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荒原上的儒家幽灵

余英时 原创 | 2014-08-14 02:31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近几年,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热情又高涨了起来,2006年前后官方更是提出“和谐社会”口号,余英时教授认为,“大陆正在从马列正统向儒家道统逐步移形换位是一个无可掩饰的动态”。“在这个价值荒原上如何把儒家价值重新整顿起来,和现代社会系统进行有机的配合,最后使它们能进入多数人的识田之中,这实在是一个艰巨无比的大工程”,“今天提倡儒家价值的在位者和辅治者也必须先从自己做起”。

 

 

  本文摘自《余英时文集第十二卷:国学与中国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06)。

 

  今天又可以谈谈儒家在当前中国文化景况中的问题了。这是因为近几十年来,借所谓“亚洲价值”说的声势,儒家的地位在中国大陆上陡然上升了。大陆官方对儒家的态度发生变化,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近官方更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与以前“阶段斗争”的观点形成最尖锐的对照。在意识形态的统治领域内,大陆正在从马列正统向儒家道统逐步移形换位是一个无可掩饰的动态。

 

  今年夏天有一位大陆的哲学专家到普林斯顿来访谈,他属于中年一代,并且在一间著名的大学中负有领导的任务。在谈话中,他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今天我们能不能创建一个以儒学价值为主导的“宗教”,在社会上发挥近似传统时代“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这个问题来得很突然,我没有心理准备,不敢乱说,只好指出以前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困难经验,连梁启超也不肯参加。但访者的态度是十分恳切的,忧世之意,溢于言表,很引起我的同情。我因此才深切地体会到从官方到学术界,大陆上确有不少人为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担心,希望重建儒家的某些价值,以化解冲突,走向和谐与稳定。

 

  上面所说的文化新动态,还可以在许多有关“儒学”或“国学”的活动中得到印证。据我所知,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已推出了一个庞大的“儒学工程”,经费和人员都十分充足,上海复旦大学则开创了一个“国学班”,以“儒、佛、道、易”四家来塑造“卓越女性的人格魅力”,引起了网路上的纷纷议论。但是最值得注目的是国际儒学联合会最近出版的《儒学与当代文明》四卷本论文集(2005年)。国际儒联在200410月举办了一个规模极大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孔子诞辰2555年,参加会议的三百多位学者,来自世界各地。四卷所收论文共一百多篇,真是洋洋大观。其中大陆学者关怀现实的文字甚多,开幕第一篇便是“说忠孝”,其余论及“和谐”、“德治”、“民本”等等价值的,占了很大的比重。这部论文集清楚地告诉我们:大陆官方和一部分学人正在认真地努力,想把儒家价值引入当前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以挽救一切可能发生的危机。

 

  我们都知道,儒家价值在传统时代(19世纪以前)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之中,无所不在。无论我们今天怎样评价它,儒家价值维系了两千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虽屡经政治上的大变动,仍然持续不断,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套价值系统又是和传统的社会系统紧密地配合而成一难解难分的整体。中国人一向承认儒、释、道三教是三大精神支柱,但以俗世人生而言,我们终不能不承认,“儒”所占据的位置更为根本。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主要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传统的社会系统和价值系统都开始解体。所以从清末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我们看到一个剧烈的全面解体的过程,关于这一过程,我已讨论过不少,这里无法多谈。(参看我的《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现在我只想补充一个论点,在1949年以前,儒家价值虽已在一部分知识人的显意识中变成了负面的东西,但在绝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仍然起着支配他们行为的作用。这是因为“五四”毕竟只是一个文化的、知识的运动,不能强迫人人都接受“反儒家”的立场。事实上,正面起而为儒家辩护的知识人也所在多有,形成一种“信者自信,疑者自疑”的局面。这种多元价值并存而互竞的状态本是十分正常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也有“脱亚入欧”的运动,但西方价值与本土原有价值互相激荡,却走出了一条自然演化的道路。

 

