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作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牛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北乡村地方宗教与社会文化。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本书原名：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1857-1942
刘大鹏是晚清一名举人，一位私塾先生。他生活在山西省太原县晋祠镇下面的一个小山村。
刘大鹏的父亲曾经中过武举，对成功立业，光耀门庭有着强烈的追求。他经营一家木材店，售卖家具和棺材，生意还算不错。他送大儿子进私塾的目的，除了掌握知识，学习本领之外，就是指望将来可以通过科举致仕，以光宗耀祖。
刘大鹏学习勤奋刻苦，但他显然不是那种天赋迥异之人。通过县试成为生员时，他已经二十二岁；又经过十六年的苦读，才通过乡试成为举人，那时他已经三十七岁。此后，两次进京参加会试，均铩羽而归。刘大鹏未能在科举道路上取得成功，有他个人天分的问题，还有其他种种客观的外在的因素，但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在这种教育之下所形成的世界观有着重要的影响。
父亲将他送进私塾，纯粹出于功利目的，成就功名，光宗耀祖。可是，对刘大鹏思想形成影响极大的私塾老师刘午阳——可能是一位比后来的刘大鹏还要迂腐还要失败的酸秀才——所教导他的却是另外一套。刘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教化，也就是灌输和学习儒家的伦理道德，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锤炼受教育者的伦理意识。刘先生强调，随着思想意识的改善和道德境界的提高，其他具有世俗功利性质的目的自然可以达到。刻意追求功利是不合适也不必要的。刘先生灌输的这一切，刘大鹏全盘接受。这是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离开私塾进入太原的书院继续学习期间，他所秉持的还是这些观念。
既然只有思想道德和观念意识才是重要的，那么读书人只要多读书多背诵多领会多自省就可以了。书法并不重要，因为那只是工具和手段；八股更不重要，那只是纯粹的形式。在圣人的时代，哪有什么八股文啊！疏于书写，荒于八股，刘大鹏实际上就放弃了科举战场上最重要的两件武器。在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形式，书法的水平，可是最重要的竞争手段。舍弃这两项武器，致使刘大鹏屡战屡败。
随着年岁的增大，作为长子的刘大鹏需要承担家庭责任。何况，在科举的道路上，还看不到任何希望。于是，刘大鹏应邀到某商人家坐馆。东家很和善，很慷慨；学生很听话，很懂事；报酬很丰富，工作很轻松。可是，刘大鹏却不喜欢教书。教书不是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成就功名，荣耀家族。他甚至厌恶教书，因为教书会耽误他的远大前程。只是因为他是长子，还是孝子，需要承担家庭责任，才不得已成为“童子王”。他喜欢引用谚语来自嘲：“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
一次次失败之后，刘大鹏似乎明白了，既要坚持正宗的儒家传统，又要迎合科举的现实需要，可能存在矛盾。在这种焦虑中，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圣人告诫他，学习的目的，只要能够使自己思想境界完善，道德水平提高就可以了。其他可以不在考虑之列。刘大鹏似乎突然明白，他之前的挫败，以及挫败之后的焦虑，只因为他企图通过学习实现相互冲突的两个目的。要使他的人生变得丰富而充实，他必须放弃某些对于他来讲不切实际的东西。既然他已经彻底信服正统的儒家学说，他就只有放弃通过学习成就功名的梦想。他以为自己已经从梦幻中醒来，因此给自己取名叫做“梦醒子”。说来真是讽刺。之前苦苦追求功名，一无所得，而他梦醒之后，打算放弃功名追求之时，却在不久之后通过了乡试，成为举人。这是读书人刘大鹏人生的最高峰。
二十世纪之初，摇摇欲坠的帝国实施新政，试图挽回历久的颓势。新政的内容，与刘大鹏在崇修书院时的老师，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等人当年的主张一致。刘大鹏内心对八股文的抵制，也受到过杨深秀的影响。在新政的推进中，科举制度被废除了。刘大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一生追求的入仕的大门被彻底关上了。对于科举制度的废止，刘大鹏应该不是那么沮丧。他对形式主义的八股文历来鄙视，因为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与正统的儒家思想并不吻合；况且，他多少年来在科举道路上的努力一直没有得到他期望的回报。自从“梦醒”之后，通过学习、思考和实践来践行儒家思想，成为他人生新的追求。这样一种追求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但刘大鹏自得其乐。因为新政的推行，刘大鹏的职业也受到了影响。新的教育模式之下，需要新的教学内容，私塾先生们的末日来了。刘大鹏也不再坐馆。在新式学堂试着呆了半个月，实在适应不了，刘大鹏决定回家种田。
