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丹等人说我是“历史虚无主义”、“政治浪漫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回应：
对于这“三顶帽子”，历史不是虚无的，但真象往往被掩盖和粉饰，如果说“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存在（在政治学中没有这个概念），那么掩盖真象、粉饰太平才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
“浪漫主义”可以追溯到叶赛亚·伯林和后来形成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潮。他们对（绝对）理性、 启蒙迷信的批评和解构具有积极的、正面的意义，也促使人们对理性、启蒙话语的重新审视，产生了“有界理性”，将公平、正义、平等吸纳到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中。但从本质上讲浪漫主义是反理性的、是消解现代社会价值的，这必然背离人类走向现代社会之路。我的思想转型的轨迹是浪漫—理性—有界理性。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即“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他们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反对政府干预、干涉，这不是我的主张。如果以一个谱系来定位经济学各种流派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的观点，那么哈耶克和凯恩斯是谱系中的右左两极，“自由放任主义”则位于哈耶克右边谱系之外。“中国模式论”是从东亚“发展主义政府”模式中移植、演变而来。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不是对市场缺陷的补充和校正，而是某种程度的替代，这已越过凯恩斯，跑到光谱之外的左端。中国当下有自由放任、监管不力的问题，但主要还是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管制过度，这在三中全会改革纲领中已讲得很清楚了。
当下中国在社会进步和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观点，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以平等、包容、理性的态度，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求同存异，寻求共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我看来，这才应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前辈、对社会、对未来的“政治交代”。
我愿意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进行交流，但特别害怕这种交流纳入到“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以文革的方式被贴上各种政治标签，这样的话，中国会重新回到封闭、僵化、专治的社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