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私下谈话录选粹

鲁迅私下谈话录选粹

小引

还是好几年前，从网络上读到吴作桥汇集的鲁迅私下与众多人的谈话录，觉得很好。

这些谈话录也有其自身局限。几乎难以避免的缺陷是，其中的大多数整理出来的鲁迅谈话录，有或多或少的失真成分。原因是：（1）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并非是现场录音后整理而成；（2）当事人的记忆难免有失真，有些属于事隔多年后的回忆更是如此；（3）有不少谈话内容与鲁迅已发表的文章相似度很高，本也合乎情理，却不能排除其中有的是回忆者参酌了鲁迅的相关文章。

吴作桥汇集的近19万字的鲁迅私下谈话录中，依我看，价值最大的当属出版的鲁迅著作中没有涉及或很少论述的见解。其中的精彩见解，可以说，回忆者即使事后想自造出来再塞到鲁迅名下，也无如此真本领。但鲁迅在私下谈话中就说过：“我说的话已经都写在纸上了，你们总有机会见到的。如果说一个人说的话比写出来的文章还要好，恐怕没有那回事吧!”我想，这是确实的。既然如此，鲁迅的私下谈话录中又怎会有文章中也难见到的精彩之作呢？这是因为，有的内容或是当时认为无必要公之于世，例如，鲁迅对光复会兴中会的回忆，那时就不大会引起人们关注，现今回过头来看，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又如，鲁迅对陶潜、李白、杜甫等古代文人的评价虽仅寥寥数语，却异常警辟，只是因为尽管鲁迅一直想做一部中国文学史，却终究未能如愿。再如，鲁迅谈话中对日本的观察何等深刻精彩，但有些话至少那时未必会被人看重。至于鲁迅对斯大林大清洗早期就提出的疑问，难能可贵显而易见，但很明白，此种疑问当时既不具备深入分析的条件，文章形式不会见到可想而知，可贵之处却正在于鲁迅还未有明确结论的疑问的提出。

所以，我选择了约2万2千字的鲁迅私下谈话录，以供同好。为便于阅读，我又作了分类，并加了几个小标题：一、反清革命；二、抗日救亡；三、文学艺术；四、剖析社会；五、文学与政治。总题称之为“选粹”也只是相对而言，例如，鲁迅关于自己早期经历的饶有趣味的谈话，在此是割爱了。

另外，我核对了小部分登载鲁迅有关谈话的书籍，以为吴作桥并未汇集的一些谈话也很好，有的也纳入选粹中。

戴英马2012/10/1

一、反清革命

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

·与胡风的谈话，录自胡风《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文刊《群众》8卷18期。

光复会非失败不可，它可以说连够得上政纲的政纲都没有!我可是就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回忆鲁迅》。

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过去光复会和同盟会一直对立斗争，同盟会杀过光复会的人，现在国民党里有很多同盟会的人，如果明确说自已参加过光复会，说不定现在还会受到迫害。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在前清末年，我们从事反满革命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认为自己是“为民前驱”的。但我们实在很单纯，以为只要赶出满洲人就是。无论皇帝，无论什么，只要汉人来做就是了。的确是单纯的说不上什么理想，却是一股热情。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但根源也就在此，富国强兵也罢，共和政体也罢，首先是要推倒异族的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所以，用来宣传革命的也都是明末遗民的著作，可以说只是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事情自然不是这么简单，现在看来就很清楚了。我自己是接近光复会的，光复会的人们就都这么简单的，他们没有明确的政纲……

兴中会就不同些。他们和华侨有关系。华侨的有钱的人是要一个便利他们做生意，能够在南洋保护他们发展的政府，倒不一定非汉人做皇帝不可。……这和光复会的领袖是浙江人，兴中会的领袖是广东人都有关系的罢。我们光复会人反对满人是要反对到底的，可以说是更农民式的。但兴中会，有政纲，并且很圆通，所以吸收的人就是复杂、广泛。

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那根本是在于异族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要推倒它，但各种人的要求又各自不同。……从事革命的也多是读书人，即所谓知识分子，也从事组织和运动各种会党，甚至运动土匪。……但各自代表的利害和观念——不是地主阶级，就是商人阶级——是决定实际问题的，所以辛亥革命意外地成功得快，立即就又妥协了……

说到那时读书人的理想之类，有一部分人可以说是复古派，譬如说，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恢复“汉官威仪”，回复明宋以至唐汉的旧制；这些可说是士大夫中的复古的理想派。他们后来是幻灭灰心了。另外想从西洋和日本学习富国强兵的道理的，也仍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思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能从欧洲的科学思想出发，看到民族的根本的病源，如慑于天演的法则，想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以谋国民的精神的改造开始——虽然在现在看来这是不正确了——如我自己，以及想彻底地采用欧洲现代的法制的革新派，自然是极少数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秋瑾是被人拍手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版《许广平文集》。

秋瑾姑娘很能干，有话当面说，语气很坚决，不转弯抹角，所以有不少人怕她。她爱唱歌，好合群，性格爽朗，而且善豪饮，讲话精辟，又热心公益。所以很多人欢喜和她接近。虽然秋瑾姑娘生得很秀气，但人品很高，所以大家都不敢在她面前讲浮话。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马蹄疾著，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鲁迅生活中的女性》。

