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天(2015-09-02)

赵峰 原创 | 2015-10-20 09:22 | 收藏 | 投票

 开学第一天

 

新学期这么快就到了,我有些猝不及防。我的心绪还在度假当中。

一直以来,面临开学我都会紧张,都会做一些关于上课的梦,比如找不到教室,误了上课时间,学生不听讲并起哄……我是一个演讲恐惧症患者。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某位合伙人就是这样。最典型的演讲恐惧症患者是经济学家斯拉法,后来凯恩斯不得将他安排到图书馆,让他逃离教学的困境。

这一次,临开学前一天还是没有做有关上课的噩梦。其实还是有些紧张的。我从七月初就给自己放了假,一直在外漂泊。将近两个月,差不多就没有读书。去西藏的时候,以为辽阔的天空下会有一大块读书的好时光,但在西藏的半个月中,我每天醒来就兴奋,睡下就踏实,几乎就没有产生过读书的念头。带去的三本书还有一本完整地送给了校友周君。

所以,离开学两三天的时候,感觉到一点焦虑。两个月在外漂泊之后,我的思维还是经济学的吗?我的表述还是理论或者学术的吗?如何能将我的思维从旅行中转移到教学,从生活中转移到学术?那几天我摊开几本经济思想史相关著作,拼命恶补。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中间除了吃饭,就是读书。面对着书架,又开始酝酿雄心勃勃的阅读计划。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不会有太大问题。除了读书和教书,在学期当中,我没有太多别的事情需要去做。

单纯为上课而紧张倒是不存在,我一学期讲的那些思想史课程内容,我在梦中也可以完整地阐述出来。即使是一个演讲恐惧症患者,我也同时是个喜欢上课的人。所以,准确说,我的紧张并不是来自恐惧,而是来自期待。

开学第一天就上午下午各有一次课。路上遇到老张,他说恭喜你得奖了,我说我得的还是两次奖。害怕第一天上课一般是因为有学校的检查,这是走形式的工作,但这种走形式还是会带来一些压力。我似乎对此倒是不甚在意。站在讲台上的我,就是唯一的权威。

 

第一次课讲的是导论。这部分内容一般讲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不就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学”三个问题吗,有的时候人们都懒得去讲它。我通常要讲一次课,有时候时间控制不好就讲到一次半。前松后紧,这是我学期时间安排存在的问题。我倒不觉得是个问题。据说国学大师黄裳讲《诗经》,开学讲“关关雎鸠”,一年后还在讲“在河之洲”。我无意比附,但我很钦佩那种讲法中体现的博学。其实真正放开来讲,导论中的这三个问题,也可以讲出很多东西出来。但是,有关方法的问题,一开始还是不要展开太多。这些问题注定是枯燥的,很容易把人吓走。

以前讲“为什么”的问题,我一直采用熊彼特的观点。熊彼特的观点是对思想史学习研究意义的一个标准阐述,也是关于思想史学科意义的一个权威的宣言。他说思想史学习和研究是有意义的,一来他可以为学习和研究者提供经验和教训,培养他们的思维和洞察能力;二来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具有累积和演进的特点,学习思想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学;三来从思想史的发展可以发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有助于我们对理论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因为有熊彼特的权威,我自己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觉得言之凿凿。

可是,从有用性角度来考察思想史这一学科的意义可能会有问题。熊彼特说因为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发展有累积和演进的特点,今天的思想和学说是以往思想和学说发展的结果,在过去的思想和理论中有着理解今天的思想和理论的因素,因此思想史是有意义的。历史上的经济学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学。萨伊却不认同这样的论点。萨伊也承认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累积的特点,承认今天的思想和理论是过去的思想和理论发展的结果。不过,萨伊强调的是,既然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具有累积的特点,那就意味着在最新的经济学著作中,已经累积过往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因此,对于理解和把握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来说,历史就不再有意义了。从有用性来考察经济思想史的意义,熊彼特和萨伊的说法都有道理。立足于经济学历史的累积特点,熊彼特说有用与萨伊说没用,似乎都成立。

