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和日本对文明的不同理解

　　中国对藩国的需要，除了文明发展的原因、世界大国理想的原因，也有一个综合的考量：藩国是中国的国防外围，我们可以通过藩国阻击外国的入侵。但是我们知道进入近代和西方打交道之后，原来的国防外围是没用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几千人到中国来，如入无人之境。

16世纪之前，西方人基本上以仰视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明。这种仰视一直持续到18世纪，即使是启蒙运动之后，西方人还是认为中国的文明非常了不起。中国文明创造的灿烂文化，不仅吸引着西方人，也吸引了中国周边的国家、族群。在中国文明向外辐射的过程中，作为成形比较早的国家，日本对中国文明的态度从唐朝开始，就几乎是亦步亦趋。

中国文明向周边扩张的时候，培养了几个最好的学生，其中日本是我们不得不提的。在一千多年的中日文明交往发展脉络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最好学生，中国的房屋构造、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教育方式、中国的人文服饰，都是日本人争相效仿的内容。

在吸收中国文明的过程中，日本表现出了一个“很特殊”的特点。日本不仅研究中国文明的大道，也研究中国文明的小技。我们讲“三十六计”，而阴谋诡计在中国是被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只有不入流的人才会讲阴谋诡计。再看日本，日本在一千多年学中国的道路上，不仅学“大道”而且学“小技”。《论语》的基本道理，日本人都会搞明白，同时，中国文明当中被正人君子所不齿的阴谋诡计，日本人也研究得很透彻。

自明治维新，明治天皇继位登基之后，日本的立国策就确定下来，全世界都是日本的经济可以抵达的地方，都和日本的经济利益有关。天皇宣布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日本的海军在全世界能够自由发挥功能。这跟日本的经济追求有很大的关系，日本的经济走到哪儿，日本的军事力量就应该有办法在哪里保护其经济利益。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的贸易立国、商业立国的原则越来越明确的时候，日本和中国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愈加明显。

而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又是怎么走的呢？中国通过这个协定，换得了十八年的安宁状态。湖南很有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到，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人浑浑噩噩昏睡了二十年，错过了二十年的发展机遇。在他看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本来有二十年可以飞速发展的机会，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去消化西方的技术，逐渐以农业文明的形态去嫁接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其结果就是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这两个条约的性质基本一致，就是迫使中国打开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北部中国也对西方开放了，打开了三个通商口岸，即山东的登州、牛庄和天津（后改为烟台、营口和天津）。北方的三个通商口岸，加上南部的五个，以及长江流域也对西方开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开放的过程当中，中国逐渐向近代化的起点、洋务运动的起点靠近。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在观念上，在理解世界、理解商品、理解资本的思路上，仍然没有多少进步。

清政府一直坚持，开放就是我打开你进来，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走出去。例如，从1860年开始，清政府建了北洋水师，建了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但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海军也是可以到全世界去保护中国资本所触及的任何地方。清政府只不过把林则徐时期的固定炮台改成可以在沿海近海移动的炮台。因为缺乏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整体的布局，中国海军一直在近海防卫。日本是要走向世界的，日本的资本是想到伦敦、巴黎去的。但是，我们从地图上看到，无论到哪儿去，日本首先得登到大陆上来。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个口号，叫做“生存空间”。战争的理论可以不作为一个依据讨论，但是日本在其发展过程当中，踏上大陆是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他看来，这就是他的“生存空间”。

日本在1860年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提出和中国通商的要求。这时日本和西方达成通商协议已经好些年了，他的通商经验远比中国丰富。中国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到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西方的主要大国也达成了一系列的协定。1860年四个条约，四个主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美国。中国和主要西方国家通商已经没有障碍，在北京可以驻公使馆，西方四个国家的资本进入中国也没有问题。与此同时，日本和西方国家建立了关系，中国也和他们建立了关系。日本在1870年，就派代表团来中国，意在何为？当然还说咱们是师生关系，中国把通商的权益给了西方，能不能也和日本通商？日本想和中国达成一个通商的协议。清政府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清朝的大臣们讨论来讨论去，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怎么可能，我们与西方通商，怎么能够跟日本通商？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通商？

1870年日本要求通商的时候，清政府的大臣们竭力阻挠，不愿意将与西方平等的通商权益给日本。曾国藩在这时力排众议，去劝说恭亲王。再加上他的学生李鸿章，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讲，通商就是通商，就像后来一百多年之后讲的，贸易就是贸易，贸易不能和政治挂钩。到1871年，经过曾国藩、李鸿章这么一拨人的不断要求，中国政府才最终达成和日本通商的协议，这样中日之间才解决了经济上的关联问题。但这是经济上的关联，紧接着中日之间又面临着势力范围问题上的冲突。

历史中讲郑和下西洋，为什么没有向西方开疆拓土、去殖民？其实郑和就是去殖民，只不过不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殖民，而是中国式的殖民，是中央帝国式的殖民方式。郑和下西洋带的物品，都是中央王朝给藩朝的礼物。有一种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贸易往来，就叫做宗藩贸易。宗藩给我的是土特产，我给宗藩的是中央文明，这个是不等价的，表达的就是中央王朝对宗藩的关怀，郑和做的就是这种事情，这叫中国式的殖民。这种中国式的殖民，其实就是两千年来中国这个中央王朝对周边的影响，是正当的、是对的。很多藩国就内化过来，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说到底，我们“中国文明圈”大概一直到甲午战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并没有把藩国划归为中国的一部分，也没有与其成为一个整体，只是一个文明体。

但是当面对西方时，中国就觉得顾不过来了。1860年之后，这些藩国就是准国家形态，都没有机会到中央王朝再来朝拜了，只能自己个人顾个人了。像比较远的非洲，郑和下西洋到的地方，不明不白就离开了，也没有什么文书关联。因为当时中国也没有像英帝国的殖民部，我们只有两个机构：一个理藩院、一个礼部。礼部相当于教育部，代为管理海外的藩国。理藩院是管理和中国山水相连的、陆地上的藩国。我们没有像英帝国的殖民部这样的机构来有效管理藩国，藩国就在不知不觉中脱离了中国。脱离就脱离，反正中国不在乎，将来有机会再说，没有觉得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中国对藩国的需要，除了文明发展的原因、世界大国理想的原因，也有一个综合的考量：藩国是中国的国防外围，我们可以通过藩国阻击外国的入侵。但是我们知道进入近代和西方打交道之后，原来的国防外围是没用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几千人到中国来，如入无人之境。在东南沿海，英国人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原来的国防外围基本没有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从南部一直打到北京，藩国也没有用。所以这也是后来宗藩解体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