二、抗日救亡

从学生自发的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处掀起彭湃的浪潮这一个现实中，的确可以看出，随着帝国主义者加紧的进攻，汉奸政权加速的出卖民族，出卖国土，民族危机的深重，中华民族中大多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已经醒觉的奋起，挥舞着万众的铁拳，来摧毁敌人所给予我们这半殖民地的枷锁了!学生特别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感觉最敏锐的前哨战士，因此他们所自发的救亡运动，不难影响到全国，甚至影响到目前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点的全世界。再从这次各处学生运动所表现的种种事实来看，他们已经能够很清楚的认识横梗在民族解放斗争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敌人，他们也知道深入下层，体验他们所需要体验的生活，组织农民工人，加紧推动这些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军。在行动方面，譬如组织的严密，遵守集团的纪律，优越战术的运用，也能够在冰天雪地中，自己动手铺设起被汉奸拆掉的铁轨，自动驾驶火车前进，这一切，都证明这次学生运动(指“一二·九”学生运动引发的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编者），比较以前进步得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缺憾和错误，自然还是有的，艰苦的克服下去，同时要保障过去的胜利，也只有再进一步的斗争下去；在斗争的过程中，才可以充实自己的力量，学习一切有效的战术。

·与芬君的谈话，录自芬君《鲁迅访问记》(据作者称，此文付印前经鲁迅校阅/编者），文刊登太编上海长江书店1936年11月初版《鲁迅访问记》。

(一个高等日本人)他向我解释说：日本的夺取东三省实在是出于无奈。他说：日本国是岛国，四面环海的，人民住在上面，觉得很安全。这样生活的人，一旦到了大陆上就感觉得不安全了，因为邻近有了别国的人民，便要感受到危胁，所以非把这块地方也一并占领下来不可的。因为非如此不能感觉到安全。这是日本人的侵掠的解释。但是这一块地方打下来以后，又接连到别一块地方了，照那个高等日本人的语气，自然还要再侵掠，一直到四面没有人迹的大海或其他人类不容易越过的天然障碍为止。不过他说他们的军事行动是出于无奈，但这一无奈，使邻近的别民族的人，觉得没有力量而无地容身。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关于鲁迅的片断回忆》，文刊1945年10月20日上海《新文化》半月刊创刊号。

“一·二八”的战事将发生时，上海发起过几个抗日团体，如“抗日十人团”等等。开战的第二三天，日军说有中国便衣队混在他的战线后方作战了，遂四出搜查，稍有嫌疑的即被捕去，许多许多工人及学生因此被杀。这三个抗日英雄里的一个，是一个抗日组织的大队长。但虽名队长他却是文的，据说像是青年学生的一个人。因为搜查时搜出一本记事簿那样的簿子，上面写着抗日者的姓名，他的名字也在内，并且注明是大队长，因此知道的。他遂被捉到日本司令部去，地点就在北四川路底。他被审问时，神色非常从容而自然，毫不惊慌，但不说话，问他不答，由翻译译给他听，他像没有听见的样子，总之不做一声，直到死掉，不发一句言语。据那时候日本人的批评，认为这种态度，极其难能，因为少有人能够这样拒绝不答的。

还有一个是十九路军的小军官，据云穿了便衣往北四川路一带行走，后日本便衣队之类觉得可疑，被捉住搜查，搜出“出营证”，于是确定他是军人。在司令部里迫他招供，叫他说出十九路军作战情形，他不肯，遂被打得昏过去七次，到死，他没有叫唤一声。不但如此，据说他只咬紧牙关，连鼻子里哼也不哼一声。

还有一个是出人意外的大胆、镇定而灵敏的青年。据说一天晚上，北四川路的日本司令部枪毙一批人，那青年便是其中的一人。其时司令部的房子还没有改造过，中间是洋房，四周有空地，外面围着矮的砖头围墙，枪毙的时候，当然有兵看守住的，可是数了一数尸体却缺了一个，仔细检查，有一条打着结的领带丢在地上。于是日兵才回忆起来，先时曾捕来一个青年，身穿洋服，因为找不着绳子，就把他的领带解下来，缚住双手。虽然缚得紧紧的，但领带丝绸做的，究竟有点滑性，因此他把带扭松，滑脱，乘敌兵注意集中在打死人们之际，转身爬过后面的矮墙走掉了。据批评的人说：普通人在决定被杀的时候多少总有点惊慌，脑中不大会再想计划了的。现在那青年的头脑这样灵活清楚，手脚又如此轻捷，竟能在同伴被抢杀的时候，他安然走掉了，看守的士兵也不觉得。所以说这是少有的事情，这样的人无疑的是英雄。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鲁迅先生口中的抗日英雄》，文收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周建人文选》。

日本人缺少幽默感，想法单纯而好发火。这是性子急的原故。

·与儿岛亨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还是问你们吧(指几个日本学生问鲁迅：中国人为什么排日/编者）。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比中国人懂得多。中国人向来是很良善的，被压迫惯了的。今天为什么要起来反抗呢?——正因为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动有损中国人的自尊心!

·与几个日本学生的谈话，录自白危《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转自刘一新《真的声音，美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那可不行。这(指野口米次郎指出把中国交日本管，中国人可能会幸福/编者）在日本看来即使很有利，但对中国却是绝无好处的。我们的事，要由我们自己来做。

·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日本人是聪明的，并善于模仿别人，对比之下，中国人好像愚笨似的，但中国人却具有创造精神。

·与儿岛亨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一天，鲁迅与周建人一起去上海大戏院看一记录片。片中出现中国饿死人的镜头，听到台下日本女人们的鼓掌声、喝彩声；片中出现粮食运抵灾区的镜头，台下悄无声息)……别人饿死就这么高兴，别人有面粉吃，便不高兴了。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关于鲁迅的片断回忆》，文刊1945年10月20日上海《新文化》半月刊创刊号。

所谓的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合作(指室伏对胡适说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合作共创东方文明的说法/编者），无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日本的知识分子，不是都还没有公开地发表过什么意见吗?尽管日本的新闻界谈了些什么，但其中重要之点是变成了“伏”字。不变成伏字，就会抹杀自己的良心，歪曲自己的思想，隐瞒自己的主张，这样才能实现中日知识分子的合作吧。我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因为也变成伏字了。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陆奘场译《紧邻鲁迅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日本想用所谓的“亚细亚主义”一词，来与中国取得一致。但是，日本用军队来维持中国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日本的奴隶了。我想，日本打出“亚细亚主义”的幌子，也只是日本的一部分人的想法，这并不是日本人民说的话。

日本人也与中国人一样，不能自由地说话吧?即使对“亚细亚主义”，日本的人民与中国的人民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想法接近。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出路来!

