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的闹剧（二）
从浙江省德清县开始的“叫魂”事件，最后引发成持续将近一年的全国性妖术大恐慌，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原因。
所谓“无风不起浪”。尽管最终证明“剪辫”或者“叫魂”不过是是一场闹剧，轰轰烈烈彻查了大半年，没有一个人被剪走了辫，也没有一个人被叫走了魂。但是，在这场恐慌和闹剧中，有的人失去了性命，有的人丢掉了官职；有的人满足了报复的心理，有的人借此实现了远大的抱负。这一场闹剧主要涉及平民、边缘人、官府和朝廷，他们在剧中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也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诉求。
如果只有最初的吴石匠、沈农夫和慈相寺和尚，修桥与迷信无关，“叫魂”也不一定扯得上“剪辫”。即使是迷信，也不一定成为恐慌。迷信发展为恐慌的关键，是平民的歇斯底里的反应，是无序的群众的“群羊效应”。当然，谣言止于智者。有文化的官员最初对剪辫或者叫魂置若罔闻。恐慌的形成需要推动力量，这种力量来自皇帝。一来，因为剪辫关乎辫子从而关乎满族人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二来，剪辫对于皇帝来说是可以利用的一种“政治罪”。于是，利用帝王的权威，乾隆推动了剪辫案的深化和发展，最终使其成为全国性的大恐慌。
最先正式登上舞台的应该是萧山的平民。四位和尚到萧山化缘，出于讨好当地人的目的，问了一个孩子的姓名，就被多疑而焦虑的村民想象成“叫魂”。什么事也没有做过，和尚们被围攻、殴打。在这个事件中，和尚被虚构成“叫魂”的妖人；进一步，“叫魂”又被具体化为剪辫。从“叫魂”到“剪辫”，不仅意味着妖术的具体化，还意味着赋予这种迷信或者妖术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也是“叫魂”能够引起皇帝的注意并最终演变成全国性大恐慌的重要因素。如果只是单纯的“叫魂”，那不过是一种普普通通的迷信。但是，一旦与剪辫联系起来，就具有了政治的意义。在满人入主中原的最初时期，头发就成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剃发与否，成为归顺还是反抗的象征。
不过，在这里，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平民们为什么会焦虑不安？为什么会制造并相信谣言？
乾隆年间，“叫魂”案发生的江南一带，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江浙地区的纺织工业品与内地的粮食贸易成为地区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伴随商品交换发展的，是人员的地区流动。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具有不平衡的特点。从江浙发达地区到内地相对落后地区的人员流动，总是伴随商品的流动，这样的流动人员不会在当地沉淀下来。另一方面，从内地落后地区向江浙地区的人员流动，很多是单纯的人口迁移，并不直接伴随商品的流动；而且，这些流入的人员往往会沉淀下来，与当地人争夺稀缺的生存资源。在人地矛盾高度紧张，资源压力异常紧迫的江浙地区，对外来人口的怀疑与对生存空间被挤压的焦虑结合在一起。
萧山剪辫案中，平民歇斯底里的过激反应，出于对孩子性命的保护。后代尤其是子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意义是延续香火。不过，在这个“叫魂”的故事中，孩子明确地具有私有财产的隐喻。也就是说，平民对孩子担忧，可以理解为对私有财产的焦虑。这种焦虑的产生并进一步被强化，与前面所述的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地区人员流动加快并加剧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关，更与封建制度下财产权的国家及法律的有效保护的缺失有关。因为生存空间被挤压，人们愈加依赖私有财产。事关生存大事，双重焦虑之下，平民们对“叫魂”格外敏感，于是产生歇斯底里的羊群冲动。
平民们因为焦虑而制造并相信谣言，这只是在这场闹剧中平民角色的一部分。更进一步，平民们在这场恐慌中利用政府的干预推波助澜，似乎可以实现某种的利益，获得某种满足。这场“叫魂”闹剧发生的时代，尽管经济发展，财富增加，但是，人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人与人之间也缺乏信任。因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因为普遍的官员腐败，因为道德底线的缺失，因为伦理观念被抛弃，人们的心态普遍低沉、阴暗。除了金钱，人们不愿意相信任何人；除了权力，人们不能依赖任何东西。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不信任甚至敌意，社会上到处是冤冤相报的例子。
