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和“萨摩亚人的成年”

赵峰 原创 | 2014-09-16 05:39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米德和“萨摩亚人的成年”

 

1925年,年轻的人类学学者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受其导师,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1858—1942)的指派,前往南太平洋的美属萨摩亚群岛,就“遗传和环境与青春期的关系研究”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研究的结果是1928年出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该书的出版,为米德赢得巨大的学术声誉,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转眼间成为一流的人类学者。之后,米德的这部著作,成为人类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经典之一。

米德所完成的,是一项关于青春期躁动和逆反现象的研究。青春期的不正常表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一种普遍而正常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不存在例外,那么可以证明是一种生物现象。如果存在例外,则说明可能存在文化或者环境的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类学者关于人的行为“先天”和“后天”的争论异常激烈,各种理论武器都用过之后,争论暂时陷入僵局。“先天”或者“后天”,也就是生物决定还是文化决定,或者基因决定还是环境决定。

米德的研究表明,萨摩亚社会是一个生活节奏很慢,人们缺乏竞争动力,人际关系冷淡,家庭关系模糊的社会。整个社会对性具有比较高的宽容度,人们对婚姻或者性关系中的忠诚持一种随意而轻松的态度。不存在压力,不存在干预,没有焦虑,没有负担,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青春期的过度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在萨摩亚,并不存在文明社会所存在的青春期问题。

在关于人类行为的文化学派与生物学派的争论陷入僵局之时,米德的研究成果对于生物学派来说是一个显著的反例,而对于急需新的攻击武器的文化学派来说则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米德的研究帮助文化学派打败了生物学派,米德由此而确立了在人类学界杰出学者的地位。

进一步考察,米德及其研究在人类学地位的形成,还有其他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关于人类行为的生物决定论,由于其后来的发展与优生学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种族主义的重要基础,于是具有某些危险的政治意涵。实际上,试图灭绝犹太人的希特勒,就是生物决定论的信奉者。由此,米德所完成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形成对生物决定论的致命打击,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对种族主义的一次狙击,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不仅在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界引起震动,在现实生活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世界兴起过性革命性自由的热潮,哲学家罗素就是这一热潮的拥护者和推动者。《萨摩亚人的成年》描绘了南太平洋上一个个性发展的圣地,一个自由性爱的天堂。米德及其著作因此受到非学术的热烈推崇。

 

考察米德的研究,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

就其结论来说,可能存在不确定的方面。如果说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是非此即彼的,不是生物因素就是文化因素,那么米德的提供的反例,否定了生物因素,也就证明了文化因素。但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也可能是既有生物因素也有文化因素,或者不仅仅是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那么,即使米德的反例成立,也不能证明文化因素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反例的存在,只是否定了生物因素的唯一性,但没有否定生物因素本身。而米德的结论,以一个特例,就否定了整个的理论。不过,在关于米德研究的后来的争论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注意。

阅读米德著作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对她的方法产生怀疑。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在其经典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中,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提出几条原则:一是生活在当地人中间三到四年;二是掌握当地语言;三是介入和实践当地的生活方式;四是保持与当地人适当的情感疏离。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就是实施这些原则的成果。

考察米德的田野工作,可以发现这些原则一条也没有得到遵守。由此,米德田野工作的质量值得怀疑。米德在萨摩亚只逗留了九个月,其间,她同时还在作一个人种学的调查。虽然一开始努力学习了一点萨摩亚语,但很短时间里根本无法掌握,所以她的调查只能依赖翻译。因为语言不通,再加上对当地风俗习惯缺乏了解,带来了后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还有,本来作为调查者是应该介入当地生活中,了解和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的,但是,米德缺乏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的勇气,她无法接受原始人简陋恶劣的生活条件,因此她一直安逸地生活在一户白人医生家里。米德倒是保持了与当地人的情感疏离,只是她从来就没有与当地人建立起情感联系。

米德到达萨摩亚之后,作了一些人口统计之类的工作。因为她没有与萨摩亚人住在一起,只能请信息员到她的住所或者当地小学校交谈。因为她同时在做人种学的调查,关于青春期问题的调查的时间就很仓促。当她向两个与她年纪相仿的萨摩亚女子了解青春期性生活问题时,因为尴尬,两人向她撒了谎。她们很轻松地将萨摩亚人的性生活描绘成轻松、活泼、随意的样子。对于米德来说,因为对当地风俗文化缺乏了解,她并不知道所听到的是谎言。但是,这正是她想听到的,正是她所需要的。听到这段话之后,米德向博厄斯作了汇报。她对自己的工作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

阅读米德的著作,感觉更多的是像一部游记,一部文学作品。作为科学著作,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同时也是干巴巴的事实纪录和描述,而不是栩栩如生的比喻,生动有趣的夸张。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却给人文学和艺术的印象。第二章《萨摩亚一日》被认为是对萨摩亚生活环境和生活模式的最生动精彩的描绘,也是米德的信奉者和崇拜者引用最多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内容,更多的是文学的艺术的诗意的描述,而不是对真实生活场景和生活节奏的真实记录和刻画。事实上,作为调查结果的内容,大多是来自道听途说,来自想象和猜测。因为语言不通,所获得信息的质量也就有限。透过米德的眼睛来看萨摩亚,感觉总是隔着一层纱。

米德实际上是在缺乏任何准备的条件下来到萨摩亚的,她有的只是一腔热情和勇气。尽管正在读人类学博士,但他缺乏田野工作经验;尽管具备一些人类学理论知识,但她对萨摩亚人并不了解,对萨摩亚的历史也没兴趣。在米德之前,关于萨摩亚人的历史文化及风俗习性,已经有大量文献可以参考,但米德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有用的信息。所以,来到萨摩亚的米德只是个走马观花的旅游者,她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更像是一部游记。

 

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如日中天,成为一流学者。米德在今天仍然是人类学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米德关于萨摩亚人青春期问题研究的问题还是逐渐暴露出来。她的田野工作的质量、她的研究方法的选择、她的研究结论,等等。米德的田野工作问题重重,说实在话,米德所做的,在本质上并不具备田野的意义。如果道听途说也是“田野”,“田野”也就失去了田野的意义了。我最近读冯珠娣的《饕餮之欲》,居然把在书斋里阅读小说也叫做田野,这实在是对“田野”的轻慢。

不过,方法的问题或者田野工作质量的问题,终究是研究态度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试图设问:研究为什么?如果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寻求知识,探索真理,研究者自然会自觉地遵循学科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工作。如果科学研究是为了实现某个实际的目的——即使是伟大的高尚的目的,比如,证明某个论点——这一论点也许切合某个学派的主张,也许切合某个党派的利益——那么,研究的任务就仅仅在于证明这个论点而已。只要能够证明,只要能够说服自己并说服别人,就能实现研究的意义。至于这种证明是否科学,这种结论是否真实,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米德所进行的,正是后一类研究。这类研究更容易取得成功,但这种成功也意味着对科学实实在在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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