·与圆谷弘的谈话，录自圆谷弘《与鲁迅谈话》，文收圆谷弘著，1936年9月东京有斐阁版《中国社会的测量》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蔡鹤卿(元培)和何阆仙(琪)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竟也袒日而抑俄，这事太无远见。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邻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爱罗先珂因为是诗人，所以他特别敏感，记得他第二次到中国来时，北京大学请他来教书。据爱罗先珂讲：中国人与日本人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不同处，是日本人对于事理的呆板与冷酷。而中国人则洋溢着很厚的人情味。其证据是：当他——爱罗先珂——在日本登岸时，遭受了日本官厅的拒绝。因此，日本警察对爱罗先珂搜察了他的身体与行囊，还给了他难堪的污辱，他在中国虽也遭警察的检查，但警察却对他一点没有横暴的行为。而警察自己，还在一旁咕噜着：他是个瞎子呀，我们也太那个了。因此，爱罗先珂断定：中国人只要觉醒起来，很容易得到助力，因为中国人能以同情给人。至日本，那只有到处碰钉子。因为日本人眼中，已没有别的人类存在了。这是爱罗先珂思想上的敏感。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三、文学艺术

比较起来，我还是关于农民，知道得多一点。要写，我也只能写农民，我回绍兴去。其实，现在回绍兴去，同农民接近也不容易了，他们要以不同的眼光看我，将我看成他们之外的一种人，这样，就不是什么真情都肯吐露的。

现在的产业工人里，我没有一个朋友。我不熟悉他们的生活，不熟悉他们的脾气。单以街头上看见的去写，是不行的。像外国的作家，根据材料和调查去写，也许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能用的办法，我们还是不行的。写报告文学可以如此做，要创作我总以为不好办。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指吴敬梓/编者）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的深刻。不能写整个的，我就捡一点来写。

·与张宗祥的谈话，录自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孙伏园问《孔乙己》的好处)

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的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曾秋士(孙伏园)《关于鲁迅先生》，文刊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

(孙伏园一次问先生，在他作的小说中他最喜欢哪一篇)

是《孔乙己》。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著，1942年4月作家书屋版《鲁迅先生二三事》。

(孔乙己)也实有其人，此人姓孟，常在咸亨酒店喝酒，人们都叫他“孟夫子”。

(我)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著，作家书屋1942年4月版《鲁迅先生二三事》。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谈〈药〉——纪念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0日(北平)《民间》半月刊第3卷第13期。

我写《阿Q正传》，原是想通过阿Q的形象，指出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和坏脾气来。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呐喊分析》，文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说不尽的阿Q》。

(斯诺问：“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

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走向起点的旅行》，文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说不尽的阿Q》。

我是真的遇见了那件事，当时没想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洋车夫，竟有那样崇高的品德，他确实使我受了深刻的教育，才写那篇东西的(指《一件小事》/编者）。

·与孙席珍的谈话，录自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文收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你可拿去(指《域外小说集》/编者）送送人。我译的很不好，词不达意，没有文气。我虽然喜欢文学，而文章写不好，所以不大敢写。

(祝静远说：“先生为什么如此谦逊!”)我对你是用不着谦逊的。

·与祝静远的谈话，录自祝静远《回忆鲁迅先生》，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96年编印《乡友忆鲁迅》。

不能因为我现在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就把我的“五四”时期前后的作品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小说。说我是杰出的农民作家也许还是可以的，但还不能说我是无产阶级作家。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卞立强译《鲁迅传》，原文刊日本1932年4月特别号《改造》，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写不出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品。我只能算是左翼方面的一个人。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说我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并不高兴。高尔基只有苏联的才是真的。被人家说成是中国的高尔基，其实就是说不如真的高尔基。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鲁迅。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卞立强译《内山完造〈花甲录〉中有关鲁迅的资料》，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红楼梦》写的主要是大人的事，文字比较深。年纪小，初小程度的孩子，估计看不懂，没有兴趣，容易造成看书半途而废等坏习惯。还是等太师母有空时，请她老人家讲几段比较好。小学生要看大部头小说，以先看《西游记》、《三国演义》这类书为妥，这些书写得生动有趣，文字也浅近，容易看懂。

你们要看小说，还是看《桃色的云》等儿童读物比较合适。这是翻译的书，总不免讲些外国的风物、习俗。中国儿童读物实在太少了。

·与愈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启人感。

·回答章太炎的提问，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浮光掠影，也是好的。只问所浮的光所掠的影，是否从实际生活和自身体验中来?如果是的，那就是文学。

·与祝静远的谈话，录自祝静远《回忆鲁迅先生》，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编印《乡友忆鲁迅》。

和权力提携，或由权力的庇护而产生的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被旧道德所支配的思想，是产生不出永远的艺术的。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的死》，文刊1936年1月21—22日《日日新闻》。

