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宣布了两岸领导人将于11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的消息，引起了两岸人民的广泛关注。这一即将举行的两岸领导人会面将开启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沟通的先河，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关于两岸关系问题，从大陆的角度来考量，可以分成多个层面。在规范层面，我们可以讨论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应当什么时候解决台湾问题。在经验层面，分析则是注重大陆和台湾关系的实际进程，两岸问题实际上会得到怎样的解决。但是“应当怎样”的问题和“实际上怎样”的问题往往是很难明确区分开来的。我在《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一书中聚焦于经验层面分析了台湾和大陆的关系问题，现在和大家分享。
在这里，我把两岸关系问题置于常用的三个层面，即短期、中期和长期。在短期层面，最重要的就是危机管理;在中期层面，就是遏制“台独”，或者维持现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就是要追求国家的统一。
1. 短期目标：危机处理
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独”力量主导台湾政治以来，危机一直不断。远的如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导弹危机貌似由大陆引发，但根源则在于“台独”力量制造的危机。大陆当时也缺乏如何应对这种由“台独”力量引发的危机的经验。1996年导弹危机之后，大陆在危机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时对由陈水扁废除“国统纲领”引发的危机的管理就相当有效。使其主导台湾的实际能力和影响力大幅下降。
但是，随着国民党领袖马英九的任职即将到期，台湾2016年领导人选举的开始，一直以来支持“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民调中胜出。其始终避谈“九二共识”，认为台湾经济问题是由于大陆崛起带来的冲击，在经济上向美“讨好”，在军事上欲与美结盟，对两岸关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危机形式，还是有关部门必须面对的要务。
2. 现状管理(反“台独”)
与之相关的是第二层面的现状管理。台海局势的现状就是台湾法理上仍然属于“一个中国”，就是说不管台湾的实际情况如何，无论在内部法律还是国际法意义上，台湾并没有法理上的独立性(即独立于“一个中国”)。但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说两岸是个统一的政治体。
近年来，大陆把管理台海局势的目标定位在反对台湾的“法理独立”上面，这是很现实的做法。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是一个事实，看不到这个事实，任何决策会是自欺欺人，犯大错误。即使将来统一了，也并不见得两岸属于同一个政治实体。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已经是一个主权政治体下的两个行政实体。和台湾政治上的统一指的是政治主权上的统一，而非行政上的统一。如何达成主权上的统一和行政权上的独立既是一个规范问题，也是未来两岸关系如何客观发展的问题。
现状管理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就是中美关系和台湾岛内主流政治力量的变迁。这里先强调大陆的政策能够如何影响台湾岛内的政治走向。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有效地改变了过去大陆并不具有实质性的途径来影响台湾当局的内政的被动局面。大陆比较有效地利用了两个因素：一是岛内的政治斗争，二是经济的区域化，也就是台湾和大陆两个经济体的高度整合。
在后李登辉时代，因为岛内权力斗争的加剧，给大陆创造了一个使用较为传统的统战方法的机会。从前，岛内各派政治力量，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想从向“台独”滑行获得政治利益。以民进党为中心的“台独”力量把持了“台独”这个道德制高点，牵着各派政治力量的鼻子走。在大陆《反分裂国家法》出台以前，尽管岛内也有权力之争，但争端的焦点就是大家互相比试着谁更能勇敢地向“台独”滑行。在2004年的选举中，亲民党和国民党曾经表现出比民进党更为“激进”。岛内的这种政治竞争置大陆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反分裂国家法》当然是对岛内每况愈下趋势的反应。但《反分裂国家法》一旦出台，就完全改变了大陆的被动情况。《反分裂国家法》把“台独”和战争之间画上了等号，民进党的“台独”不再具有道德制高点，国民党和亲民党也因此可以和民进党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区分开来。在另一个层面，《反分裂国家法》也使得美国的一些政治力量意识到“台独”的严重后果。如果美国不想就“台独”和中国大陆公开对抗，那么就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台独”行为。就是说，《反分裂国家法》加速了台湾岛内政治力量的分化，从而对岛内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台湾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表明大陆传统统战方法又可以起作用了。在《反分裂国家法》之前，岛内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敢和大陆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关系，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妖魔化，被认为是“中共的同路人”。《反分裂国家法》以后，为了台湾的整体利益，也是为了本身的未来发展，台湾主要反对党亲民党和国民党先后访问大陆，和大陆展开了具有实质性的两岸问题对话。中国共产党和台湾这两个反对党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诸多的共识。很显然，这些共识都是有利于台湾社会的。这样，不仅两岸的局势稳定下来，国民党和亲民党开始改变他们在岛内本来很不利的局面。
