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企业家遇到“两会”

吴晓波 原创 | 2015-03-14 23:24 | 收藏 | 投票

       一位相识多年的企业家朋友,赴京开“两会”,行前约老友一聚,话题只有一个:说什么,做什么。

 

  中国企业家的年度标志性聚会,大抵有四个。一是博鳌论坛,因部委及地方政府官员到会者众,是一次政商勾兑的热闹场合;二是达沃斯论坛,基本上是互联网新贵、央企领导人与国际政商界的“炉边闲话”;三是亚布力年会,算是一些中生代民营企业家和自由派经济学家们的“半闭门会”;第四,则是举国瞩目、最具有公共特征的北京“两会”。

 

  这四个会里,企业家朋友最向往去开的,却也是最不会开的正是“两会”。

 

  今年参加“两会“的民营企业家达到了创纪录的规模,根据计算,在胡润百富榜上的1271位富豪中,有203位是此次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比例约为六分之一,在全部5200余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集体中,他们的比例则为4%。这些富豪的净资产合计达2.9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1992年底的中国广义货币总量,或当今奥地利的国内生产总值。

 

  “两会“体制,就本质而言是现代政治代议制度的体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列举了六种政治制度,他认为,把个人政治、少数人统治与多数人统治结合在一起,让三者相互监督的“混合体制”是六种体制中最好的一种。不过在中国,它的制度设计则带有鲜明而难以言表的“中国特色”。

 

  一般说来,代表议政所涉及的范畴为三类,一类是泛公共性事务,一类是专业领域性事务,一类是对政府工作及责任的监督和评价。

 

  那么,让人感兴趣的是,当这203位民营企业家被选出来参与到国家公共事务的讨论时,他们分别代表的是怎样的族群和利益诉求,与其他界别的代表相比,他们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具备了怎样的优势,以及其参与的方式及结果又呈现为怎样的态势。

 

  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景象是,企业家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这一局面的形成,无疑与中国经济及社会变革的基本面貌有关。

 

  首先,在承认市场竞争的政策环境中,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力量,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民营资本成为投资与消费的最良性的驱动势力;

 

  其次,企业家的自我意识、财富意识和阶层意识全面苏醒;

 

  第三,管理作为一门技术被应用于广泛的经济和非经济领域,市场化的企业家行为成为社会创新和新秩序建设的关键。

 

  另外一个更为新鲜的景象是,企业家阶层正成为新的知识供应者和公共事务的意见领袖。

 

  在传统的定义上,企业家是“财富的供应及处理者”,知识分子则被认定为“理念的供应和处理者”,然而,在今日世界,这一经典定义正被颠覆。

 

  信息化革命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将世界推平,与此同时,物联网、医疗、新能源、环保技术等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对人类行为及公共治理的影响和渗透越来越大,由此所产生的专门知识使得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产生机制上落伍,其对社会演进的解释能力在削弱,因而,知识世界的地理疆域发生了大挪移。

 

  与此同时,互联网社交的普及,又造成舆论传播机制和理念表达机制的大变革,具有人格特征的企业家在社交媒体中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几何级地放大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过去几年里,正在发生的这种知识权力的让渡,在公共领域里已经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知识不是出现了真空,而是呈现为多点爆发的状态,企业家的公共角色变得更加宽泛。

 

  这些新特征的出现,已经非常真实地体现在了今年的“两会”上。

 

  在过去几天的“两会”活动中,一些企业家的提案,不但在专业领域内非其他界别代表可替代,而且公共辐射性也非常醒目,譬如李彦宏的“中国大脑”计划,郭广昌的设立“国家绿色银行”案,马蔚华对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提案等等。此外,俞敏洪对高考改革、郭为对“农地确权改革”的提案也体现出较高的专业性。

 

  在本次“两会”中,民营企业家的知识素养不再被诟病,“雷人语录”明显减少,相对的,没有提案或提案能力羸弱者,则会遭到业界的嘲笑。

 

  与上述景象相比,两会中的企业家在对政府工作及责任的监督和评价上,则表现得极其谨慎,甚至无能为力。在当今中国的政商环境下,对此进行苛求,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就在我的那位企业家朋友的行前聚会上,酒酣耳热间,论及未来数日的代表角色,他自问了三个问题:“我是谁选出来的?我能代表谁的利益?我对谁做出过承诺?”

 

  这三个问题,有的是悬念,有的是“雷区”。

 

  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中国的企业家朋友遇到“两会”时,既跃跃欲试而又心存疑虑和忌惮。

个人简介
“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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