我约略地想了一下，几乎世界上的大作家，取的题目都是随随便便的。就是说，文章的好坏，和题目的好坏，关系并不大。换句话说，越是那些写不好文章的人，题目倒往往是古里古怪的。

·与魏金枝的谈话，录自魏金枝《有关鲁迅先生的几件旧事》，文刊1956年第20号《中国青年》。

创作应该是艰苦的，不断的坚韧去做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走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嚷嚷，如果扰囔得太厉害了，也只待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竟停下脚步，或竟转过身去，用力和它们扑打，那你已失败了。因了你至少在这时间已停滞了!你应该立刻拿起你的笔来。

·与周文的谈话，录自郑育之《鲁迅怎样培养周文》，文刊1979年第1期《战地增刊》。

我现在被人请求出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我的几位年青的朋友还坚要我做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我要是真装做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那就幼稚可笑了。我的根子是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学者生活中。我不相信中国的知识青年，没有对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体验，便能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文学。创作必须来源自经验，而不是来自理论。

·在上海荷兰西餐馆为庆祝自己50寿辰向朋友们的一席谈，录自戈宝权《鲁迅和史沫特莱的革命友谊》，文刊1976年第3期《革命文物》。

啊，是这样的，璇卿是这样的!璇卿是一向爱看旧戏的么?这样一气呵成，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早就积累了素材，甚至已经有了初步的腹稿；那天晚上的看戏，只是最后的促成。写文章总要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才能写得深刻，生动；绘画也要这样，有功夫的艺术家大概都是这样的。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鲁迅和陶元庆》。

不拘是创作是翻译或校对都要十分精细，别无“诀门”。

无论创作是长篇或短篇，那怕三言两语的短文，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思想，而能使思想充分表达的便是“忍耐”，只有忍耐，才能对问题和材料有周详的思考和观察，因技术是需要忍耐才能练习纯熟的，认识是需要忍耐才能锻炼敏锐的；只有忍耐，观察才能由皮肤更深地挖到血肉里边去，也只有忍耐才能使浮在意识中的字句，得到恰到好处的适宜运用在人物的动作上、在背景和感情的表现上，没有作者深切忍耐的观察，人物自身便会现出二重或多重人格的分裂现象。更厉害的，作者如果缺少了深切忍耐的功夫，不是人物逃出了作者所要把握的范围，便是许多人物因作者的复杂经验而互相对立起来，比辜鸿铭来北大讲皇恩更使人觉着不调和，这就是各个人物因处置的不得当，各人都在干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与全场无关。这样，一篇作品的全景便因一句或一字，而使人感着灭裂，文字虽是小的缺点，但却有大作用。

·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载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你那首“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接着还说什么“胆寒”，一个反封建的恋爱诗人，还不够大胆，可见封建礼教在人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道学家说你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莱；中国文坛还很幼稚，提出歌德和雪莱，要求太高了，谁能比得上呢?青年人有写恋爱诗的权利，你是放情地唱恋爱诗的人，《蕙的风》出版后，怎么就不唱了?”

·1925年8月26日与汪静之的谈话，录自汪静之《鲁迅——莳花的园丁》，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现在中国新兴的作家，使我不得不惊奇。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从天上落到上海滩的，不在地上生根，没有生活经验。他们是中国人，但是却不看中国一眼，更恶劣的倾向是，他们不了解中国。所以他们没有个性，他们的作品也没有真实感。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陆晓燕译《紧邻鲁迅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14)。

《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司马相如不单有文采，还会讲恋爱。在汉朝，文学家能讲恋爱，就很有胆量。

·与刘大杰的谈话，录自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文刊1988年第2期《人物》：《鲁迅谈杜甫、李白、陶潜等》。

杜甫的律诗，后人还可模拟，他的古体内容深厚，风力高昂，是不许人模拟的。

何以对古人要求这样多：杜甫的诗好，文章也就不行，而且嵇康也死得很早。

·与刘大杰的谈话，录自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转自1988年第2期《人物》：《鲁迅谈杜甫、李白、陶潜等》。

杜甫的诗好，文章不行。……他的《北征》就远在韩愈的《南山》之上。韩愈用力学他，差得远。

·与刘大杰的谈话，录自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转自1988年第2期《人物》：《鲁迅谈杜甫、李白、陶潜等》。

这很难说。陶潜、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头等人物。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与刘大杰的谈话，录自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转自1988年第2期《人物》：《鲁迅谈杜甫、李白、陶潜等》。

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以玄宗之明，那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做收场。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郁达夫《历史小说论》，文刊1926年4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

在《长恨歌》上有这样的四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白居易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热烈相爱的情况。我对于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明智的玄宗看透了杨贵妃和安禄山的关系，对她不免有厌倦的心情，所以七夕姑且敷衍她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意思是说今生的爱情算完了，只得期待来生。何以见得呢?后来安禄山造反，玄宗走到马嵬坡，六军不发，要求杀杨贵妃，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宛转蛾眉马前死”了!如果唐玄宗还爱她，能不全力保护她吗?说不定还是他暗杀她哩……

·1927年8月20日在住处与何春才等的谈话，录自何春才《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关于知识分子，我是能够写的(指鲁迅想写的一部取材于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编者）。而且关于前两代(指像章太炎那一代和他自己那一代/编者），我不写，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衰落写起，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分量可不小，……可以打破过去的成例的，即可以一边叙述一边议论，自由说话。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想在纷扰中寻出几年的闲静来，从新的理解角度去写中国文学史，编一套完整的汉唐石刻摹拓本，最重要的是想写一大本回忆录，内容包括现代中国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史实。