这要求我们要转变思路。讨论经济思想史的学科意义,似乎应该超越有用或者无用,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认识。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就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言,就主体对客体价值或者意义的评价而言,应该有至少两个不同的思路。一个思路就是通常的评价模式,从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来评价,也就是从客体满足主体实现某个具体目标的具体作用来评价。在这种评价中,客体被看成是是一个工具,一个主体借以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主体从客体满足自己需要的角度赋予其价值,这就是工具性价值。工具性评价应该是经济学一般的或者主要的评价方式,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唯一的评价方式。效用价值论实际上就是工具性评价的一个应用。

但是,单纯的工具性评价可能是狭隘的,仅仅依靠这一评价可能会造成对事物认识和评价的挂一漏万,影响我们的正确认识的形成。比如经济学说上讲为什么自由是有意义的,通常就是从有用性角度加以认识,也就是赋予自由以工具性的价值——自由意味着各种资源可以不受约束地进入或者退出市场,从而意味着配置效率的改善。这种认识当然不错。但是,如果自由的价值仅仅是配置效率的改善,那么自由就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或者说,如果我们只关注到自由的工具性价值,那么它最重要的价值可能就被忽略了。实际上,对于人类,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自由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自由是我们生命价值的基础。自由对于每一个个体的这种价值,叫做建构性价值。有了自由,我们才成其为人。这一价值太重大了,是任何其他价值无法比拟的。

讨论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价值,似乎也应该有一个建构性的角度——对于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者而言,经济思想史有什么意义或者价值?我读意大利学者荣卡格利亚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得到一些有启发的认识。荣卡格利亚在该书关于方法论的前言中说,经济思想史对于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理论的竞争性或者经济思想的多样性,对于培养研究者的宽容精神,对于促进人们的思想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今天通过教科书学习到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实际上只是一个学派的一种思想和观念,那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这个复杂而多变的世界而言,多种思路和认识,多种思想和理论可能是更有帮助的。只有经济思想史能够提供经济学理论的竞争性和经济思想的多样性。新古典经济学是在经济学历史上思想和理论竞争中获胜那一派,当初与它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成长的那些学派被淘汰了。通过思想史,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些竞争性的思想和理论,可以了解那些理论是如何促进或者阻碍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变化的。这一切,对于丰富我们的认识很有帮助。进一步,对于一个经济学学习和研究者,宽容是一种重要的精神素质。究竟什么样的研究者更可能形成宽容的精神,从而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观点呢?是视野宽阔的研究者还是视野狭隘的研究者?是有思想史修养的研究者还是缺乏思想史修养的研究者?我想更可能是前者。其实,有没有宽容精神或者有没有修养,对于一个追求成功的经济学研究者来讲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做一个有修养的人相信会比做一个缺乏修养的人更有意义。

这样来理解,思想史学习和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有用或者没有用。从培养学习和研究者的知识素养和学科修养的角度而言,也就是从建构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者角度而言,经济思想史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史的这种价值,就是对于学习和研究者的建构性价值。

 

九月初是全国大中小学包括幼儿园开学的日子。

开学第一天,浏览到两条与“开学”有关的短信。

一条是龙应台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一段话——孩子,我要求你用功读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我故意只引用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里有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读出来龙应台先生对读书或者教育的意义的一个认识和评价,那就是读书或者教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工作,即更有收入和地位,更有成就和尊严的工作。这样赋予教育的,就是工具性价值。

教育的价值当然具有工具性。我们讲人力资本,不就将教育看成是一项投资吗?为更高的收入,甚至为更高的利润而投资教育,这不是工具性价值还会是什么?但教育的功能或者意义绝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受教育者的成长才应该是教育最应该关注的事情。

就在同一天,我读到奥巴马在开学日作的一场演讲,他也讲到读书,或者教育的意义。在奥巴马那里,讲到了知识、能力、素质、责任感、公民意识,等等。这是他关于教育的意义的认识,这是美国人赋予教育的意义。奥巴马关注的,不是教育对于受教育者或者教育投资者的具体作用,不是工作或者利润,而是受教育者的成长,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和能力的形成,是整个社会公民意识的普及和提升。他赋予教育的,正是它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的建构性价值。

我无意于比较两国的教育理念,也无意于通过比附来强调经济思想史学习和研究的意义。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或者评价是可以有多个视角的,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只是提供了其中一个便于应用经济学思维来认识和处理的思路,工具性评价也只是一种适于经济学思维的评价方式。

20159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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