而且，在一个高度专制的社会里，人们缺乏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力；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正当途径来改善自身境遇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妖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可能会具有某种权力的性质——它可以被操纵，可以被利用，可以用来伤害别人，也可以用来使自己得到某些满足或者利益。于是，妖术成为素来无权的平民手中的一种权力——尽管只是一种幻觉。孔飞力在《叫魂》中说：“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伤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于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P285）
“叫魂”闹剧中，成为迫害对象的，也就是被暴民和官府诬蔑为妖术制造者的，或者是和尚、或者是乞丐、或者是其他流浪汉。他们没有财产，没有社会关系及社会地位，他们是社会的边缘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的多余人。他们成为“叫魂”闹剧的受害者，成为妖术大恐慌中被群起而攻击的对象。
如果说在社会关系紧张，资源竞争加剧，财产保护缺失，社会信任丧失的背景下，妖术的产生及基于妖术的恐慌的泛滥有其必然性的话，处于社会边缘的和尚、乞丐和流浪汉成为被诬蔑和被迫害的对象，也有其必然性。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人口过剩是一种自然规律，实现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平衡，关键是要减少穷人的数量。在欧洲的历史上，当自然环境恶化以致食物供给成为困难的背景下，就频频出现对“巫者”的迫害。而那些因为“巫术”而被毁灭的人口，总是缺乏生产力或者生产力低下的妇女、流浪汉等等。
将和尚与“叫魂”联系起来，有着很好的理由。和尚的日常工作，似乎就是在沟通俗界与灵界，他们本来就具备实施法术的条件，因此，如果存在“叫魂”事件，将其归咎于和尚似乎名正言顺。在崇尚儒家传统的乾隆皇帝心目中，和尚这一职业的存在本来就有问题。乾隆崇尚孝道，相信并强调无后即无孝。和尚脱离社会经济生活，悖逆儒家孝道传统，为乾隆所鄙视。何况，当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尚的不务正业和寄生腐朽早就受到普遍的社会诟病。
乞丐和流浪汉被诬为妖术制造者，首先与其生活方式有关。乞丐和流浪汉总是游移不定，行踪诡秘，他们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令人厌恶，而他们同时又经常成为偷窃、抢劫等民事案件的制造者，这使他们的社会形象卑贱、可恶而又恐怖。乞丐和流浪汉成为“叫魂”闹剧中的受害者，还与他们的行为方式的另一方面有关。乞丐和流浪汉不仅由于生活环境所迫衣着破烂，肮脏，令人厌恶；而且，由于在民间的丧葬活动中，很多情况下会请乞丐和流浪汉参与某些过程，例如挖坑和抬杠，因此，他们经常被视为被死亡污染了的群体。这一想象，也有助于将“叫魂”与乞丐和流浪汉联系在一起。
和尚、乞丐和流浪汉成为“叫魂”闹剧中当然的受害者和替罪羊，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他们没有财产，没有社会关系，缺乏社会关照和社会保护。在他们受迫害的时候，没有朋友同情他们，没有亲人维护他们，没有法律保护他们。如果说诬蔑和迫害会面临成本问题的话，将对象确定为这些社会边缘人是成本最低的。
平民们歇斯底里制造的“叫魂”闹剧，一开始是群体的无意识冲动。这种基于焦虑的冲动对于缓解焦虑是否有用无法判定，对于“权力的幻觉”带来的自我满足是否实现也无法确认。不过，对于皇帝来说，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利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机会。
“叫魂”本身无关紧要。在山高皇帝远的农村，随时随处都有魂魄丢失的事件，也随时随处有叫魂的事件。但是，一旦将叫魂或者妖术与头发联系起来，问题就上升到国家层面，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满清统治的合法性标志之一，是通过剃发实现的。因为剃发关系到归顺和反抗，满清政府与内地汉人保守主义者之间已经有过长期的较量。这种较量是通过血腥的屠杀而完成的。但是，作为一个外来民族，满清政府，包括处于封建社会巅峰时代的乾隆，对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还存在不自信，还存在忧虑。正是这种忧虑，使乾隆格外关注与头发有关，从而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事件和案件。“叫魂”作为一种巫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采取了剪辫的方式。叫魂本身仅仅是一种妖术，而剪辫则可能成为颠覆政权的一种巫术。因此，当乾隆了解到地方政府对叫魂事件掉以轻心的时候，他愤怒了。