我要写的回忆录对于今天的中国儿童，会成为一本珍贵的书，因为他们没有可能看见旧中国。

像这样一本书定会冒犯许多“大人物”的。当我的这本书付印时，不知道我的脑袋会在哪里。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莘农(姚克)作，许佩云译《鲁迅：他的生平和作品》，英文原刊1936年11月《天下月刊》，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

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是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甚么。

·与许寿棠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何苦(指瞿秋白/编者）的文章，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秋白杂文)尖锐，明白，真有才华，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转自朱正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正误》。

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我国的青铜器与汉画像石，画像砖上的人物描写生动，纹样流美，值得终生研究。

·与钱君、陶元庆的谈话，录自钱君《九十方知我无知》，转自1994年第11期《鲁迅研究月刊》《鲁迅的教诲》一文。

四、剖析社会

有一天，我(俞芳原文此处为“鲁迅先生”，下同，不另注/编者)坐人力车从教育部回绍兴会馆，不慎把钱夹落在车上。当时我和人力车工人都没有发觉。下车后，我走进会馆，这位人力车工人在车上发现了钱夹，认定是我丢的，就急急忙忙跑进会馆把钱夹送还给我，并一再要我当面点一点，有没有少东西。我非常感激，因为这里面除钱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稿。我就拿出一元钱酬谢他。起先他不肯收，再三推却，最后我好容易说服了他，他才收下，称谢而去。他需要钱，但拾金不昧，这是何等的可贵的品德。这个钱夹如果被慈禧太后拾到，恐怕早就落到她的腰包里去了。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二秃子(鲁迅住在西三条21号时，常拉鲁迅的一位人力车夫/编者)那种负责态度真是少有的。那天跌跤，是地上结了冰，路滑的缘故(一次鲁迅乘二秃子的车，因路滑，二秃子摔了跤，他和鲁迅都受了伤/编者)，这不能怪二秃子，况且他的伤势远比我重，出事后，还亲自把我送到家里，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

·与潘妈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事情发生在十二月里的一天，寒冬腊月，又逢下雪，下班的时候，雪下得更大了，我(俞芳原文为“鲁迅先生”，下同，不另注/编者)乘坐人力车回绍兴会馆去，一路上呼啸着的大风，夹着鹅毛大雪，扑天盖地袭来。好冷啊，这时我身上穿着棉袍，还感到寒气难挡。可是突然发现拉着我在寒风大雪中挣扎前进的那位人力车工人，却衣着单薄，特别是下身只穿着单裤。这样寒冷的天气，单裤怎么能够挡得住呢?到了会馆，我问这位人力车工人：“这么冷的天气，你为什么不穿棉裤呢?“人力车工人回答说：”先生，生活艰难哪，吃都顾不上，哪有钱买棉裤呢?“我理解他的艰难，付了车费外，又特地送给这位人力车工人一元钱，再三叮嘱他，买条棉裤穿；并且告诉他，这样下去，腿关节要冻坏的。第二天，积雪未化，寒气逼人，气温更低了。我下班后，就到教育部门口注意观察，出乎意料之外，我发现站在门口寻生意的人力车工人，几乎都是穿着单裤的。我想(原文为“感慨地说”/编者）：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单靠个人的同情和帮助是不行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改革实在是难；无论泥水活和木匠，都总是要依他们老法子做。我是大半托人代办的，不好意思多说，自然只好将就点。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文刊1940年10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半月刊第31期。

我说的话已经都写在纸上了，你们总有机会见到的。如果说一个人说的话比写出来的文章还要好，恐怕没有那回事吧!

·1932年11月27日在北师演讲与不愿散去学生们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儿子和女儿都是父母的血统，没有儿子不必找个男孩继嗣。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回忆大哥鲁迅》。

我怀疑过自己，怀疑过中国和中国人，怀疑过人类为之而奋斗的一切事物的价值。

我曾是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后来，我逐渐发现了自己，渐渐地对自己的怀疑产生了怀疑。

那是一种不能调和的矛盾状态。否定之否定是肯定，于是，我学会以比较乐观的观点看待生活了。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作佩云译，《鲁迅——白话大师》，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一见到虚伪，卑污，和其他令人作呕的世态时，心里的悲愤便觉得非吐不快。有些个人代表或一种世态，骂他并不出于私怨，只是借此批一批社会的嘴巴罢了；社会是冥顽的。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现在中国幼稚的青年们，一点都不怕死，而且好像还希望死，但我说这是不好的。容易的想到死的人，是不能搞真正的运动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要思索，要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千万万毫无生气的村庄去走一走，先拜访拜访那些将军，再去看看他们的受害者。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实际存在的事物。要为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工作。但是要永远思索和研究。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佩云译《鲁迅——白话大师》，文刊1935年1月美国《亚洲》杂志，转自《鲁迅研究动态》第4辑。

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了，也不要紧。第二，我们要坚韧地慢慢地走去。

·柔石引述鲁迅的话，录自1929年10月14日《柔石日记》，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怎么可以没有希望呢。否则，人也活不下去了。我不曾看得那么黑暗，以为就没有将来。……黄金世界，该有的罢，也不能以我不乐意去，别人就不去了。

我自然相信有将来，不过将来究竟如何美丽，光明，却还没有怎样去想过。倘说是怎么样才能到达那将来，我是以为要更看重现在；无论现在怎么黑暗，却不想离开。我向来承认进化论，以为推翻了黑暗的现状，改革现在，将来总会比现在好。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到将来再说，现在总须先改革。将来实行什么主义好，我也没有去想过；但我以为实行什么主义，是应该说现在应该实行什么主义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这就好比把一切过路人都当强盗看待了，是很不好的。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一个民族只要努力不懈，一定可以复兴!中国一定也会有大的变革。

