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是市场经济的天然产物
作者：刘植荣
英文版《环球时报》2014年4月22日报道称，2014年3月以来，中国发生大规模（500人以上工人参加）的罢工30起。而在中国，“罢工”这个词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一样，都属于“敏感词”，尽管后者被写进宪法里，受法律保护。本文就分析罢工在中国合法吗，中国近期为什么频发罢工，中国劳工权益是怎样的，如何才能减少罢工的发生等问题。
中国进入罢工多发期
中国经营网2014年4月17发表了题为《东莞裕元鞋厂中国员工因福利问题举行罢工》的文章，东莞高埗镇裕元鞋厂有四万多名工人罢工，原因是裕元鞋厂未足额为工人购买社保。近段时间厂里工人都陆续请假去社保局查询自己的社保交费情况，发现裕元鞋厂交的社保额度不足，其中有一名老员工每月总收入3000元左右，厂里需为他交纳社保330元，但他去社保局查询到的缴费记录发现，工厂只为他每月交纳27.15元。
在东莞高埗裕元鞋厂工潮依然没有平息的情况下，江西安福县裕元鞋厂的2000名工人4月18日也开始罢工，声援高埗裕元鞋厂的工人。
分析各地发生的罢工事件，几乎都是因为工资福利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企业违反劳工法律，没按法律规定标准发放工资和提供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工人能够通过网络获取政府的各种劳工法律，劳动合同、工资制度、各种社保、公积金标准、辞退补偿等这些关乎工人切身利益的政策都有了解，如果企业不依法用工必然要激怒工人，在工会不能为工人做主的情况下，工人别无选择，只有通过罢工给企业老板点颜色瞧瞧，逼迫企业依法用工，按法律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发放工资和交纳各种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如果法律不能保护劳工权益，可以预见，劳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罢工会越来越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出现全国同行业甚至跨行业的总罢工。
罢工在中国合法
罢工自由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迁徒自由一样，被世界很多国家写入宪法，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罢工自由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54年9月20日、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和1982年12月4日通过四个宪法，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并历经1993年、1999年、2004年三次修订。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规定了“罢工自由”。
1954年宪法没规定“罢工自由”，但规定了“居住和迁徙自由”。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后来，中国法制建设几乎停顿，一些现有的法律制度也遭到破坏。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在会上大力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他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在中央高层“重人治轻法治”思想指导下，“罢工自由”入宪的进程自然也就停滞了下来。
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罢工自由”入宪，1975年宪法便有了“罢工自由”的规定。
1978年修改宪法时，仍保留了“罢工自由”。但在1982年修改宪法时取消了“罢工自由”，胡乔木在宪法修改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解释说：“由于工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罢工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罢工自由的规定不予保留。”关于居住和迁徙自由的问题，胡乔木说：“这个问题要考虑到实际不可能实现。不仅目前有困难，将来也是无法采纳的。不能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城。”
虽然现行的宪法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中国也没有任何法律禁止罢工，“法不禁即可为”，所以说，罢工在中国仍是合法的，因为它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禁止的规定。
中国于1997年加入了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8条规定：缔约各国应该保证劳动者享有罢工权。在批准时我国并没有声明不履行这一义务，这也表明，中国政府已向世界宣布“保证劳动者享有罢工权”。
为了全面实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也清理了国内法律，避免国内法律与国际法抵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1年10月27日修改了《工会法》，便增加了这一条文：“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由于中国没有罢工法律，《工会法》只能用“停工”、“怠工”代替“罢工”。这也表明，我国法律实际上是含蓄地确认了公民的罢工权利。
罢工是市场经济的天然产物
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和资本所有者是生产要素中的一对矛盾。劳资矛盾具有同一性，即工人与资本家互相依存，互为条件，谁也离不开谁。劳资矛盾更具有斗争性，工人想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而资本家就设法少给工人报酬。劳资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而劳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就有劳资矛盾，罢工是劳资矛盾斗争性的具体表现，罢工这种行为或潜在的罢工因素，一直存在于劳资矛盾统一体中。
“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客的口头禅，那么，怎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
