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出版）为什么？
《希望的敌人：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落》是一本只有巴掌大的小书，不过它所讨论的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大学存在的意义何在？人文学者的使命是什么？写作、发表或出版的意义何在？市场化和行政化如何毁坏了大学的精神？人文学者在市场化和行政化背景下是否可能保持学术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
作者林塞·沃特斯是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文学主编，作为一名出版人，同时也是有影响的人文学者，他长期关注大学人文出版物的发展，关注与此相关的大学人文科学的学术评价问题。林塞发现，二战以后大学人文学科学术评价的一个重要而影响恶劣的现象，就是将学术评价“外包”给出版社或者学术期刊。所谓“外包”指的是大学内部的学术评审机构，对有关职称评定或者晋升的学术评价，只是考核发表论文的数量及期刊档次，出版书籍的数量及出版社等级，而不再阅读论文和书籍，不再讨论论文质量及书籍内容。这样一种纯粹形式而非内容的评价，实际上意味着大学评审机构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这样一种完全根据数量及发表（出版）机构的等级和档次进行评价的做法，实际上就相当于将评价“外包”了。
学术评价“外包”被林塞看成是大学行政化和市场化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它的结果。学术评价“外包”，是学校内部学术评价机构丧失学术评价能力的结果。——并不是学术研究工作者学术评价能力的下降，而是在行政化背景之下，官僚机构僭取了对学术评价机构的控制权力，其自身又缺乏学术及学术评价能力，于是才将学术评价“外包”给期刊和出版社。据林塞的研究，大学行政化趋势的加强及官僚机构对学术研究的控制，起源于二战。二战期间，大学应招研究核科学，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都因战争的需要而被1941年成立的科学与发展办公室所招募，参与军事研究。大学成立相应的官僚机构，承接研究任务，分配研究经费，考评研究成果。随着研究规模的扩大，这一官僚机构规模不断扩大，权力不断增强。
二战之后，大学官僚机构不断膨胀，以应对越来越深化的大学发展的市场化和行政化。成为学术管理和控制机构的官僚机构，实际上僭取了学术评价的实权，官僚机构并不具备从内容和实质上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能力，于是简单化地单纯依赖数量和等级对学术成果进行形式上的检验和评价。这一模式的实质就只能是“外包”。作为出版人，林塞对这种状况甚是不满。一方面，出版社或者期刊并不比学校官僚机构具备更强的学术评价能力，因此学术评价的“外包”体现着一种并不具备专业性质的越俎代庖；另一方面，学术评价的“外包”体现着科学研究功能和性质的变异，这被林塞视为一种可耻而危险的现象。
在大学新的学术评价机制下，学术成就通过论文和著作的数量来体现。更多的出版物意味着更多的学术成就同时也就意味着更快的学术晋升以及更多的学术荣誉及其他金钱和非金钱的收益。科学研究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变成一个投入——产出的生产过程，一个成本——收益的经济过程。科学研究就是制造出版物，就是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林塞发现，在过去20年里，由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麻省理工以及普林斯顿等大学出版社发行的新书增长了一倍，印第安纳大学和耶鲁大学增长了两倍，斯坦福大学增长了五倍。在198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初版了543本新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初版了802本。到2000年，剑桥升至2376本，牛津升至2250本。书出得越来越多，但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在过去30年，人文学著作销售量已经从每本至少1250册降至275册。
发表或者出版究竟为了什么？在大学新的评价体系之下，论文和著作的发表或出版似乎与发现真理，探索规律，拓展知识毫无关联。发表和出版只是一个事关个人研究成果（数量），事关个人职业晋升的手段；为艺术而艺术，或者为科学而献身，不仅天真，而且注定失败。在大学考核中，因为数量是决定性的指标，于是实质性的评价就只能让路。因此，当我们进入一个学术繁荣的时代时，却发现汗牛充栋的出版物其实那样的相似，都是一样的空洞无物，一样的滥竽充数，一样的浑水摸鱼，一样的挂羊头卖狗肉。