·1929年5月25日在未名社与金九经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连钱玄同、顾颉刚一班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他(指周作人/编者）的名字，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

他曾送李大钊之子赴日，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他却偃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我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

他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1936年10月25日致周作人信，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她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住在绍兴，那里没有领事馆，她还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撒起泼来，顶多只是装死晕倒，没有别的花招。但有一回，这一花招却被她兄弟重久在旁看见了，就说不要理她，她自己会起来的。这才把家里人长久以来被她吓得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但到北京以后，她却不同了，因为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气焰嚣张的时候，北京又有日本使馆，她便倚势凌人，越发厉害，俨然以一个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了。事事请教日本人，常和日本使馆有着联系。我被赶走后，一有什么风声鹤唳，她就在门前扯起日本旗，改周宅为羽太寓，这也是周作人奴性十足的表示，信子们唯恐日本军国主义不侵略中国，日本人来了，对他们有好处。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所谓兄弟》，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这是我四弟(椿寿)的遗像，你们仔细看看，他的相貌像谁?

这张画像是照着我的脸画的，怎能不像我呢?……当时请来的画师没有看见过四弟，只好详细地询问四弟的相貌、年龄、身材、衣服等等。而太师母当时正在极度悲痛中，一时说不出四弟的特征来。她只说他长得很讨人喜欢，白白胖胖的，穿和尚领长袍等等。画师听了这番话，得不到要领，无从下笔。我知道画师为难的是脸型，画遗像脸部最要紧，脸画不像，其他画得再好，也是枉然。于是我向画师说：四弟的面容很像我，就照我的脸画好了，这才解决了画师的困难。遗像画完裱好送来，老人看了非常满意，连连称赞这位画师的手艺高。……我至今没有告诉他老人家，她认为满意，精神有所寄托就好了，何必一定要告诉她遗像上的脸是照着谁的脸画的呢?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这回是引了我的《影的告别》，说我是虚无派。因为“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就断定共产主义的黄金世界，我也不愿去了。……但是我倒先要问，真的只看将来的黄金世界的么?这么早，这么容易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可仍旧有些不确实，在我看来，就不免有些空虚，还是不大可靠!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8月版《回忆鲁迅》。

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有时候，我还觉得有脾气也很好。

·与丁玲的谈话，录自丁玲《鲁迅先生于我》，文刊1981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

谁说我有本事，又能干?我常常上人家的当，吃别人的亏的。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中国人所谓没有出路，不是替大多数人着想，他是为自己没有出路而嚷嚷，譬如杨村人等之找出路就是这样。

·1936年5月10日与C先生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

·1936年5月11日与C先生(胡风)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真是无耻之徒(指广州的国民党方面的工人纠察队/编者），直到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作，李芒译《谈鲁迅》，文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在中国古已有之：权势者把学者集中起来，然后让他们写文章；如果文章中有似乎反抗的语句，权势者便立即将这个作者杀死。在中国，其他国家很自然的事情却不能自然地去做，而其他国家不可能的事情却是可能的。我不明白现在的政府为什么恨我的理由。我猜想，大概是我的正直行为不中他们的意。我想使国家尽量好一点，但政治官员却随便怎样都无所谓。我同情自己的同胞，拼命想使他们多少觉悟一点，但政府官员却安于现状。我为中国的将来担忧，但政府官员却只考虑眼前之利。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朝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

真是这样!从古以来，在中国，成功的不是强盗便是近乎强盗的人。灭亡了元朝的朱元璋，成了明太祖，在中国历史上大名远扬。但其实，他不过是强盗中的伟大者，最大的谋反成功者而已。中国的狂人都梦想当皇帝，那是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榨取。在中国，谋反也成了一种商业，至少是一种有趣的竞戏。最近，更有不愉快的事，那便是要将这种榨取合法化。现在的财政部长，要在他五十六岁生日之时聚集十万元巨款，就说他终于长命活到五十六岁，高高兴兴地收集并交付十万元的愚民们在哪里呢?这个，不是巧立名目的榨取又是什么呢?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朝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

以前师傅对徒弟，除剥削之外，也还多少要留一点后步，因为徒弟是总要出师的，出师了就是独立的手艺人。现在上海的老板，对待童工，却只有剥削，连他们剩上的几条筋都要被吃掉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但是他们是有“主子”的，于是本能地与大众为敌。那些洋场恶少们，自然是一些孱头，渣滓，不足为道，但一到够得上和外国人讲话，也就飞黄腾达起来，主张杀，杀的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四卷。

同是青年而不可以一概论，志行薄弱者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别国的硬汉为什么比中国多?是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中国也有好青年，至死不屈者常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其不能熬刑至死者，就非卖友不可，非贩人命以自肥不可。所以坚卓者壮烈而先亡，游移者偷生而堕落。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不晓得可是事实(指1931年一学生竟抱怨自己是学生出身)。其实，倘是革命的，负责而切实地工作，那效果总是归于革命的，被骂为小资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可耻。就是一个道地的工人罢，但假如是一条懒虫，或竟是一个“叛徒”，那不也还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还没有工人出身的作家，倘有，如果自身不强，也会被这一批人一哄，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罢。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曹操虽外示仁义，终容不得弥衡一顿臭骂。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可见他(指杨杏佛/编者）当时是清醒的，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就说动物罢，也有动物的本性，临难时也先救护幼小者。有后代，就是有将来!……能够如此，也是不容易的。