  但是1949年以后,政治直接进入价值转化的过程!开始了一个有计划、有意识地全面扫除儒家价值的运动,而且一波接着一波,愈来愈激烈,至所谓“文化大革命”而登峰造极。传统中国是所谓“天高皇帝远”的状态,专制皇权只下延到县一级为止,再下面则是士、农、工、商杂处的民间社会。维系着民间社会的精神力量主要便是儒家价值,这些价值大抵是通过“士”阶层的传播而在民间社会逐渐生根成长的,先后经历了两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但从19491980年左右,经过三十年有计划、有系统地全面摧毁,民间社会已荡然无存,最多只剩下几许残骸。儒家价值则变成了“封建遗毒”,是必须彻底扫除的第一大敌,子女清算父母,夫妇之间划清政治界线,学生斗争老师等等,完全取代了孝弟、相敬如宾、尊师之类传统的价值。承担着价值世界的知识人(传统的“士”)更是古今中外最不幸的人群,中国读书人深受儒家“士可杀,不可辱”的影响,往往把个人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但统治者偏偏抓住这个致命的弱点,尽量“辱”而不“杀”。实在忍受不了而自杀的虽也不少,但绝大多数知识人却只有忍辱偷生一途。这是因为自杀被视为反抗政权的行为,罪莫大焉,必然罪及家人,特别是儿女,使他们永远为人所不齿。忍辱偷生的知识人在日以继夜的斗争、批判、检讨……之下,精神上自尊一点一滴地被剥得精光,自己也愈来愈鄙视自己。我说得这样沉痛绝非出于一时的情绪冲动。这是我最近几星期来细读十大册的《吴宓日记续编》(19491974年)的深切感受。我对19491976年中国大大小小的“运动”自觉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但读了这部详细的《日记》我才第一次好像亲临其境,尝到了知识人在这一段漫长时期中过的是什么样的屈辱不堪的日子。又由于吴宓是一位真正融化了儒家基本价值的知识人,他的《日记》中才持笔写出这些价值怎样一一被摧毁的具体过程及各种方式。其他老一辈的学人也偶有日记传世,但由于视野不同、关怀不同,因此都远不及这部记录的翔实和生动。

 

  上世纪90年代我曾读过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遭受毁灭的调查报告。调查的地区是上海附近的乡镇,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中最常用的问卷。据研究者说,不但仁义、道德、慈孝、中庸、和谐、容忍等等传统价值失去效用,而且一切宗教信仰,包括敬祖先的意识,也都在若存若亡之间,这种精神状态在各年龄层都是一样。这些价值的衰亡都发生在1949年以后,而以“文化大革命”为最重要的关键。最后研究者指出:中国正处于文化危机之中,旧的价值系统已残破不堪,但新的价值系统却未出现。(见Godwin C. Chu and Yanan Ju所著The Great wall in Ruins,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现在这个报告,得到《吴宓日记续编》的证实,便更可信赖了。

 

  1993年以后中国市场经济一天比一天活跃,大陆俨然已是经济大国。但是价值“荒原”(wasteland)或“废墟”(ruins)的状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日益暴露了出来,官商勾结和腐败的普遍化,学术界抄袭作假的风气,“一切向钱看”的心理等等都是价值荒原的明确表征。这一类不道德的行为,自不是从今天始,也不限于中国大陆。但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以前或别处有此等行为,一旦被揭发之后,当事人必感羞愧,无面目见人。今天大陆上的贪官、奸商、知识窃贼等等,不幸而被揭发,受到刑事处分,则只怨自己运气太坏或“关系”不够强大,却全无羞愧之感。这才是价值荒原的中国特色。

 

  在这个价值荒原上如何把儒家价值重新整顿起来,和现代社会系统进行有机的配合,最后使它们能进入多数人的识田之中,这实在是一个艰巨无比的大工程。价值意识毁之易而建立难,这是因为价值必须内化,成为实际行为的指南,才可以当得起“价值”两个字。否则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话语而已。顾炎武论曹操摧毁东汉的道德价值的罪过,说:“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中国变成价值荒原,其经过正与此相同。

 

  大陆官方和一部分学术界人士想恢复儒家价值,无论其动机为何,也不论其能否收效,就事论事,我还是愿意乐观其成。儒家价值最初是以“治人者”和“士”为对象的,要他们“修己”然后“治人”,最后这些价值才有机会传播到民间社会。今天提倡儒家价值的在位者和辅治者也必须先从自己做起。套用一句汉代的老话:

 

  “儒家价值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2006827

个人简介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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