乾隆的忧虑还来自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族人要顺利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统治，学习汉族文化，实现满汉融合是必要前提。实际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融合，满汉关系无论从官府还是从地方来看，都大有改善。但是，满汉融合也是乾隆心里的一个隐痛。乾隆及之前历代皇帝内心都存在这样一种紧张，既要实现满汉融合，学习和应用汉族文化，又要保持满族勇猛威武，能武善战的作风。一个多世纪以来，习用儒家文化及实施汉地政治及接受汉族风俗的结果，乾隆发现，似乎是满族消失了。满族官员及其他上层人物，越来越熟练于儒家文化及汉族习俗，对满语的掌握却越来越差。曾经马上夺得天下的民族，越来越适应诗词歌赋和欢场应酬，对骑马打仗却表现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畏惧，越来越不适应。
对叫魂及剪辫案爆发的江南，乾隆的心态非常矛盾。那里号称汉族文化的核心，也是历朝历代人才辈出的地区。可是，在乾隆看来，那里也是帝国最腐败的地区，甚至是帝国腐败的策源地。吏治的腐败，是历代皇帝很头疼的问题，而在乾隆看来，江南一带，正是吏治腐败的典型。高级官吏徇私枉法，拉帮结伙；一般官吏穷奢极欲，贪赃枉法。行政效率极端低下，官员们以自身利益为重，不顾百姓死活，也不管国家安危。官员们越来越沉溺于享受，越来越没有追求，越来越没有国家责任和民族意识。剪辫案一开始地方政府的隐瞒和拖延，就是吏治腐败的集中体现。
借由“叫魂”案整顿吏治，成为乾隆的一个施政策略。通过督促地方官员清剿妖孽，一来可以肃清对满清统治的种种不满，断绝顽固分子颠覆政权的幻想，二来可以清除部分腐败堕落的官员，实现吏治的清明。这是乾隆打的如意算盘。乾隆的如意算盘最终部分实现了。但是，这是以若干条无辜性命的丧失为代价的。
“叫魂”闹剧中，角色颇为尴尬的是各级官吏。
萧山事件成为催化妖术恐慌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这个过程中，初级小吏的作用很关键。最初民众的焦虑和恐慌只是将几个和尚围殴并绑架，但事情还没有闹到必须进入司法程序的地步。一个蔡姓衙役看到了这当中的获利机会，向和尚索取好处费，并威胁如果不从将司法从事。和尚既贫困又不开通，拒绝了衙役的无理要求。于是，蔡衙役鬼迷心窍地制造了剪辫的假象，栽赃陷害和尚。在往后各地一连串的“剪辫”事件，最初都是出自民众歇斯底里的极端反应，本来是莫须有的事情，只是因为有了下级政府官员及衙役的严刑逼供，才做成实际的案件。最终，这些试图从中谋取利益的小吏并没有实现其企图。那些被迫害的社会边缘人，本来就穷得叮当响，向他们榨取钱财，真的是缘木求鱼。
地方高级官员对剪辫及妖术一开始并不放在心上。一方面，这些通过科举而进入官员系列的人，也算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很难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再说，就官员的从政经验而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般的叫魂上不了台面，不用理会；而剪辫，因为关乎意识形态，实在是敏感得危险的事情，最好还是隐瞒，回避，盖子能盖多久就盖多久。
最终盖子还是被揭开了。皇帝盛怒。心性灵活的官员未及考虑自己的立场，立即行动起来。毕竟，作为政府官员，他的顶戴也是皇帝给予的，皇帝能给予，也能褫夺。最好还是仔细斟酌一下皇帝的意图。看来皇帝是要将剪辫办成一个大案，以彻底打击那些心怀不轨的顽固分子。索性积极一些，面拉得大一些，网撒的开一些。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剪辫案中灵活而积极的山东巡抚富尼汉就属于这样的投机者。
当然也有成竹在胸从而不是那么慌乱的官员。他们并不没有积极配合皇帝的要求，没有牵强附会制造事端，没有刑讯逼供制造冤案。他们在按部就班地做着一直以来在做的那些关于民生、关于教化、关于救济的事务。也正是因为这些官员对叫魂恐慌的懈怠态度，恐慌才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谣言止于智者，恐慌也这样。中央政府还是有心性明了的大臣。大学士刘统勋审理此案的结果是，剪辫案纯粹是一出子虚乌有的闹剧。皇帝发了一道含义模糊的诏书，谴责了某些地方官员。此案就此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