林塞认为，出版物的泛滥不仅在浪费资源，破坏自然，还在毁灭着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以数量为考核指标，质量必然受到破坏。当市场上充斥着可有可无空洞无物千篇一律的坏书时，好书产生的可能性就降低了。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在低投入的坏书可以实现功利主义目标的时候，任何一个功利主义者都不会愿意下更多的功夫，投入更多的成本去写作出版一本好书。在这个功利主义的世界里，只有功利主义者才能生存。
不发表则灭亡——更多的发表意味着更好的生存和更好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大学的时代精神。在这一精神指引下，科学研究正日益丧失其独立和自主，丧失其理想和信念。出于功利主义现实目的的考虑，研究者会在选题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上下更多的功夫。因为研究的目的在于成果而不是科学本身，于是结果的易得性和可把握性就成为选题的关键，很少有人还愿意去关注那些重大的课题，甚至涉足事关理论和观念的重大课题会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不自量力或者缺乏素养。研究课题的选择过程就体现着赤裸裸的投机和钻营。一个成功的研究者往往就是一个精明的学术商人，是一个能够娴熟把握成本收益的，能够精明解析投入产出的决策者。
林塞很悲哀地意识到，在现有考核和激励机制之下，学术界四处弥漫的，是一股怯懦之风。研究者都成为斤斤计较于琐碎事务的商人，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人们孜孜以求快速的成功，置科学精神和独立品格于不顾。在市场和行政的暴行之下，人们都小心翼翼的，不敢越雷池一步。既要看市场的脸色，又要遵循行政的命令。人们都变成怯懦的投机者，变成循规蹈矩的小媳妇儿。林塞感慨，在这样一个时代，学术界最流行的想法就是尽量避免有想法。为了成功，人们要尽力变得无聊，变得琐屑而现实。
“我们刚刚经过一个“群愚”时代，一个著作泛滥、废话连篇的时代。”（[美]林塞·沃特斯:《希望的敌人：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落》，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P84）看着满目的滥书，看着一片片森林为了这些滥书而被砍伐，林塞伤心而愤怒。“我们急于著书立说，让各个图书馆都汗牛充栋，结果某些东西就损失掉了。”（P86）我们丢掉了什么东西呢？显然我们丢掉了好书；我们还丢掉了深入的思考，丢掉了科学的精神和独立的品格。
学术生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如果不仅仅是通过出版物来体现我们的平庸和愚蠢的话，那么出版或者发表也许就不是那么必要和重要了。林塞说，“让我们把新生儿的啼哭声，一种世界上最甜美的音乐声，和男人的喧嚣声（喧嚣的大多数的确是男人）做一个对比。这些人争权夺利，并鼓励年轻人在发表文章时滥竽充数，只要能达到压倒别人的目的就行。”（84）
尼采也这样说过，一个人只有在必须打破沉默的时候才应该开口。如果说学术生活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思考的话，我们知道，有些人根本不发表也可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比如苏格拉底。思想史上，有很多人并不热衷于发表或者出版。林塞相信，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或者不轻易发表，也许是因为碰到了重大问题而胆怯和谦逊，或者是因为真正理解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而自感渺小。而有些人则纯粹是厌恶不断膨胀的学术产业，不愿再往里添东西。林塞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会被忽视；真正的创新者往往是最容易被认知所困扰的人，因为他们偏离了常轨，走到了无人涉足的地方。“可以听见的旋律很美，而听不见的更美。智者愿意表达思想，但他更愿意探索思想，而且知道自己必须轻手轻脚。”（93）如果思想才真正具有价值——想到了为什么还要说——说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写——写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发表？真正的智者是沉默的。这个世界太多喧嚣，太多噪音了。
读完林塞这本巴掌大的小书，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忧伤。
我也忧伤而感慨。一时对林塞，对自己，充满了同情——
“哎，你也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
哎，你也是这样一个落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