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由来

张海勤 原创 | 2014-03-02 14:14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佛教 华勤 

  


  

  公元56年十月丙子(初四),汉朝明帝募集犯有死罪的囚徒前往度辽营。命令逃亡的罪犯赎罪,根据不同的情况,各分等级。楚王刘英带着黄色席绢和素色薄绸去见国相,说道:我虽身为藩王,辅助朝廷,但有很多罪过,且喜蒙受大恩。献上细绢薄绸,以赎我罪。国祥将此事上报朝廷,明帝下诏答复说,“楚王口念黄帝、老子的精微之言,崇尚佛家的仁爱慈悲,曾戒斋三个月,对佛立誓。有什么猜嫌和疑问,应该悔恨?把那些赎罪之物退还,赞助他以美食款待佛门弟子”。

  【原文】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附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译文】起初,明帝听说西域有一神祗,名字叫做“佛”,于是派使者前往天竺国寻求佛教道义。使者在西域找到了佛经,并带着沙门回到中原。佛经大抵以一切虚无为本,崇尚慈悲不杀生。认为人死之后,精神不灭,可以再次投胎转世,而人生前所做的善事恶事,全都会有报应。因此,提倡修炼精神,直至成“佛”。佛教善于使用恢弘博大的言词,以劝化诱导愚昧的凡夫俗子。精通佛家道义的人,成为“沙门”。于是佛教便开始在中原传播,图画佛门形像。在诸王和显贵当中,唯独楚王刘英最先喜好佛教。

  【解读】故事以楚王刘英的赎罪开始。刘英在此之前就是以崇尚佛教为主,也就是说刘英已经在修行中,说明他的此举是他对佛教虔诚的结果,明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并且肯定是符合当时社会所需,所以明帝以国家的名义派遣使者前往天竺国取经书以求道。

  “佛经以虚无为本,崇尚慈悲不杀生”。由此可见,至少从汉朝以来,中国就已经派遣使者去西域取经,且对佛教有精炼的认知。这对当时皇帝一句话就可以杀死人是极大的限制,也是明帝和楚王刘英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反思。汉朝当时崇尚八卦天象之类的迷信治国,而佛教则是以“神”为“精神载体”,警示人是永远“活”的,切勿从恶。这种“恶”在当时的中国,可能还不明显,或者说标准不一样。佛教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可能从中国的“天子”走向了“神”的意识转变。——补充,汉朝市的“意识”是判断一个人生死的重要现实依据,最高大法官就是皇帝。

  “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修炼精神,直至成佛”。从天下都是皇帝的,到神是高于皇帝的,这在当时的汉朝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毕竟到了明帝这一朝代,汉朝已经鼎盛至极后期了。从天相来判断现实社会的状况越来越不靠谱了,奉天行事的皇帝也越来越感到困惑。如果说中国的皇家思想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话,那么佛教的思想就是“上善若水”而利万物的平民或普通人教义。本质上和皇帝以仁德为民是一致的,方式和看法却截然相反。皇帝要想为民服务好,行善为民和佛教倡导的一致。有了这种交融,佛教在中国既有皇帝天下第一的权威,又有慈善于民的德化,可谓是奉天承运的最佳诠释。

  佛教善于使用恢弘博大的言词,以劝化诱导愚昧的凡夫俗子。精通佛家道义的人,成为“沙门”。佛教可以说成是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真理道义化身,一副既高于人间智慧者,又教化普通民众的形象。而佛教的弟子们又被成为“沙门”,这可以看作佛教下凡人间的化身。佛教高于皇家思想的关键在于,佛教把自己永生的思想诠释的“合情合理”,让人深信不疑,找不到反对的理由。而皇帝的“万岁”是一种“敬仰”的虚伪奉承,因为“万岁”也好,“千岁”也罢,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年岁。

  在儒家思想的皇帝权威推动下,儒家思想以类哲学的优势在封建社会大行其道;而佛教的到来,并没有冲淡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相反,使得人们对儒家思想更为至尊。因为,儒家思想更贴近中国自己的国情,佛教大多还是那种精神方面的教化。相比之下,儒家思想更接近现实,而佛教总是给人以寄托。尤其是在皇帝统治之下的社会里,佛教这种去“政治化”的思想,更不能对皇位给予维护,相比之下,佛教只能寄居于荒山野岭,并美其名曰:仙山修道之佳境。也从另外一面影射了皇帝统治下的“凡间”。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佛教更脱离现实,而儒家思想则是更贴近现实社会。简单的认为,佛教是一种需要时的寄托,不需要时佛教可能处于与现实社会相悖的状态。现实中的一些高僧大德确实让人敬仰,但是,他们众生所从事的事业是在其佛教精神指引下,一步一步从现实中锤炼出来的,可以说佛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论。至于成功,那还需要个人的长期坚持不懈。星云法师说,我这个人不喜欢反悔。——不动如山。佛教的历史之所以能够长久,其主要特点是以“脱离”现实的“精神”为主体,在现实的逼迫下,佛教尽可能的脱离现实,以更宏阔的境界、以更简练的自我,不断的解释人间琐事。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封建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封建统治下的臣民们没有言论自由的出口,又面临高压甚至是杀头的风险,这导致佛教让更多的人可以寄托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并予以寄托和诠释自己的生命意义,让落魄者满足。后期中国的社会也逐渐被佛教的教化,也就是“去皇权化”的民间人士的感悟,皇家族群纷纷尊崇佛教,这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极致有关。绝对统治下的社会,必然走向绝对民主的演变。一方面皇权必须维护,另一方仁德施政必须得以满足。传播佛教就成为中国封建皇帝施政的又一亮点,也延续了中国封建统治的时代。

  近百年来,中国进入了唯物主义时代。佛家没有指导领导阶级的具体措施,失去了尊贵的地位,虽然民间仍有人传播发扬光大佛教,但是,其作为指导人类行为的第一法则已经失去现实意义。佛教从封建社会的泊来品到发展成中国的禅宗,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从今天的社会来看,未来的佛教仍将有其一席之地,它的存在昭示着人与人之间的某种联系和共享的社会意义。

  

  【古文部分来自《资治通鉴》】

  2014-03-02*14:10于广州PH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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