世纪之初，历史急速向前推进着，而我们的主人公刘大鹏却还生活着乌托邦的古代世界，那个属于孔子、孟子及其他“子”的黄金时代。民国来了，新政继续推进着。阶级矛盾在一切领域酝酿着，深化着。阶级矛盾就是利益矛盾，同时也是文化矛盾。进步的阶级需要进步的文化为自己正名，而落后的阶级需要落后的文化来拖延历史前进的步伐。刘大鹏作为前清的举人，作为纯粹的儒家文化的践行着，同时也是腐朽落后文化的最好代表。于是，在各种利益和文化的博弈中，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明争暗斗中，置身现实世界的纷争之外的刘大鹏被选进了县议会，成为议长。满脑子的儒家思想，一身的仁义道德，不投机，不钻营，不谋私利，不败公德。刘大鹏无意在政治生活中实践儒家思想，但他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无不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因为他的正气，因为他的仁义，人们崇敬他，但也有人害怕他。实际上，在污秽不堪的政界，从来就没有刘大鹏这样天真的仁政实践者存在的空间。从来就洁身自好的这位私塾先生，也受不了官场那股乌烟瘴气。他离开官场，回到农田。
刘大鹏后来做过商人，开办煤矿。历史上，山西作为内地与俄罗斯及蒙古商品交换的通道，曾经大大受益，产生过不少富商巨贾。但是，到了近代，因为通过天津的海运具有更高的效率，陆路商道被取代，山西的商业也就衰落了。刘大鹏的父亲去世后，他们家的木材店经营也陷入困境。作为一个儒者进入商业，对刘大鹏来说也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煤矿经营需要大量资本，作为一个儒生的刘大鹏，家境不好，谈不上有什么积蓄。这时候，刘大鹏的儒家学者身份发挥了作用。在刘大鹏的家乡，他既是迂腐的儒生的形象，也是儒家完美道德的体现。因为他仁义的形象，因为孝子的风格，因为诚信的名声，刘大鹏很快筹借到接手一家煤矿所需要的款项，他的煤矿得以正式营业。在刘大鹏杜绝虚文追求务实的学习生涯中，对商业有关知识也有所涉猎，更关键的是，他以儒家的思想指导自己的经营，在实践中探索儒家思想的应用。刘大鹏的煤矿经营一直顺利。他赚了一些钱，还扩大了经营规模。不过，经商确实不是他的志趣所在，后来，他又回到了农田。
在从政、经商和务农的过程中，作为儒家学者，作为社会名流，作为乡间绅士，刘大鹏还成为民间各种纠纷的调解人和仲裁员。刘大鹏因为他的儒家思想和儒家学者形象而得到人们的认同，他也在调解过程中实践和宣扬儒家的思想观念。尽管时代在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变化，但在人际关系调节中，儒家所主张的那些与人为善，助人助己观念，还能产生影响。刘大鹏也通过这些社会活动，丰富着自己的人生，实现着自我的价值。
在开始坐馆教书的1891年，刘大鹏开始记日记。
最初的动因似乎仅仅是为了打发无聊时光，后来记日记成为他学习和自省的手段。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记日记。日记里更多的内容是对儒家经典的思考和领会，对自己行为的自省和检查。此外还记录一些生活的琐事以及对生活琐事的感慨和联想。刘大鹏的日记，也成为本书作者描绘和分析他的人生最重要的资料来源。
最初翻开此书时，我把刘大鹏想象为一个蒲松龄或者鲁迅笔下的那种酸朽的私塾先生，他们迂腐、教条、顽固、愚昧，不通世故，不讲道理。作者的描绘给我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似乎是——这是一个落伍者和失败者。
认真阅读和思考的结果，我发现，刘大鹏确实还是一个迂腐、教条的私塾先生，而且，他也确实是一个道德上的落伍者。可他是一个失败者吗？他是一个无用的人吗？似乎不能这样认为。
刘大鹏一生都秉持着儒家思想，他用他的学习和思考来领会儒家经典，用他的工作和生活来践行儒家思想。他是一个执着的思想者，是一个坚定的实践者。他与所处的时代确实格格不入，他不善变化也不愿变化，他保守、落后，因为他要恪守儒家的思想观念，因为他要实践儒家的伦理法则。他不妥协，不从众，不随波逐流，因为他有自己的定见，有自己的观念和主张。即使他是道德上的落伍者，但他所主张的那些道德却也是符合人性，符合社会的长远发展的。
作为一个有着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的人，刘大鹏的人生是丰富的，充实的。即使他所依仗的是一种落伍的思想和观念，他还是有效利用了这些思想观念的积极的因素完善着自己，造福于乡里。他为了自己及所秉持的儒家思想赢得了尊重。在这个意义上，刘大鹏并不失败。
201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