要缩小贫富差距，就要加大劳动者分得社会财富的比例。工人阶级要想争取到更多的财富，只有组织起来。工会可以增加工人在工资集体谈判中的优势，在很多情况下逼迫资本家让步，因为如果不让步，工会就采取罢工行动，使资本家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说，罢工是工会与企业主集体协商的一张王牌，没有罢工这张王牌，所谓的“集体协商”就只能流于文字上，还是企业主说了算。
我考察过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他们的工会有力量，工会领导人在工人心目中的威望比总统还高，工会领袖一声令下，就让飞机趴窝，让火车停驶，让交通瘫痪，逼迫雇主答应劳动者要求。有一个劳动者死在劳动岗位上，全国工会罢工声援。
1937年，美国发生了4740起罢工，成为美国历史上罢工次数最多的年份。在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中，资本家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妥协，工人阶级的工资和福利水平逐步提高。1949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通用汽车公司达成协议，通用汽车公司保证工会成员的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与企业生产率同步提高，工会则保证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劳动力。这一劳资协议成为当时美国劳资谈判的范本，可以说是一项“双赢”的选择，其他工会组织纷纷效仿这一做法。1969年，美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为9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万多美元，当时，工人已经享有了很好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福利，工人阶级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当时，美国媒体经常发布各大公司工资福利排名，排名靠前的公司自然就能吸引优质劳动力，这也激励了企业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使美国工人阶层的工资水平总体较高，普通劳动者分得了GDP较大的份额。
美国工人阶级通过罢工为自己争取来的各种权益，都逐步获得法律保障，如最低工资法，公务员工资必须与私企持平法，公职人员利益回避法（谁提涨薪不给谁加薪）等等。在这些法律制度的保障下，工人的权益得到极大保障，缓和了劳资矛盾，使美国罢工锐减，1970 年为381起，1980年为187起，2010年仅为11起。
美国工人的罢工运动也推动了“新政”的提出和实施，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认为的那样：“新政”不但创建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还给予美国工人阶级更多的政治权利，结束了富人精英统治，使美国更贴近民主理想。
中国一些企业劳工权益保障不如非洲
在不少中国人的印象中，非洲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印象与我们一些媒体的误导性宣传有关。其实，非洲有32个国家的最低收入超过我们，在非洲的中资企业要从国内带劳工过去，因为在当地雇非洲人的成本要比从国内带过去的劳工成本高很多。南非职业道德研究所公布了一项针对在非中国企业的形象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在非洲人眼中，当地的中国企业呈现全方位的明显负面形象：它们不仅声誉不好、产品服务质量差，还毫无社会责任感，工资不高，也不尊重非洲员工。
根据2010年11月14日南非报纸《The Sunday Times》的报道，南非警察在开普敦和德班逮捕了16名中国员工，他们在被法院审判后将被驱逐出南非，四年内不得重新入南非。该报披露，一家中国电信公司2010年1月与南非第三大互联网运营商Cell C公司签订了29亿南非兰特（约合28亿人民币元）的合同，负责南非高速互联网建设。警方称该公司每月都组织数以百计的非法劳务人员入境。南非政府官员Patrick Craven说，从中国进口廉价劳动力，就相当于是“非法人口贩运”。根据南非警方的调查材料，在南非的中国劳工月薪只有2500南非兰特，而要雇用当地劳工则不得低于每月30000南非兰特，雇用一名南非当地劳工相当于雇用12名中国工人。
非洲一些国家虽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他们继承了殖民宗主国的法律体系，法制还是比较健全的，各国劳动法基本上承袭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立法精神，有的更是照搬条文。
非洲国家对“临时工”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并非任何工种都可以签订临时劳动合同。临时劳动合同仅适用于顶替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雇员短期离职空缺（如休病假或年假），或为紧急避险、修复雇主的工作、建筑或工厂的缺陷而实施的紧迫工作，或者是不定期地实施雇主的某部分工作。临时劳动合同在非洲很多国家有明确的期限规定，如埃塞俄比亚劳动法规定临时劳动合同期限不应超过连续45日，且不得重复签订。对应该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工种签订临时劳动合同也属于违法，如喀麦隆劳动法规定，超过3个月的工人必须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非洲的劳动法律是很人道的，不但有最低工资和各种保险要求，还对外地雇员的居住条件提出明确的规定。在喀麦隆，对来自25公里以外的雇员，雇主有义务提供住房，住房必须是家庭式的，有厨房、厕所和至少3个房间，能哺养一到两个孩子。这样做，充分考虑到了工人的家庭生活需求，是非常人性化的制度。
在非洲某些中资公司的营地里，会看到两种房子，一种是简陋的铁皮房，一种是比较漂亮的彩钢房。很多同胞会认为好房子是给中国人住的，差房子是给当地劳工住的。正好相反，当地工人要住漂亮彩钢房，中国雇员则住简陋的铁皮房里。因为对当地雇员的各项待遇丝毫不可马虎，不按照法律要求为他们提供住房，他们就会把企业告上法庭。因公司为员工提供的住房条件不好把公司告上法庭在中国罕有发生，但在非洲，这可是白纸黑字写在法律上的。
在非洲，工会组织和罢工受法律保护，企业不但不得干涉工会活动，还要为他们提供办公场所和活动经费，工会领导人在任期内不得被解雇。特别是当工人罢工时，是绝对不能采取解雇、扣发工资等惩罚性措施的，否则，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法律制裁。
非洲很多国家都规定了公司的裁员顺序，由于生产或市场原因需要裁员时，要按法律规定的裁员优先级裁员，基本原则是保护弱者，弱者最后遭裁减。企业裁员时必须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在企业中工作时间最短的员工；家庭负担轻的员工；在企业雇用期间致残的员工；工人代表或工会领导；孕妇。
