难能可贵。他们从不夸耀帮过谁,抱怨惹了谁,也不愿申辩谁也没有惹,只晓得埋头干。他们从不自傲凭了什么,更不会靠了什么,只晓得默默地去做。

    应该客观地指出,历史上码头文化的负面影响所形成的某种疏离性,也从一定程度上使这座城市缺乏一种认同感与归宿感,诸如人才、品牌、资金流散之类的抽跳现象时有发生等。江湖码头所积淀的市井文化,也使今天的武汉市民身上或多或少地残存着些许市井气息。但这些,绝非这座城市人文性质之主流。

 

 (潘世东转载于越楚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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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潘世东,十堰市政协副主席、汉江师范学院校领导、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中文系二级教授、《汉江师范学院学报》主编、汉江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十堰市社科联副主席、十堰市科协副主席、湖北省跨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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