今天蔡先生是去的(指蔡元培先生去参加杨杏佛送殓仪式/编者），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指宋庆龄/编者）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季(指许寿裳/编者）也去的。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有两种人最可厌，一种是倚老卖老，看不起青年，越是道貌岸然，越是诡计多端的“圣人之徒”；还有一种是到外国去了一趟，学不到什么东西，回来高视阔步，假充斯文的人。

·与祝静远的谈话，录自祝静远《回忆鲁迅先生》，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编印《乡友忆鲁迅》。

中国没有肯下死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搜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搜集，也可以窥测一时的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欣慰的纪念》。

我看，达尔文这人，也留心社会的，就只没有看出社会的阶级对立和斗争。他是生物学家，从自然界的进化进而推知人类的进化。倘自然界也是进行阶级斗争，那他也早就知道了罢。但这是在不同的人类社会，所以就只有让学经济的马克思来发现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弄古书，要没有道学气，以避免迂阔和拘泥；但也绝对不宜有才子气。要那样，即使求之今人，也是很难得的。

·与唐弢的谈话，录自唐弢《纪念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2卷第2期。

真的孔夫子，他是富有人情味的，孟夫子就不同了。

·与曹聚仁的谈话，录自曹聚仁《鲁迅与我》，文收曹聚仁著，三联书店1987年版《书林新话》。

章先生著《学弊论》所谓“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已固”。这话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穷不是好事，必须振拔的。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指死时/编者），我平生言论和主张，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指立正式遗嘱之事/编者）恐没有必要吧。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月号《作家》。

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三联书店1973年版《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五、文学与政治

那时在民国初期袁世凯的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严厉的弹压。谁要是批评政府什么，立刻就会被特务逮捕，当然，抓去的人是决不会再回来了。甚至在家里说一句话也会被捕了去，因为家里的厨师、车夫什么的，也全都是特务呀。我原来就喜欢拓本、绘图等，为了逃避这种危险，除了拓本之外，其余一切都不说了。家里有客人来访，就只说些拓本的事；在旅途中与朋友也只谈些拓本的事，正因为这样，我现在的脑袋还联着身体哩!

·与仓石武四郎的谈话，录自仓石武四郎作，陆晓燕译，尹绍汤玉校《鲁迅的追念》，文刊日本大安出版社1966年10月版《大安》12卷10期。

赴厦门途中

到南京才糟呢，晚上检查旅馆，我们带的箱子很多。宪兵说不要全查了。他只指定一个箱子，要我打开。不巧，那只箱子里面，偏偏有广平的党证在里面。我想，这糟了，在他们开手翻检时，我就在想主意，想来想去，只有一个陈公侠在徐州作师长。他总算孙传芳的人，要是有问题，只能打电报向他求救了。幸而，广平的党证，装在空白信封里，没有被检出来。

那时候，已经感觉到糟了!但是因为军人们(指鲁迅与许广平在南京的一个旅馆中，遇上了来搜查的孙传芳军人/编者）只翻行李的底层，却没有注意到在最上面的党员证。(指许广平的国民党党员证/编者）

(增田涉问：“如果发现了会被杀死吧?”)“大概是要被杀掉的，因为那时的国民党员，如果被发现了，马上就要被杀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倘若有人问我，可曾预料在“革命”的广州也会有那样的屠杀；我直说，我真没有料到。姑不论我也是抱着“美梦”到广州去的，在那里，还在“合作”的时候，我就亲眼见过那些嘴脸，听过那些誓言。说我深于世故，一切世故都会没有用的……还是太老实，太相信了“做戏的虚无党”，真上了大当……我终于吓得口呆目瞪……血的代价，得的教训就只明白了这上当。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只是弄弄文学的人，以为对于战斗的青年有些小帮助，有时还是特意为了满足他们的希望而鞭策自己，政治上的事情不曾怎样去细想过。到我那里来的青年，有的大概真是共产党员罢，但我也只是风闻，他自己不说，我是不去问的。头几天还见过面的，忽然知道他已经不在世上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那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以压迫。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收《而已集》/编者），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域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愿，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我们两人(指鲁迅和李立三/编者）各人谈各人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两枪，继续战斗。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文刊1951年《文艺报》第4卷第5期。

李立三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开好旅馆找我谈话，开门进去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李立三，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与胡愈之的谈话，录自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我主张还是坚守住阵地，同国民党进行韧性战斗，要讲究策略，用假名写文章，这样，就能够真正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李立三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我就回来了。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文刊1977年第5期《天津师院学报》。

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容纳“礼拜六派”进来也不妨，如果他们进来以后不抗日救国，可以把他们开除出去。

统一战线要有个核心，不要被人家统了去，要被人家利用的。“左联”应该在这个新组织中起核心作用。至于夏衍说不解散“左联”，则有些人要害怕这个新组织，不敢加入，如果这些人这样胆小，那么抗日也是假的。

对他们这般人(指周扬、夏衍等人/编者），我早已不信任了。

“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国民党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面卖的是什么货色。

(不久“赛金花”出来了)原来是这个货色(说罢哈哈大笑)。

·与茅盾的谈话，转自周晔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当一个人穿衣，吃饭，说话，行路，交友都感到不自由的时候，连狗都会不舒服起来，想着往墙上跳出去的，莫说人，不过那一年(指1930年/编者）的事(指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编者），在我是拗不过友人之情而才参加的。某夫人(当指宋庆龄/编者）主动，杨××(指杨杏佛/编者）执实。而杨与蔡(指蔡元培/编者）之关系是人所共知的。杨在中间，当然不会让蔡置身局外。我和蔡是同乡同事又是世交，经蔡力邀，就这样拉拉扯扯的给摆上了一份。在我则无所谓，在惹不得者以为了不起，仿佛有十万大兵埋伏其间似的，你想，可笑不可笑……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民族危难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隘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复去的机会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因为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当采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在战斗过程中，决不能在战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点忽略，因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错误，都是整个战斗失败的泉源啊!