另一个因素是经济的区域化，或者说大陆和台湾两个经济体的高度整合。经济的整合里面可以分解出主要两个因素。一是所谓的台商。台商的因素很复杂。他们往往是机会主义者。在很多年里，一些台商甚至为“台独”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更多的台商是执政党和反对党两边都“押宝”。现在在大陆有那么多的台商，但是他们有多少回去支持拥护维持现状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亲民党，又有多少支持了“台独”?这种复杂情况以后还会存在下去。
比台商更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实际上是普通台湾人民，尤其是南部农民。经济的整合有可能使得大陆直接地影响台湾农民的利益，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们的投票意向。近年来，通过和台湾反对党的互动，大陆直接向台湾开放农产品市场。台南农民是“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基础。不过，很难假定所有的台南农民都是倾向于“台独”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台南传统上是民进党的基地，这些农民很容易被“台独”基本教义派所动员。如果大陆的市场和他们的生计能够发生直接的联系，那么情况就会改变。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民进党对大陆的这一政策拼命抵抗。不过，从长远来看，这种抵抗对民进党的负面意义大于其积极意义。或者说，一旦当台南农民体味到进入大陆农业市场的好处后，民进党就很难再抵抗下去。
有了这些可以影响岛内政治动态的途径，台海局势的稳定就有个基本的保障。当然，这对短期的危机管理也有正面的意义。对大陆来说，有了这样的基础，对危机处理就可以更加理性。
3. 追求统一
追求统一是大陆的长远目标。要追求这个目标，我们不得不把台湾问题置于国际关系之中。不管我们意愿与否，台湾问题已经被高度国际化，并且这种国际化已经相当制度化了，要改变它并不容易。如前面所述，两岸本身的交流对中期的现状管理很重要。但要真正解决台湾问题，国际势力必须考量在内。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要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中立化，没有什么可能性。美国方面所能变化的就是台湾问题在美国战略上的优先位置。中国能做什么来改变中国台湾在美国战略上的优先位置呢?
最主要的要算是继续和平发展(崛起)的国际战略。中国既定的国际战略是和平发展或者和平崛起。从经验层面看，到目前为止，这一战略非常有效。最主要的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为中国提供了可以和平崛起的机会和途径。这一战略在保障中国内部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同时提高了中国的外在影响力。但这一战略的实施并非没有阻力。在“请进来”和“接轨”的阶段，中国的利益和西方的利益相当一致，但在近年，中国开始“走出去”的时候，在外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不过，除此之外，中国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很多人对经济主义抱有怀疑。这里首先说明的是，经济主义并不是说不要军事建设。中国正常的军事现代化随着经济的崛起不可避免，以对付“台湾独立”的军事准备也属必须。但如果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放弃经济主义而转向军事主义为主，必然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西方世界，中国的经济主义路线遇到阻力。但在台湾问题上，经济主义路线一直在发生正面作用。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不可避免，而中国势必是这个经济整合的中心。台湾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圈的重要一个因素。不管岛内会如何调整其经济政策，政府主导台湾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台湾经济不可能失去大陆市场而健康发展。再者，一旦当台湾的农业整合进大陆的农业市场，台南农民的选举意向必然受到影响。只要两岸的经济进一步整合，就可以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一个基础。实际上，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也可以在经济整合中寻找。我的理解是，大陆对台湾只追求主权上的“统一”，而非行政上的统一。而经济上的整合对主权整合意义非凡。“深经济、浅政治”可能是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特征。“深经济”表明经济的一体化，而“浅政治”表明大陆和台湾的主权共享和治权的分享，即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而台湾则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