笔者在喀麦隆时，一家企业把一女秘书解聘，后来法院给这家企业送来了传票，原来女秘书把这家企业告上法庭，说她怀孕了。其实这个女秘书并未结婚，公司也不知道她怀孕，但她有医院的怀孕证明。最后，这家中国公司撤销对这个女秘书的解聘决定，继续雇用。
如果工会领导组织罢工，想把这名工会领导解聘，那是很麻烦的，因为工会领导的解聘优先级在后面，这就是用法律保护工会，防止雇主对工会领导人进行打击报复。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严控公职人员涨薪
《法治晚报》2014年4月23日发文称，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十三五”规划编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体制内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只看到了GDP的“量，”没分析GDP的“质”。
中国的GDP有量，但我们的GDP的质就不敢恭维了，因为里有很多“豆腐渣”。就拿房地产来说，都是盖房子，价格都是100万元，我们的房子只有二三十年的寿命，而外国房子的寿命大都在百年以上，也就是说，我们房地产业创造的GDP至少有七成的水分。再有，把一块地皮由100万元炒到1100万元，增加的1000万元的GDP有何意义？还有，我们不计后果地硬发展，排放了大量污染，政府再拿出一大笔钱来治理污染，这样的GDP其实是负GDP，GDP越大，对百姓的危害越大，将来的经济负担越大。
我们接着看看GDP的分配。中国劳动者报酬仅占GDP的30%，其余都被政府和资本所有者拿走了。而欧洲国家从1980年以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3%以上，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甚至高达70%。
中国有7.7亿从业人员，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人社部发布的系列数据推算出，2012年中国劳动者月工资状况是：全社会就业人员工资中位数为1443元；乡村就业人员工资中位数为438元；城镇就业人员工资中位数为2515元；城镇非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565元；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3153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2396元；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3897元。
可见，中国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别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公职人员如果继续涨薪，必然加重纳税人的负担，让贫富差距更大，社会矛盾更尖锐。
中国名目繁多的“双轨制”是导致中国社会分裂的总根源，社会矛盾不是市场运作造成的，恰恰是没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是用计划经济手段计划出来的。拿工资来说，工资本应该市场化，让市场决定各行业、各职位的工资水平。可我们的公职人员和国有垄断企业并没有参照市场来制定工资标准，还是靠“红头文件”发工资，公共部门的工资每涨一次，私营部门涨十次都赶不上，这是中国工资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国家就要让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工资标准由市场调节。当一个行业的工资过高时，必然会吸引过多的应聘者，雇主便会降低这个行业的工资，以减少劳动力成本。反之，如果一个行业出现招聘难时，雇主就要提高这个行业的工资，以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应聘。政府对首次收入分配的干预，只规定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其他的就都交给市场去配置劳动力资源。
公共部门绝不能自己给自己定工资标准，而是要紧盯市场，让自己的工资标准与私营单位保持一致。例如，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甚至有法律规定：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营企业。
根据国际经验，只要做到全国从业人员的工资市场化，全社会平均工资必然会在两倍于最低工资的标准上下波动。国际上一般把全国从业人员工资中位数的40%作为贫困线，工资中位数的160%作为富裕线，收入位于贫困线和富裕线之间的群体就构成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这才是科学、合理，使社会和谐的工资制度。
由于公务员和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高出私营部门很多，导致私营部门工人有很大的落差，他们对这种不公的分配制度极为不满，再加上一些公职人员享受的免费养老、公费医疗、福利分房以及高标准的住房公积金等超国民待遇，这更让私营部门的广大劳动者心怀怨气，于是，通过罢工发泄心中的不满，主张自己的权益诉求，这也是近期罢工频发的一个原因。
工会要代表工人利益
在近年来中国发生的历次罢工事件中，几乎看不到工会的影子。而外国工人罢工，几乎都是工会组织的。我们不仅要问，中国的工会在工人维权行动中做了些什么？
2010年5月22日，本田中国公司两名组织罢工的工人被解雇了，这要是在国外就是非法解雇，工人不能因罢工遭受解雇。
我们看看我们的邻居越南。根据2010年3月24日《越南经济时报》的报道，2009年越南发生工人规模罢工事件216起。在越南，当工人与企业主发生冲突时，政府首先维护工人利益。有一家台资企业的台湾经理要体罚一名生产线上的越南工人，工人报警后，警察来了把台湾经理抓走关了两天禁闭。
中国早在2000年就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在这14年期间，有哪个工厂的工人工资是集体协商出来的？没有工会的支持，几个工人能与老板协商工资吗？你要求涨薪，好，他就把你给炒鱿鱼了。所以，要想保障工人的权益，工会必须发挥作用。
总之，我们要正确认识罢工，它是工人阶级争取和捍卫权益的有力武器。习近平同志早就指出：“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知道。”同理，工人对自己的待遇满意不满意，只有工人自己知道，我们要认真倾听工人尤其是私营部门工人的诉求，严厉打击侵占工人利益的违法行为，制定便于操作的劳工权益保障法律。社会财富分配公平了，工人对工资福利待遇满意了，罢工自然就少了，社会自然就和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