·与芬君的谈话，录自芬君《鲁迅访问记》(据作者称，此文印前经鲁迅校阅/编者），文刊登太编上海长江书店1936年11月初版《鲁迅访问记》。

前几天从南京来了一个客人(指李秉中/编者）。他是特地跑来探问我的。是个从前的学生。十分惦念着我。今天又从南京寄来了一封信。信里头说着这样的话：“先生的通缉令自从发表以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因为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关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恐怕做了之后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

我因为很寂寞，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去(指赴苏联疗养/编者）。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为了我需要养病；另外国民党想搞我，处境有危险，到苏联安全。但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五十多岁了，人总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那么危险。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儿还要斗争，还有任务，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任务。敌人是搞不掉我的。这场斗争看来我胜利了，他们失败了。他们对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我抓去杀掉，但我看还不会，因为我老了，杀掉我，对我没有什么损失，他们却损失不小，要负很大责任。敌人一天不杀我，我可以拿笔杆子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总会使敌人高兴。请转告苏联朋友，谢谢他们的好意，我还是不去。

·与胡愈之、冯雪峰等人的谈话，录自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我反对专制主义，也不赞成无政府主义。

·与杜力夫的谈话，录自杜任之(杜力夫)《鲁迅在劳动大学讲课的前后》，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

在现在是不行了。人道主义非常力弱，禁不起马克斯主义的攻击，在马克斯主义已把它打死了的现在，它恐怕没有用了吧；然而，只可惜在中国是打死得过早了一些。

人道主义，在中国是因白色恐怖而产生的，所以当它助善而抗恶的时候，它是有益而无害的。从前，创造社诸君曾指我是人道主义者，大攻击过我。其实，我是未曾以人道主义反对过革命者杀反动的人。有了以人道主义来作为反革命的工具的时候，再开始攻击它也不为晚呢，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怪事体?——人们同情你，你反倒说他“可恶!”“该杀!”而那些作为你的当面的敌人的，你反倒默不作声了。

·同一位革命者的谈话，录自柳静文《关于鲁迅先生》，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你对佛教颇有研究，但信仰要自由，自由最可贵。为了自由，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为它牺牲生命。菩萨如果有知，他也应该理解。

·1928年7月13日在杭州灵隐寺与郑奠的谈话，录自郑祖樵《鲁迅与许广平游杭州》，文刊2004年第8期《鲁迅研究月刊》。

爱罗先珂回到俄国去了。(爱罗先珂于1923年归国/编者）。(荆有麟问：“怎么，来信了么?”)已经死掉了。

一个日本朋友来信，说他在日本待了一些时候，又是寂寞呀，寂寞呀天天喊，最后终于下了决心，回到俄国去了，可是，他不赞成共产党的作法，于是不明的死掉了。

(荆有麟说：“他大约反对共产党吧?”)

我想是的!他主张用和平建立新世界，却不料俄国还有反动势力在与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当然要用武力消灭敌人，他怎么会赞成呢?结果：他就被作为敌人而悄悄消灭了。(按：苏联肃反未波及爱罗先珂，1952年他在故乡去世）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如果我到了苏联也会和纪德(Andre'Gide，1869—1951年，法国小说家。1936年去苏联参观，并写出《访苏归来》，对苏联现状多有批评/编者）一样认为托派在苏联只不过是一种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精神。

·与一位青年的谈话，录自一丁《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版，转自古远清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

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他们(指斯大林等/编者）这样干，行吗?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裘沙《冯雪峰同志谈鲁迅补遗》，文刊2001年第10期《鲁迅研究月刊》。

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不够的，并没有把握住客观的现实形势。英雄主义的公式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李立三路线同样陷入了左倾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李立三是失败了，他们也失败了。现在的青年大都是幼稚的，攻击我是反动，但他们什么也不懂得，却好像是吃了辣椒似的，因为辣椒一时是会使人兴奋的。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鲁迅传》，转自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一)》，文刊2000年第3期《鲁迅研究月刊》。

他们想要打倒我，叫嚷着什么不打倒鲁迅，中国就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学，最后竟干出了连我的婴儿也加以攻击的丑事。可是他们自己倒台了。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卞立强译《鲁迅传》，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作这种评价的还只有何凝(指瞿秋白/编者）一个人!同时，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的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我实在不大佩服一些所谓前进的批评家，他们是眼睛不看社会的，以为终是鲁迅爱骂人，我在战场上和人斗，他们就在背后冷笑……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武定河(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文刊1937年3月25日上海《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

你对我说可以，不要再对别人讲了，影响不好。(指瞿秋白对鲁迅说，自己做党的领导工作是使犬耕田，他在给鲁迅、茅盾的信中即署名“犬耕”/编者）

·与瞿秋白的谈话，录自姚锡佩《鲁迅读〈多余的话〉之后》，文刊1989年第11期《鲁迅研究动态》。

他(指秋白/编者）有消极情绪，政治斗争性有些衰退。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略谈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瞿秋白是中国人里面最优秀的一个。他的牺牲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与萧红的谈话，录自B��H�甭薰�夫作，尹锡康译《回忆我搜集鲁迅材料的时候》，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